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出版与学术:科举考试对明代《尚书》著述刊刻与流传之影响

明代经学具有浓重的科举色彩,科举考试对经学著述的刊刻和流传具有重要影响。以《尚书》著述为例,其中的举业之作居多,主要由坊间刊刻,部分由私人刊刻。部分著述受到科举考试的助力,经由官刻、私刻而至坊刻,实现了流通的扩大化,完成了文本性质从非举业之作向举业之作的转化。明代科举考试实行本经制度,使得某些家族和地域长期奉行单经以应试,造成家族专经著述的流传与续纂、地方专经著述的刊刻与传播以及引入他经以弱化地方专经等文化现象。明代科举考试引导出版和阅读活动的偏向,使得经学举业之作严重挤压了非举业之作的生存空间,造成部分非举业之作只能以抄本流传,其学术价值遭到长期湮没。

(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考辨三篇

清代(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著录典籍《尚书注》无卷数,存于卷百八十三经部(书类);《五代史记纂误》三卷,存于卷百八十四史部(正史类);《元包》五卷,存于卷百八十五子部(数术类)。笔者采用目录学、校勘学等方法,从书目卷数、提要内容、作者时代、归属类别等方面出发对这三部典籍进行考辨,校正讹误,考证源流,在与其他目录著作对校的过程中进行梳理,力图有所补正。

词义借代修辞引申的理据和类型

经典语义学研究词义引申忽视词义借代引申,虽有学者曾涉足此域,然而对于源头文献语言借代引申的研究尚称薄弱。今文《尚书》以单音词为主,单音词又以多义词为主,词义具有可分析性。以今文《尚书》作为语料,借助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着重考察借代修辞格促进词义引申的具体路径,首次概括出今文《尚书》借代引申的八个类型,并从而推论出作用于词义的心理联想导致引申,词义引申产生辞格,辞格的系统化又反作用于引申的多样化,如此互为因果,推动词义的发展。

论注释在典籍英译中的作用——兼评理雅各《尚书》译本

典籍有别于一般文本,典籍英译离不开两种注释:典籍旧注和译文加注。时代隔阂导致典籍难读,旧注沟通古今,是译者解读原著之重要门径。典籍英译,旨在实现跨文化交流,仅靠译文,潜在"语义真空"难以有效填补,丰富文化信息难以充分传递,多层文义内涵难以全面展示;适当加注,则利于实现"文化传真"。《尚书》素称"佶屈聱牙",在学术史上最为复杂,理雅各融合众多旧注成果,采用深度翻译策略,较好地实现了"文化传真",堪称典籍译作之经典。

从理雅各《尚书》译本看经典复译问题

理雅各《尚书》译本问世至今一直被奉为儒经翻译"标准译本",然而我们仍可从中找到不少"遗憾":有理解方面的,也有表达方面的,有拼写或文献标注方面的,也有结论方面的。这一事实再次证明:金无足赤,译无定译,经典永远呼唤新译本。经典复译不仅必要,而且有一些原则需要遵守。理氏《尚书》译本给我们的启示有:以"信"为本,调和"显化"和"异化",拒绝过度"归化",实行"合作共享"。

《尚书》及两汉经学有关巫咸的叙事与角色认定

《书序.咸乂》和《尚书.君奭》两次提到巫咸。孔安国作为西汉古文经学家,把巫咸说成是殷商王朝的贤臣,巫指姓氏,咸是其名。东汉古文经学家许慎从文字构形切入,认定巫咸的身份是殷商朝廷的巫师。马融、郑玄师徒兼通古文和今文经学,他们一致认定巫咸兼有朝廷官员和巫师的双重身份。司马迁作为孔安国的弟子,兼用今文和古文《尚书》,对巫师所作的叙事和认定未能一以贯之,有时回避他的巫师角色,有时又把他纳入巫师行列。

《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及近代疑古思潮研究(上)

清今文经学的复兴及近代疑古思潮的蔚成大国是由历代学者《尚书》辨伪研究所催发的。由疑文献之伪进到疑史实之伪,至康有为乃谓尧舜、三代历史不可信。近代胡适、顾颉刚援实验主义方法而承其绪,更以全部古史皆伪。由于《尚书》辨伪的影响,适会近代中国中西思想交汇,中国传统史学自疑古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而这一过程是以科学化为实质的。

重新认识古文《尚书·说命》与傅说思想的意义

傅说研究,确乎是个难题。它的困难在于,因年代久远而造成的"文献不足"。因此,探讨其思想,有似"缘木求鱼",几近奢求。鉴于资料的匮乏,不妨放宽傅说研究的思考视域和文献检索的视野范围,重新审视古文《尚书.说命》的文本意义。古文《尚书.说命》传流千年本身,说明它已不单纯是一个史学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其文本自有不容忽视之价值。傅说思想因古文《尚书.说命》而带来的由"形"而"神",对于认识殷人思想的关注方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参照。

《受禅表》引《尚书》考

汉魏石刻文献大量征引《尚书》,为考察《尚书》传播史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受禅表》引《尚书》类型丰富,异文多,同时具有密集性和明确性等特点。《受禅表》大量引用《尚书》,因为其文与《尚书》文气相合,性质相合。《受禅表》集中引用《尧典》、《舜典》、《大禹谟》三篇,主要是因为主题表达高度契合。《受禅表》对经典的大量引用,与我国文人的宗经传统有关。

论江声对历史命题“微旨”的阐发

乾嘉时期,随着考据学兴起,学者们逐渐对微旨研究加以排斥。而作为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吴派学者,江声将从《春秋》学中诞生的历史命题“微旨”移用于《尚书》研究,并将微旨阐发作为经典诠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显示出独特性。江声不仅重视《尚书》经文及旧注的微旨阐发,甚至在著作行文中也时时显示出对微旨的关照,在微旨的内涵、判断标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对前人研究有所突破,丰富了“微旨”的学术生命张力。他创造性地运用自注自疏的体式对微旨进行阐说,将文献考据与微旨阐发有机结合,表明“微旨”完全可以纳入乾嘉考据学研究范畴,一方面丰富了乾嘉汉学“由训诂以通义理”或“由词通道”的理论内涵;另一方面也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融合寻找到一个理想切入点。研究江声对历史命题“微旨”的阐释,不仅有助于深化乾嘉学术史研究,也能为乾嘉时期吴、皖古文学派与常州今文学派关系的研究乃至清中叶至晚清经学的学术嬗变研究提供新视角。

史浩《尚书讲义》与宋孝宗朝政治

孝宗退位前夕,史浩完成《尚书讲义》进献孝宗。《尚书讲义》既是阐释儒家经典的经学著作,也寄托着史浩在和战、孝道、近习等南宋重大政治主题上的思考。他引入“心”“迹”范畴阐释经文“重华”,改变传统的阐释重心,旨在化解孝宗“改父之政”的政治伦理风险;在阐释经文“亮阴三祀”时,通过反向批评丧期“权制”,凸显孝宗执意行三年丧的意义;又巧妙地嵌入“私恩”话题,使经文“明试以功”的目的,由传统阐释下防止“利口空言者获进”,变为针对孝宗朝近习政治的杜绝私恩侥幸者获进。在历史语境中考察《尚书讲义》,揭示其中的时代问题意识和现实政治关怀,能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儒家经典阐释的特征,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

“丹朱”传说与南方朱鸟之“翼宿”

《尚书·益稷》中尧的不肖子"丹朱"的两大罪状"毋水行舟"和"朋淫于家",当是所谓"神话的历史化"所致。此传说被置于尧、舜、禹"治水"的语境之下,"治水"非实有之事,而与彼时人们观测天上二十八星宿(包括对银河流向之观察)以制定历法及确定分野等关系密切。"丹朱"源于《山海经》中的"欢头"(欢兜),是南方朱鸟"翼宿"的象征。银河没于南方朱鸟星宿,翼(轸)宿是二十八宿之末宿,是所谓"无水"之地,是时翼轸仍在天上巡行,即"无水行舟"。"朋淫于家"之"朋"原作"堋";"家"训"稼",所谓"朋淫于家"则是指庄稼种植之后于天时。禹娶"涂山氏"之"涂山",其原型当为《大荒南经》的"■涂之山"。今山西长子县,尤其是"翼县"多有丹朱传说,此"翼县"或为上古观察、祭祀"翼宿"之地。

清初经典考据下的学理之辩——以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为中心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作为清初考据学的典范之作,其学术价值素为学人所重;然其客观的思想史价值,至梁启超始为发覆。今人余英时先生则于阎若璩之著述动机,着人先鞭,以为《尚书古文疏证》具有超出学术层面以上的哲学关怀,即所谓尊程朱而贬陆王。余英时先生提出这一观点后十余年,赵刚先生就此说撰文驳论,相与商榷,认为阎若璩的考据并不具有哲学动机。二位先生的讨论,发人深省,然仍不足令人厌服。若对二位先生论断之关键即"虞廷心传"之于程朱、陆王两派的地位详加考量,并结合阎氏著作中尊程朱贬陆王之言论,再联系清初学界理学清算之学术背景,则阎氏之哲学动机,厘然可见。

两汉《尚书》欧阳学析论

欧阳学在两汉是《尚书》官学,尤其在东汉大为昌盛。观其经说,考其学人,探其世事,可以发现《尚书》欧阳学获得官学独尊的地位,原因有三。第一,经说贴近伏生原义,务实朴素,不随意变更师法;第二,学者大多品行高尚,坚定操守;第三,欧阳学者不与新莽政权合作,自光武帝始,多令太子学习《欧阳尚书》,桓氏、杨氏等世家贵胄的学习更推动其流传。

试论先秦两汉《书序》之流传与今古文之争

先秦《书序》之结集当在《荀子》成书之后至秦国统一之前,即公元前238年至公元前221年;因其编纂受到荀子一派的影响,故其传播者也应是齐鲁地区荀子一派的儒生。据熹平石经可知,西汉《书序》不应传自伏生,当与孔安国密切相关。一方面,孔安国及其后人孔卬、孔衍、孔驩、孔子立、孔子元俱传古文《尚书》,使得这种传习成为一种传统;另一方面,非古文《尚书》学派如司马迁及倪宽等人,所学虽是今文,亦与孔安国古文尚书学息息相关,古文《尚书》出现以后,今文学家虽怀疑《尚书大传》之篇目,却因政治原因不愿承认《尚书》有缺。

吕祖谦尊《序》解《书》经学思想探究

《东莱书说》是吕祖谦的私塾讲义,体现了吕氏基本的经学思想。他持《书序》为孔子作观点,反映其"信古"的经学思想。吕祖谦解《书》于形式上的问答方式和内容上"一字褒贬"、"正君臣名分"、"发扬圣人理想人格"申发《书》的微言大义,是典型"春秋笔法"。对此的探析是研究吕氏思想体系重要的一环。

经说与现实之间:西魏官制的改革历程

尽管从民族政策、政局变动、北族传统等观察角度出发,都可以对西魏北周进行官制改革的原因有所发覆,但不可忽视的是,西魏末年成立的六官体制,处于一个长期制度调整的延长线上,这一过程有着阶段性的重心变化。出于裁撤冗官的目的,大统十二年的省并尚书省郎曹改革为西魏的制度调整打上了现实主义的烙印。两年后,由全面推崇周制引发的依《古文尚书·周官》进行的高层官制调整,开始将改革方向引向《周礼》,其理论色彩逐渐凸显。经过废帝三年成立的九命体系的酝酿和铺垫,依《周礼》设计而成的六官体制在恭帝三年问世,吸收了此前的改革成果,兼顾了职能归并的现实需要和恢复周制的托古追求。

《尚书表注》版本研究

本文从目录著录、版本调研、现代书籍出版的角度入手,通过梳理金履祥《尚书表注》(以下简称《表注》)的版本源流系统,调查其书的传世本,确定其流传情况和与现代版本的关系。经过梳理发现《表注》存藏情况基本如《中国古籍总目》所录,历代目录所著录的《表注》十二卷本,应该是古人的误解,《表注》应该仅有一卷本、二卷本和四卷本。此外,20世纪《表注》的出版主要使用影印方式,而21世纪后主要使用点校整理方式。

中国古典史学中的“求真”问题

根据刘家和先生的观点,自殷、周之际至司马迁作《史记》的这段时间是中国古典史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以史为鉴"、"以史为法"和"以史立言"这样三个阶段,分别以《尚书》、《春秋》和《史记》为代表。本文目的在于,根据刘先生的这一分期框架,分析和探究中国古典史学中的"求真"问题,然后在与西方有关历史客观性理论的比较视野下,挖掘其对当前有关历史客观性或真实性观念的重建所可能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古义与治道:杨慎“舍宋取汉”的《尚书》学

明代《尚书》学虽受到宋代蔡沉《书集传》的影响,但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一是开始系统研究伪古文问题,其二是重视汉唐古注疏。文本的辨伪与经义的反思是明代《尚书》学的主要课题。以杨慎为代表的明代《尚书》学界开始反思蔡沉《书集传》,进而由古注疏、“古义”去探求经书的真实含义,从而更准确地探求古先王的治道思想,为政治实践服务。因而,明代的《尚书》学中存在一种倾向,即由字词古义而求文本真意,由文本真意而求治道思想。这与蔡沉《书集传》偏向于直接由文本求“时义”、由“时义”而求天理的思想是不同的。以杨慎为代表的明代《尚书》学过去不但没有受到重视,甚至遭到某些怀疑,对其学术评价存在偏见。杨慎的《尚书》学“舍宋取汉”,考据与逻辑推理相结合,至今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