特定装饰铜器与生产作坊关系考辩——亚址、亚醜、戴家湾铜器与孝民屯铸铜作坊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单一因素的单眼蹼形大角特定装饰造型分别见于晚商“亚址”“亚醜”铜器和西周早期“户”“鼎”“■”铜器的现象以及孝民屯铸铜作坊同类陶范出土情况的分析与考辩,认为同一特定装饰的铜器、甚至是形制、纹饰完全相同的铜器可以分属两个不同的族群或家族;同一铜器铸造作坊可以为不同的族群或氏族铸造同一特定装饰铜器、甚至是形制和纹饰一致的铜器;同一铜器铸造作坊可以为不同王朝铸造同一特定装饰的铜器,且一般分属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文化;同一特定装饰的铜器往往为同一阶层所有,可以跨族群、氏族却不能跨越社会等级。

明清徽州大姓的婚配状况和族姓关系——以休宁茗洲吴氏为例

明清时期,徽州大姓对族人的婚姻甚为重视。茗洲吴氏作为大姓宗族,其婚配状况及族姓关系颇具参考价值。文章通过对茗洲吴氏内部婚配状况及外部族姓关系的考察,研究发现该族联姻范围甚广,于数量上涉及郡望诸姓,且联姻族姓较为集中,于地域上不限于徽州。在族姓关系方面,该族以婚姻为基础,同姻亲之族合资经商,在先祖坟茔被侵占事件中与诸吴支派加以统合,重建了吴氏联盟。这表明婚姻维系了徽州的“宗族社会”关系,加强了徽州大姓之间的联结。

中国传统宗族论

研究中国传统宗族,必须从宗族与宗法血缘关系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影响出发,对传统宗族进行客观的历史分期,尔后才能明确其范畴及其特征。中国传统宗族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宗族萌生到春秋时期;后期自战国秦汉直至现代。在这一大前提下,后期宗族又可划分为各具特色的三个阶段:自战国到唐前期的中古宗族,自唐后期到明清时期的近古宗族,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宗族。前期宗族是具有共同的生产、共同的财产、共同的组织与首领、共同的武装、共同的教育与信仰、共同的祖先等等的宗法血缘共同体;后期宗族则是具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组织与首领以及在生产、财产、教育等方面有一定共通关系的宗法血缘共同体。宗族与宗法血缘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标志性内容,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清代前期科举回避制度

清代前期有空前严密的科举回避制度。其中 ,地区回避主要是 :某省籍贯官员回避该省乡试 ;官员籍贯在邻省三百里以内区域者要回避邻省乡试。江苏 (或安徽 )知府等以上官员籍隶安徽 (或江苏 )者 ,如下属主持江南乡试或阅卷 ,其子弟、亲族回避江南乡试。陕西与甘肃亦照此办理。顺天乡试同考官 ,南方人一律回避南方考生的试卷 ,以此类推。亲族回避规定 :和考官有某些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回避乡试。在工作回避中 ,内、外帘官之间互相回避 ;关于考官子弟是否回避该次考试 ,在雍乾之际制度出现了一些变化。清前期科举回避制度极大地减少了科场积弊 ,这是封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

论关族图书馆联系侨乡宗族关系的职能

文章从接收和管理捐赠、编印侨刊、提供宗亲交流的场所、举办各种宗族活动、传承宗族历史文化五个方面阐释关族图书馆联系侨乡宗族关系的职能,得出关族图书馆是联系侨乡宗族关系重要纽带的结论。

甲骨文所见商代族氏联合与联盟关系研究

甲骨卜辞材料显示,商代族氏联合与联盟的形式有族氏联姻、对外军事联盟、内部政治联合三种。其中,对外军事联盟分为三个层次,以商与侯伯、方国之间的联合较多;内部政治联合分为三种类型,以王族、多子族与其他族氏的联合较为常见。这些不同形式和类型的族氏联合与联盟的存在,表明商代的族氏外部关系具有平等合作的一面,商代社会结构具有较明显的族氏联盟色彩。

疑神宗教与人伦理性——从“祖先崇拜”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关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对精神世界影响最深远的宗教应该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家庭宗教 ,家庭宗教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 ,崇拜的对象是自己的祖先。在周礼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下 ,人们对鬼神持怀疑态度 ,在祭祀活动中视鬼神为“如在” ,这种宗教因此是一种疑神的宗教 ,在宗教活动中表现出自竭其诚的特点。这种宗教倾向使人们的精神生活转向此岸 ,在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关系中寻找寄托。

吐谷浑亲族与部族的关系探微

自吐谷浑建政以来,在其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吐谷浑亲族和羌人部族的两大势力集团,经过数十年的相互摩擦、碰撞、斗争,逐渐消除了吐谷浑亲族和部族间的矛盾冲突,开始相互认同、相互融合,这不仅加强了吐谷浑统治集团内部的凝聚力,而且其开始走向对外发展;发展中不断吸纳新的部族,逐渐形成了吐谷浑民族。

中央苏区的分田运动与地方主义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中央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对苏区社会原有的权力结构和地权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由于受到传统乡族关系和矛盾因素的深刻制约,在分田的过程中出现了乱打土豪、乱划阶级和假分田、乱分田等各种地方主义问题。地方主义问题的存在,集中体现了传统乡族亲邻关系、村落领地观念和地权私有观念对现代阶级革命的严重影响,表明当时中共分田政策的政治意图和社会目标并未得到彻底实现,反映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社会复杂性。

明清宗族保障与基层政权运行关系浅析

宗族保障的产生,是我国传统社会国家救济匮乏,人们探求自我保障、团体保障的必然产物。作为依附于宗族的一个功用,宗族保障在赋税缴纳、地方治安、地方文化等方面间接地通过宗族组织对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积极或消极的后果。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宗族完全服从于政权,但其中既有家国同构、互促共存的一致性,也有强霸一方、挑战权威的矛盾和斗争。

唐代《王庆诜墓志》反映的太原王氏婚姻关系

《王庆诜墓志》详细记载了唐代太原王氏及其姻亲陇西李氏成员的郡望、名讳、仕宦和婚姻关系等,颇有史料价值,且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文章依据该墓志的记载,着重考析王庆诜的郡望、仕宦,及其本人和四女的婚姻状况,或可补正史之阙。文章认为,唐代太原王氏在婚姻关系上表现出社会政治地位受到抑制、通婚对象仍多为高门士族、依旧恪守高门士族的礼法等三个显著的特点。

浅议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族与家庭的关系

汉末三国时期 ,宗族内部个体家庭已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核心 ,宗族已从组织退变为父系血亲的聚居群体。宗族瓦解 。

潮汕族谱中的义利观及其在宗族关系中的表现

明清时期潮汕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极大的发展,宗族兴起。在这个过程中,潮汕人在价值观念方面受传统儒家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义在利先、义利并举的义利观。潮汕人价值观念在宗族关系中表现为重视宗族关系,族众之间互助救济,为了宗族的发展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贡献自己的财物,这种宗族救济和共享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慈善文化的特色。

中国哲学基本精神探析

全球化的呼声加剧了我国学术界梳理、沉思、拣选传统文化的急迫性。选择哲学这一文化核心内容为切入点，把我国传统哲学基本精神归纳为三个方面，即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天人合一”宇宙观，人与人（社会）关系上的亲亲人伦价值观，自然、人与自我关系上的直觉思维方式，并从现实出发予以评析。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杨家将》中辽宋边疆民族关系探析

《杨家将》是一部以北汉名将杨业一门投宋后,竭力抵抗契丹铁骑在宋边疆的不断侵扰,忠心捍卫北宋王朝为历史线索,加入民间传说演绎形成的一部小说。后来又经艺术加工而成为各种剧本,在百姓中传唱不绝,妇孺皆知。然而,通过这部演义小说,对于探究辽宋时期的边疆民族关系,揭示这段历史的特征,弘扬杨家将忠勇、爱国的民族精神,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传承优秀的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山区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能降低风险预期吗?——基于浙江四地山区农户的经验研究

文章将山区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分为宗族、亲戚以及邻里三种关系网络,以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4个山区县194农户为研究对象,考察三种关系网络对山区农户风险预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宗族关系网络并不能有效地降低山区农户风险的预期,而亲戚关系网络和邻里关系网络能显著地降低山区农户风险的预期。这一结论在分地区和分项风险预期回归时,结果依然稳健。政策建议:针对山区农户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加强山区农户的亲戚和邻里关系网络建设,特别是社会的帮扶、信贷等制度不断完善,可以有效降低山区农户的风险预期。

新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完善——以农村选举为考量

对村民直选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了概括的介绍和描述;对村民直选过程中存在的四个干扰或影响因素,即所谓困境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探讨,并具体地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思路和路径。

颜之推《颜氏家训》的说理方式初探

《颜氏家训》的说理非常注重情与理的协调,其独特之处在于以情理服人。作者充分运用了家族血缘基础上形成的心理优势,以浅近、宽容的话语,提醒、告诫后人;以作者自身的经历、见闻为"教材"垂训后代,以丰富鲜活的当代事例教育子孙;更借助生动深刻的比喻说明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作者强烈的自责精神和忧患意识贯穿全书,这使书中的情与理归于平衡,从而避免了亲情泛滥对理性的冲击。

客家联宗的族缘性特征研究:以闽西宁化张氏故事为例

联宗实践显示,联宗功能性需求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客家联宗具有一般联宗的血缘、地缘特征,还具有族缘特征。从客家张氏联宗表现出来的一些自我描述来看,具有编故事、讲故事的特征。在联宗发起者看来,祖先故事的真假已经不那么重要,拥有一个看起来较为完整的联宗谱文本就足够,因为联宗本身仅仅是一个策略而已,表达客家族群的某些利益诉求才是真正的目标,而这正是客家联宗的族缘性特征出现的背景。

论孔子的“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是孔子伦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命题之一。它既是氏族血亲之爱自然情感的遗留 ,又是维系社会人际关系的普遍存在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它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自觉地履行道德义务和责任 ,讲求“克己”的无私奉献精神。同时 ,“仁者爱人”是人的一种本性 ,“爱人”的内驱力来自于人自身 ,“爱人”的行为是此本性的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