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威慑与公司治理优化——基于康美药业集体诉讼的事件研究证据

股东的权利,从享有公司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到提起诉讼要求损害赔偿,被广泛认为是一个经济体中有效配置资本的重要影响因素。康美药业案作为中国第一起实质性集体诉讼,其判决结果深刻影响了资本市场主体的行为。采用事件研究法,以201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2021年11月12日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集体诉讼案一审判决所带来的强化股东保护的公司治理效应。结果发现,盈余管理程度高、被交易所问询多以及存在关联交易的企业,在康美药业案一审判决前后的市场反应更差。此外,相较于其他重要事件日,一审判决对潜在违规企业的威慑更为明显,且威慑效应具有持续性,公司更倾向于守法经营,带来公司治理的优化。为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建议政府进一步降低集体诉讼门槛和维权成本,为投资者提供便捷有效的诉讼维权渠道;上市公司增强财务信息质量和透明度,守法经营,依法披露,提升内部治理水平。

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阐释与规则反思——兼评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

作为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件,康美药业案为证券群体性纠纷化解开辟了新道路。然而,由于缺乏体系性的立法框架及精细化的实践指南,该案反映出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原告主体资格方面,“投保机构主导程序”与“明示退出模式”的核心特征使得特别代表人诉讼与其他群体诉讼区分开来。特别代表人诉讼本质上属于团体诉讼,投保机构诉讼实施权来源于法定的任意诉讼担当。被告责任司法认定方面,在实体性维度,该案中独董责任承担扩张化的现象值得省思;在程序性维度,证券群体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与防止矛盾裁判之司法目标需要理性衡平。投保机构是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唯一性原告”,投保机构选案程序的妥当性、公正性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此外,为稳步推进证券集体诉讼的渐进式发展,还需以程序法理为据对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予以结构性优化,即厘清投保机构创新职能与传统职能的关系、明晰投资者退出诉讼的阶段、反思诉讼费用的缴纳及分担。

群体纠纷解决机制的最新发展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群体纠纷日益增多。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找解决它的办法,我国也不例外。要解决好群体纠纷,必须明确其类型,以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世界各国典型的群体纠纷解决类型,并对他们进行比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知道哪种方法适合我们国家。最后,要想更好地解决群体纠纷,就要明确群体诉讼在我国的事实与法律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以求努力解决之。

法院的司法能力与代表人诉讼

群体纠纷的解决与法院的现代功能紧密联系,法院的司法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代表人诉讼的程序效果。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运作中出现的群体形成困难、群体诉讼的容量狭小、法院对诉讼的控制力低下等弊端,与我国法院司法不完全独立、法院内部考核体系不尽合理以及消极性司法等因素息息相关。制度环境决定了阶段性发展是代表人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过程,试验性诉讼作为群体纠纷解决的过渡、替代手段,是改造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现实选择。

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的经济法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的建立健全是各国反垄断法实践中的最新发展趋势,同时也是众多反垄断法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目前,欧美各国普遍建立了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并行的二元反垄断实施机制以克服单纯公共实施机制造成的政府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从而更好实现反垄断法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我国反垄断目前立法对私人实施机制预设条款较少,操作性不强,力度欠缺。建立多倍损失赔偿制度、集体诉讼制度、公力扶持诉讼制度是建立健全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的有效路径。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同时,应重视"竞争文化"的培育,以增强我国市场经济的软实力。

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中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证券市场上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损害股民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股民受损利益往往又很难得到救济,究其原因在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中没有设立恰当的诉讼人代表制度是原因之一。本文从各国群体诉讼模式的立法例入手,探讨了我国证券民事赔偿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完善。

境内外证券市场投资者赔偿补偿机制比较研究

赔偿补偿是对投资者合法权益最有效的保障。境外成熟资本市场已在投资者损害赔偿、补偿机制方面有较多实践经验。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也开展了先行赔付、纠纷多元化解、行政和解、证券支持诉讼等一系列探索和实践,但受损投资者救济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在借鉴境外经验基础上,本文认为可以从启动证券公益诉讼、取消前置程序、改进代表人诉讼制度、设立投资者损害补偿基金、完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等五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赔偿补偿机制。

证券市场集体诉讼 灵丹妙药还是救命稻草

作为纠错机制的一个重要部分,集体诉讼的目的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上市公司管治水平,使信息披露更加透明、规范。但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发现集体诉讼在提高上市公司的管治水平方面的作用有限;律师从中得到的好处远大于中小股东,以至于集体诉讼常常被律师滥用并对一些上市公司造成了困扰。集体诉讼是美国政府平息民怨的一种作法。

法社会学框架下的证券集团诉讼的制度价值

我国目前还不允许证券民事赔偿采取集团诉讼的形式,但是集团诉讼较传统共同诉讼有其特有的制度价值和优势。研究集团诉讼在我国证券民事赔偿的可采性的同时,嵌入一个法社会学的视角,深入挖掘证券集团诉讼的法社会学动因,以期有利于我国对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方式的调整和突破。

消费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扩张与完善

目前,我国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规定过窄,阻碍了消费公益诉讼发挥应有价值。基于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的理论,消费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呈现广泛性的特点。公民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可以弥补“官方组织”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不足,充分发挥律师在消费公益诉讼中的作用。应在借鉴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的基础上,确认公民具有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资格。

证券集体诉讼制度下的审计师职业风险与对策

证券集体诉讼是美国证券市场惩治违规市场参与方、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机制。站在中概股审计师的视角,并结合美国证券集体诉讼的构成要件和典型判例,剖析证券集体诉讼制度下审计师职业风险上升的内在机理,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合理确定重要性水平、严格执行审计程序、保持应有的关注和职业怀疑态度、恪守职业道德以及开拓管理咨询业务等应对策略,可为中概股审计师有效避免证券集体诉讼、降低职业风险提供经验借鉴。

投服中心支持集体诉讼对审计定价的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支持的投资者集体诉讼案为样本,考察其对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师行为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投服中心支持集体诉讼促使被诉公司所在行业的其他审计师对上行的法律责任压力做出及时调整,显著提高了同行业公司的审计定价。当诉讼内容与审计师责任更相关、审计师对客户拥有更高话语权时,上述溢出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集体诉讼在行业范围内引发了媒体的报道跟踪、市场的诉讼跟随,合力对审计定价产生溢出影响。进一步考察定价提升的经济后果,发现提高的审计定价有效改善了审计质量。本文研究表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探索性实践促进了审计市场高质量发展、激发了新《证券法》及其配套政策的活力。

扩散性利益保护诉讼制度研究——以诉讼保障为视角

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对扩散性利益保护诉讼程序作了相应的规定。在构建扩散性利益保护诉讼制度时,一定要关注程序保障的相关问题。对于集团诉讼来讲,以美国为代表的退出制与以英国为代表的加入制为典型,对此项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我国扩散性利益保护诉讼制度的构建。要根据不同的情形而分别适用加入制或退出制,以发挥两种制度的优点。另外,在借鉴退出制程序时要注意适用范围,并加强对案件的监管;尤其要重视社会团体在扩散性利益保护诉讼中的作用,以求更好地解决扩散性利益保护;要注重示范诉讼的启动问题与诉讼费用。同时,要充分保障非示范诉讼当事人的知情权与异议权。

证券侵权赔偿责任制度的预防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证券侵权赔偿责任制度所蕴含的预防价值使得证券侵权救济可以成为控制证券侵权行为发生的有效手段。证券侵权救济的法律意义也因此从救济具体损害的微观层面,扩展至控制证券侵权行为发生的宏观层面。现实表明,单纯依靠公法责任的追究,难以实现对证券侵权行为的有效预防,现有的单独诉讼或者共同诉讼方式亦存在缺陷。为了实现证券侵权赔偿责任制度的预防价值,证券侵权救济的合理路径是构建一个能够有效救济全部损害的群体诉讼制度,我国的人数不确定代表人诉讼方式是可供选择的合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