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主与宋以降徽州社会相关问题探微

神主是中华文明中祭祖的重要物质载体。从商周到明清,宗族组织不断发展,成为社会教化体系之中的重要一环;神主及祭祖礼仪也经历了诸多演变,神主之礼贯穿于各种宗族祭祀礼仪之中,规范着社会秩序。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在宋以降徽州宗族组织化过程中,神主不仅发挥了助推各类祠堂建设、强化敬宗收族的作用,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尤其是在咸同兵燹之后,神主在徽州宗族重建过程中的经济功能得到强化。研究表明,神主与宋以降徽州社会有着紧密、深刻的互联互动。

“精卫填海”神话的文化内涵解析

"精卫填海"是我国广泛流传的上古神话,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理论方法对"精卫填海"神话的文化内涵进行解析,分析"精卫填海"神话展示的远古时期的鸟图腾信仰,诠释当时氏族制度下女性地位的高低,折射出中华民族的某种民族精神。"精卫填海"神话展现出的悲剧精神和悲剧意识是对以往"大团圆结局"神话的一种颠覆。

“神道设教”说考释

“神道设教”学说滥觞于远古时代,殷周之际人们开始对宗教祭祀的教化功能进行思考,至春秋时代逐渐酝酿成熟,战国时期方提出了“神道设教”这一命题,从而消解了敬天尊祖的传统宗教与自然哲学的紧张。它具有陶冶百姓,凝聚人心,纯洁风俗,稳定秩序,传承文明的重要作用,影响深远。

从姓氏源流看果洛藏族的宗教文化习俗

自古以来,自称为"董氏"的果洛藏族就居住在被称作"玛域"的黄河源头。在藏文文献和口碑资料中,"董氏"往往与当地的阿尼玛沁雪山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给果洛藏族的姓氏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它给阿尼玛沁雪山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文章依据藏文文献和口碑资料,就果洛藏族的姓氏源流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果洛藏族姓氏的渊源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且其历史久远,与藏族族源一脉相承;果洛藏族的阿尼玛沁山神崇拜习俗,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反映,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是藏族社会早期部落制度的一种辐射,也成为历史以来维系黄河源头社会秩序的象征。果洛藏族的姓氏源流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既是果洛地区藏族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文化习俗的沉淀,也是其部落文化和宗教信仰兼容性的折射。

谱系·图景·想象——当代女性家族叙事的主题形态与精神内涵

当代女性家族叙事是经由诸多当代女作家不断开掘的文学主题。在铁凝、张洁、王安忆等不同作家那里,这个主题呈现出不同层面的形态:其一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女性代际谱系建构;其二是对民间世俗里女性生存图景的描绘;其三是超越女性经验世界的神话想象。它们的存在,共同构成了当代女性家族叙事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内涵。

大禹宗谱与绍兴水文化

禹是传说中的治水英雄,但又是有证可考的。《姒姓世谱》中所体现的无处不在的大禹魂,说明大禹已经同绍兴的水文化紧密相联;绍兴人民创造了灿烂的绍兴水文化。

徽文化在安徽青年中的认同现状与教育研究

徽州先人通过劳动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与徽州绝佳的自然生态环境融为一体,构成了举世瞩目的地方特色文化生态。通过诠释徽文化的核心思想,调查其在安徽高校青年中的认同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提出传统文化的现代教育策略: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加强基本国情教育和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以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提供参考。

从《说文解字》看中国先民的凤鸟文化

以《说文》中与凤鸟文化相关的字词解说为对象,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在上古原始神话、氏族图腾徽征、华夏民族精神等方面考察了中国先民的凤鸟文化,发现其源于上古的原始神话,进而上升为氏族图腾徽征的符号标记,在华夏民族精神的伦理重塑下,最终凝铸了独具特色的凤鸟文化。

论谢庄之思想精神——基于门阀士族衰落的历史视角

谢庄是一位儒、释、玄兼容的文学家。作为世族门阀之子弟,其肩负着振兴家族、保全家族之重大使命,故而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严肃面对现实,既积极进取又适时"止足",令自己处于游刃有余的境地。同时,在玄风仍存、佛风正盛的时代文化背景下,他又沾染玄、佛之思想,但此两种思想只是作为调剂品在指导着其人生,并未占据主流。

孙惠芬小说的家族意识

孙惠芬小说涉及许多家族叙事元素,但与许多作家善于通过宏大叙事来创作家族小说不同,其小说没有宏大叙事,没有精心的故事设计,家族意识是通过稍显散淡的作品人物,尤其是以申家家族成员为代表的人物描写而集中体现出来的。这一特点也使得其小说迥异于当代其他同类题材的小说。孙惠芬小说的家族意识主要体现在具有强烈而焦灼的进城心理、家族本位意识和倚重精神取向三个方面的特征。

俄罗斯村社共同体与中国宗法家族共同体之比较

村社共同体和宗法家族共同体分别是俄罗斯和中国源远流长的基本社会结构,对中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村社共同体和宗法家族共同体在各自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俄罗斯村社孕育了村社精神,中国的宗法制度则孕育了宗法观念,二者有异有同。

祖先神话与六朝士族精神的建立——以两晋南朝的琅琊王氏家族为例

门阀政治鼎盛的两晋南朝时期,谱牒学开始兴盛。在编缀姓祖神话的同时,高门士族也在无意识中进行着家族精神和自我价值观的逐步建构与完善。这个过程,会从家族成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创作中以不同方式曲折地投射出来,成为后世读者眼中独具风采的家族特征。本文以南朝高门琅琊王氏家族为切入点,对上述现象尝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公与私之间:西汉刘向的家国观念

在中国历史上,刘向一直以学术、文章的成就而知名,他的政治家身份并不被重视。而事实上,刘向是西汉中后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使命感。长期深陷政治漩涡的刘向既是皇室宗亲,被家族责任感所驱使,又与儒生士大夫集团合流,有很好的儒学修养,因此,表现在他身上的家国观念便异常复杂,既受到西汉中后期"官天下"的儒家理想主义政治思潮的影响,又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刘氏宗亲的立场上,为刘氏政权和宗室利益代言,表达家国一体、存亡与共的拳拳之思。

大义为先 勇于担当――论塔山童氏的宗族精神

历数塔山童氏历史上发生的故事,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无论是为了生计考虑,还是为了精神层面的考虑,无不烙上“义”字的烙印.“义”是前童族人的性格;而大义为先、勇于担当,就是塔山童氏的宗族精神.

“人治”与宗法制对教育系统党性党风的影响

中国封建文化的糟粕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向现代文明的发展,诸如"人治"、"宗法制"等封建残余思想,影响范围十分广泛,在教育系统也严重影响到领导干部的党性党风。试图从"人治"、"宗法制"角度探索导致某些领导干部党性党风问题的深层思想根源。

钱坑宗族历史变迁的调查分析

钱坑在历史上曾是宗族势力强大的乡村,民风彪悍,长期拒险对抗官府。元、明、清三朝,钱坑以林姓为多,人丁兴旺,经济发展,至清中叶尤称盛族。晚清时期及以后,钱坑境内民不聊生,风光不再。20世纪90年代,钱坑宗族似有复兴的迹象。但实际上复兴的只是家族的若干形式而已,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文化共同体,体现一种乡土家族文化现象,文化上的意义远远大于社会政治组织功能及功利上的意义。

传统家训与地区人文精神的关系研究——以广府地区为例

广府地区传统家训的精髓为勤俭持家、经世致用、务实变通等内容,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乃广府地区开放、包容沃土的产物,根源于广府文化重商、兼容、敢为人先、与时俱进等特点。广府地区传统家训经由宗族建设与宗族文化的发展,在促进地区民风民俗与文化性格的形成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明清之际华夏道统的承续危机与屈大均对屈氏宗族精神的建构

屈大均对家族之根的追寻和家风宗训的建构意识都非常强烈。对家族之根的追寻和对家风宗训的建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关涉到沙亭屈氏与屈原的关系。屈大均认为屈原“能溯厥渊源,推明授受之所自”,得统于三皇五帝等华夏上古之学,是孔子之后可与孟子并驰的大儒。屈原之学不但与华夏上古文化、华夏道统学统一脉相承,其忠骚精神在天下将亡之时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华夏治统的丧失,将有可能导致华夏道统学统乃至华夏文脉的断绝,进而导致天下之亡。屈大均相信“道存则天下与存”。张扬屈原忠骚,不但能鼓舞人们忠君爱民,还有利于保护华夏道统学统和华夏文脉,以期天下不亡。屈大均梳理沙亭屈氏的源流和谱系,确立屈原为沙亭屈氏之远祖,并以屈原忠骚为核心建构屈氏宗风,在天下将亡的这一背景之下具有特殊意义。按照屈大均的叙述,沙亭屈氏自宋室南渡至明末天下将亡之时,皆能践行屈原忠骚,不愧为屈氏苗裔。

从开拓意象到在地演变——开漳圣王信仰在清代英荷南洋属地的跨海网络

南洋各地的开漳圣王信众,正如其他神明香火下南洋,出现近代西方殖民地新港口,又是重叠昔日南海丝路聚族立庙,反映他们自发延续祖先航路,走向国际商贸和域外开发,树大根深。随着地方脉络演变,中华传统提倡崇德报功,国际港口人来人往,使得一村族亲发起的庙祀亦可能转化为同姓或异姓联宗,扩大原有实力,保护大众共同码头/开拓区。而先民以崇奉祖神洒血流汗开拓土地,其实是延续《礼记》"祖""社"观念的民间实践,把人视为实现神圣价值观的载体,认为土地资源只有通过文化与价值观才能体现意义,以信仰文化呈现个人安身立命到集体开枝散叶的神圣主权。

《史记》与姓氏名字

在西周王朝确立的宗法制度中,"姓、氏"体现着人的血缘关系与贵贱身份,即"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此制度在春秋、战国之后被新兴的地主封建主义制度所取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意地混淆了姓、氏之别,既是尊重历史之变,更是对奴隶主贵族政权的否定。"名、字"(包括其他称谓)的使用则体现着人物的尊卑关系与作者的褒贬态度。《史记》通过对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的名、字、称谓的使用,准确地记录出了历史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身份,既体现着历史的本来面貌,更体现着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与道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