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晋时期文章的集作形态

汉晋时期,文献以简牍为载体,文章有一长一短两种状态,长文书于简册,短文书于札牍。长文来源于分书于单简的零散资料,或作者构思的短句短章,作者将书于众简的资料集合串联,即构成长文或著述。通过这种方式缀合的,即集作。其中,材料靠辑集整合而成的谓之辑录体,以这种方式编撰的作品外表宏大,内里松散;奏议、书论等长文可称为创作体,语气完足,布局整密,无拼合组接之迹。集作的优势和弊端,都是由简牍书写条件造成的,可见文章规模体制与所用文献载体大有关联。从文献载体来解释汉魏晋初的文体、文风特征,可以揭示问题的根源,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以汉唐舞《踏歌》为例谈古代舞蹈形式“踏歌”的传承与发展

汉唐古典舞《踏歌》是北京舞蹈学院创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典女子群舞,是编导孙颖先生通过参考文物中的舞蹈形象资料编创而成的,蕴含了浓厚的历史文化形态。作品《踏歌》既是历史的综合形态体现,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文化的集中展现,更是古代审美在现代肢体语言上的创造性复现。本文以最初版的《踏歌》为基础,剖析其独有的时代审美特性及典型特征。并结合作品的传播,兼谈“踏歌”这一古老歌舞形式的传承与发展。

唐大曲与汉魏大曲、宋大曲的比较研究

大曲这一古代音乐体裁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有同有异的特点,认识到这些异同对深入了解大曲的发展线脉非常必要。文章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对各个时期大曲进行了曲辞、结构、曲名、宫调、伴奏乐器及风格特征等诸要素的比较,认识到汉魏至宋等不同时期大曲的异同,由此了解大曲这一古代音乐体裁的发展与演变线索。

文追古雅 学承汉风——从《鹤山集》异文看魏了翁的学术特色

现存魏了翁文集之宋开庆元年成都刻本与四库全书本存在大量异文,这主要缘于四库本的妄改,大致可分为不谙古语、不明通假、不知古今、不懂引申、不辨字形、不晓通用、形近臆改等几种类型。这些异文不仅见出了二本的优劣,更重要的是,结合魏了翁整个思想学术体系加以考察,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魏了翁"强烈的复古倾向"以及"深厚的汉学功底"两大学术特色。魏了翁对小学的精深研究和造诣,在两宋学者中罕有其伦,他应是宋代理学中汉学一派的典型代表。

洪适《隶释》对汉魏石经之著录与研究

汉魏石经各自代表汉代今古文经两种不同文本,价值不言而喻。唯其毁弃沉埋,后人难识其真面目。北宋出土汉魏石经残石,为董逌、赵明诚等著录校勘,惜已散佚。南宋洪适《隶释》《隶续》所录虽非宋代出土残石之全部,却是唯一留存至今的珍贵文献。洪氏更从文本、异文、碑式、书者、史传是非等方面予以考订辨正,既为清代石经专著所依凭,也为民国初年建立石经学奠定了基础。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发展的错综复杂性

无论从思想还是从学术层面而言,儒学在魏晋仍然具有无可置辩的话语霸权,因此儒家诗学也毫无疑问成为影响魏晋诗学的主要元素。汉儒关于诗歌美刺的社会功能、比兴讽谏的艺术特征、情志合一的生成理论、崇尚雅颂的审美蕲向都对魏晋诗学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随着儒学的式微、玄学的勃兴、佛教本土化的完成,逐步形成了魏晋儒玄释三家并峙的文化格局,从而使经学与诗学的发展也具有不平衡性,或经学衰微,以儒学为底色的诗学比较兴盛;或经学繁荣,而以儒学为底色的诗学又处于退隐状态。只有西晋初期经学与诗学的发展呈现出相对的同步性。

两汉经学的式微与魏晋玄学的孕育——论王符《潜夫论》治道思想的历史地位

王符《潜夫论》治道思想的历史地位在两汉经学的式微与魏晋玄学的孕育中得以显现出来,其表现有三：一是其治道思想作为社会批判思潮的代表性；二是其所关注时代问题的转变,围绕本末、名实、才性诸问题而展开；三是王符治道思想中所彰显出的人本理性精神。

从“不皆手著”到“耻一字不出己手”——论汉魏子书的发展过程

汉魏子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不均衡的,每个阶段的子书都有其主要特征,它们在汉魏子书的成熟与定型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与促进的作用。只有认识与了解汉魏子书在其发展阶段的特征与作用,把握汉魏子书发展的规律,才能给每部子书准确定位,从而全面客观地评价汉魏子书。

理论趣尚、创作实践与政治语境——再评曹丕及其《典论、论文》

在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作家的文学主张与他的创作实践不完全一致,甚至相反。曹丕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曹丕的《典论.论文》虽然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但仍属于传统的儒家政教文学观。可以这样说,他在理论上推崇汉音与儒学道统,在创作上却能突破其矩,表现出魏响的特色来。《论文》是作为拥有政治话语权的曹丕消弭人际矛盾、表达政治诉求与人生期望的产物。

汉代载录宋玉其人其文的文献考察

汉代载录宋玉的文献可分三类:传述宋玉故事、评价宋玉其人其文、记载宋玉创作情况。随着图籍搜集整理活动的展开,汉代对宋玉事迹的载录、作品篇目的认定由模糊零碎到逐渐清晰丰富,对宋玉的评价也由贬斥到逐渐认可。尽管汉人载录宋玉意在寄托情志,但给后人提供了文献参考。由于所处时代、生平遭际不同,载录者对宋玉的评价也不一样,但受经学繁荣、政教文学观念的影响,他们大多以是否有讽谏功效为标准评价宋玉作品。因此,这些文献虽值得重视,但仍需回到宋玉作品本身,才能对其价值有更客观的认识。

晋室封爵历史渊源略探

两晋宗室封爵制度的历史渊源有二:一则依准儒家经典,一则遵承汉魏故事。晋代宗室王国分大、中、小三等,名山大泽不封,封授宗王时临轩策拜,宗室袭爵逾年承封,凡此均为承袭经典而加以润色缘饰。宗王因功而王,以郡为国,弱龄受封,近支获封齐王、秦王,追封,凡此均因循汉魏故事。晋室宗室封爵制度的这种历史特点的形成与司马氏家族学术门风息息相关,实是有由而然。

汉魏石经杂考

汉魏石经包括东汉熹平石经、《典论》石经和正始石经,三者均开刻于当时的京城洛阳,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汉魏石经由朝廷下诏刊刻,立于太学,供天下儒生观瞻临摹。在纸质书写材料尚未普及的汉魏时期,汉魏石经起到了统一经学、保存文化、宣扬教化的作用。

赋集选本与汉赋的经典化

明清时期众多赋总集、赋选集的出现,极大促进了赋体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这些赋集选本通过对汉代赋家、赋作的择选与次类,寄寓着编者的喜好与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日渐凸显出汉代赋家的声望与地位。选者在序跋、凡例中对赋穷流溯源的辨析、赋篇功用的重视、结构长短的考量等批评内容,是从文体的角度对汉赋进行的清理或褒扬。而各家选本对所选赋篇注释与评点的处理,均爱憎有之,或增益旧说,或自出己意,或启发而已。随着选本活动的传播,汉代赋家赋作随之彰显或淹没。然选本之于汉赋经典化的助推之功,当属确论。

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转变的原因分析

一种思想潮流的形成和转变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除了受外显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各种潜流的影响。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转变,政治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此外,佛教的传入也对知识分子造成很大影响,老庄哲学和佛教思想都主张消极避世,二者在相互激荡中必然产生共鸣。读经注经和思辨玄想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转变,表明了人类认识方式从感性思维到抽象思维的演进过程。魏晋玄学取代汉代经学,也把人从神本思想中解放出来,走向人本思想。

魏源今文《诗》学评述

魏源的《诗古微》是其今文《诗》学的代表作。魏氏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区分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说诗者之义、赋诗引诗者之义等数者。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本的多义性,且文本信息的解码是无法由作者来确定的,而取决于接受的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魏源探求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承关系,通过辨章源流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以求诗人作诗之义。这些都为后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经验。

汉魏六朝诗在法国的译介与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益于中国留法学子的初步译介工作,汉魏六朝诗继唐诗宋词之后进入法国学界的研究视野。在20世纪下半叶,桀溺对汉代及建安时期诗歌的翻译与研究,侯思孟对阮籍、嵇康诗歌的翻译与研究是最为突出的研究成果,标志着法国汉学界在中国古代诗歌译介事业中的重大突破。经由后世多位汉学家的译介和评论,汉魏六朝诗歌进入了法国学界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以及法译中国诗歌选集,逐渐得到系统的译介和研究。

汉魏六朝女性作家作品命运探析

与先秦相比,汉魏六朝时期女性作家数量更为丰富,其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此期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历史命运却蹇险而卑弱,这和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传统儒家女教思想的影响关系密切。

曹魏、西晋郊礼重构及其对郑玄、王肃说之择从

曹魏至西晋的郊礼重构是中古礼制一系列变革中的重要环节。曹魏郊礼由魏明帝下诏制定,西晋郊礼则是世家大族统治者为了再造理想社会所撰《新礼》的组成部分。西晋郊礼与曹魏相比出现了明显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曹魏依从郑玄说,《新礼》则依从王肃说。此外,曹魏为了施行“先祖配天”还进行了祖先系谱的重构。曹魏、西晋郊礼对郑玄、王肃说的择从以及西晋雅乐的重构,说明中古早期的国家礼制在整体重构过程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在不断调适。西晋灭亡并没有使重构礼典的传统消失,后来建立的王朝仍在继续进行重构礼典的实践。

从“以史附经”到史部确立

受汉代宗经尊儒思想的深刻影响,班固《汉书.艺文志》直承刘歆《七略》的分类方法,"以《史记》附《春秋》";《隋书.经籍志》借鉴了班固的分类方法,参照魏晋以来各家书目的分类情况,结合魏晋至隋代史学发展的实际,将史类书籍独立列部并设十三小类,明确了"史部"概念,确立了史部在我国传统目录学上的地位。

《汉魏名文乘》的成书及其汉赋观--明代书坊对汉赋传播与普及的贡献

明代是中国古代印刷出版事业的成熟期,特别是以书坊为主体的商业出版事业在此时达到了空前鼎盛,对于文本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与此同时,明代也是中国古代汉赋经典化的重要时期,而汉赋在当时的传播和接受又离不开各个时期、各个地域众多书坊的大力推动。目前所能见到的由书商编选刊刻的汉赋选虽只有《汉魏名文乘》一部,但在当时,以其为代表的此类坊刻本汉赋选无疑是明代汉赋接受的重要推手。本文试以《汉魏名文乘》一书为例,探析此类坊刻本汉赋选对明代汉赋接受的作用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