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传承与家风养成: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南北朝经学研习与传承的突出特点就是以家族为中心。以家族为中心的经学研习与传承,从源头上可追溯至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及其家族后人。在官学衰败与家学兴盛的背景下,世家大族开创了以家族模式来传承学术、培育子弟的教育体系。家风和家学是家族教育体系的两大要目,是实现家族门第世代传承的核心要素。世家大族对于《孝经》与三《礼》的研习与传承,推动了《孝经》与三《礼》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养成了士族子弟孝友之内行的家族风操。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之间的相互因袭,再加上儒家经学与士族门第之间存在的天然亲和力,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家族的核心思想信仰,儒家经学成为家族的核心家学内容。世家大族在家训中所秉持的教人之方与为人处世之道,同样是以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为核心,并落实在家族子弟日常生活的言语行为之中。以家族为中心的经学传习,延续了因官学兴废而时有中断的官方经学传承,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历史使命。

清代论词“南北宋之争”推阐

“南北宋之争”是古代词学批评中颇为重要的命题,清人接踵阐述对该话题的看法,或者推崇北宋词,或者尊尚南宋词,或者抱持兼容并取态度。清初,“南北宋之争”话题蔚然兴起,宋徵璧、朱彝尊、宋荦等人的观点尤具卓识。清中叶,“南北宋之争”呈炽盛情势,吴衡照、王昶、蒋方增等人不断推进相关思考。清末,“南北宋之争”趋于分流与落定,陈廷焯、姚椿、谢章铤等人贡献尤多。在清代众人的不断努力下,“南北宋之争”的边界、外延等方面都逐渐得以确立,推动了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对古典词论的拓展深化亦裨益甚大。

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之格局。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佛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经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之浸染。就二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来看,经学对佛教的渗透远远超过了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平衡的。

论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史上的贡献

“书院”始于唐代 ,经过五代、北宋的发展 ,至南宋达到鼎盛时期。江万里肄业于白鹿洞书院 ,又入太学上舍深造。进士及第后 ,历任州、府、路和中央部院长官 ,直至左丞相兼枢密使 ,其间任过教授、国子监祭酒、侍读、侍讲和书院山长 ,对官学和书院教育有深厚的实践经验。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 :( 1 )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 ,创办了“白鹭洲书院”、“宗濂精舍”、“道源书院”等全国一流书院 ;( 2 )大力提倡教育兴国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仅吉州继文天祥后 ,又有 1 7名学子荣登进士科状元 ,至明清共有 2 72 8名学子进士及第 ,故吉州享誉“南宋进士的摇篮”。江万里十分重视书院教育 ,并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借鉴 :( 1 )重视思想教育 ,是南宋书院教学的灵魂 ;( 2 )提倡学术研究 。

试说玄学对南朝经学之影响

玄学对南朝经学影响,一是在学科设立与学人治学上的两者交叉,二是使南朝经学多以"讲"、"谈"形式表现义理,三是使其彻底破除了汉儒固守师法与门户的陋习,四是使其学风讲究变通,五是激发了儒学中的一些新思想的出现,如以自然观看待鬼神,故南朝士大夫中持无鬼论者非常突出。

词调三分与词学转型

词调"三分法"的出现,在明清词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词学由音乐谱时代进入到格律谱时代,改变了明代以后词选与词谱编刻的体例及其发展方向。"三分法"自从提出以来,成为明清时期最为常用的词学批评话语,既表现在对词的体性问题的探讨上,也体现在清初不同词派对于词学主张的阐扬和词史观念的表达上。

“苏学盛于北”说再考察

“苏学盛于北”本是明清学者对北宋三苏父子特别是苏轼的文学、艺术在金朝统治的北方地区广泛传播情况的概括。但学界有一股倾向,认为这里的“苏学”不限于文学、艺术,还包括苏氏的经学著作、哲学思想。实际上,从苏氏经学著作的刊刻、宋金文化的交流、金朝科举的主流、金朝儒学发展的阶段性,以及金朝晚期理学与苏氏经学在北方地区的势力比较等方面来观察,苏氏的经学及其哲学思想在北方长期不受重视,晚期虽然得到一些大儒的青睐,但同时理学也“复苏”过来,理学势力明显在苏氏经学之上。因此,那种试图把“苏学盛于北”的“学”扩大到儒家经学层面的做法,并不符合实际。“苏学盛于北”说只适用于文学艺术层面,而不能说在儒家经学和哲学方面也可以应用。

明初科举兴废与经学嬗变

明太祖统治时期,科举考试经历了“兴-废-兴”的曲折历程。洪武三年初行科举,科考程式先“五经”而后“四书”,并保留“古注疏”,与元代科举既有关联,又有不同。三年后罢废科举,主要采取荐举方式取士,这与明初复杂的政治情势有关。洪武十五年复设科举,并规定科考程式定制,而以朱子“四书”为先,这体现了朱子学地位的趋于稳固。与永乐时期颁行三部《大全》作为科考文本依据相比,明初科举葆有较高的学术品质。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其实质是太祖为平衡南北发展做出的重大努力,也是对北方因元朝统治和长期战乱导致经学荒芜的一种修复。明初的科举兴废过程,体现出学术与皇权之间的深刻张力,也体现出科举作为一项国家重要制度的政治特征。

南朝吴兴武康沈氏之学术文化述略(上)——沈氏之家风、家学研究之二

吴兴武康沈氏虽“家世为将” ,但自晋宋以降 ,日渐崇尚文教 ,致力学术文化。及至齐、梁之世 ,沈氏经学臻于繁荣之境 ,产生了一大批经师和著作 ,其成就超过了不少江东儒学旧族。与此同时 ,沈氏人物重视文学才艺 ,造就出以沈约为代表的家族文士群体。这推动着沈氏家族的“士族化”进程 ,决定了其长盛不衰的命运。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风尚及其文化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在多重因素催生之下形成为一种文化风尚,在藏书群体、藏书地域、藏书目的等多方面都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私人藏书家们"藏用并重",并对其私家藏书进行了校勘、编目、著述等整理利用活动,对这一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文化典籍的保存传播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今文三家《诗》衰微,《毛诗》一统天下,《诗经》的文学特性得到更多关注。魏晋与南北朝《诗》学又各具特色。魏晋《诗经》学存在郑学与王学之争,论争激烈;南朝《诗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北朝《诗经》学注重名物训诂。

从南北朝山水散文看南北文风的融合——以《水经注》和南朝山水小品为例

南北朝散文,尤其是山水散文的发展和成就不容忽视。在文学领域中,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渐趋增多。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为代表的"北朝三书"和南朝梁吴均等为代表的南朝山水散文,分别代表了北朝和南朝的山水散文的发展成就。南北朝散文在文字运用上、表现手法上以及造语和修辞上都有着共同之处。南北方的散文在互相交流、融合的过程中逐渐趋同,为山水散文的发展和勃兴积累了可资借鉴的丰厚财富。

继汉开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简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是一个“继汉开唐”的时期。它突破了儒学独尊的教育局面,专科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地方教育制度正式确立,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初步形成。以及昌盛发达的私学教育和自由博涉的学风、民族教育的融合与国际文化教育的交流等,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下)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以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述义

朱熹的《四书集注》开拓了儒家经学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相兼综的新型学风。《四书集注》的行世导发了四书经典本文与《四书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南宋四书学热潮。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史实表明:经学是依缘经典本文的诠释阐发之学;明经和经义是经学继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经学形式的变革有助于经典义理的时代焕发;经学是儒家塑造人的主体性资质的人文原理。

汉唐之间图书文献四部分类中子部与史部的换位

汉唐之间,史部在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中的地位及其变化最为显著。《汉书·艺文志》中,史学附属于经部之下,没有独立的史部类属。因受时代激发,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获得多途发展,经学与史学开始学术分离,并逐渐摆脱从属于经的附属地位。与此同时,文史之间开始出现裂隙,异路而行,史学与文学的学术界线变得清晰起来。在此期目录学家的图书分类上,由"子"在"史"先演变为"史"居"子"前,实现了史学地位的跃升,经、史、子、集四部的序列位置就此确定下来。子部与史部的换位,从表面上来看,是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方法的调整和改变,实质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发展及学术分野在图书文献分类上的反映。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于商人的表现,比起前代文学来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在当时的乐府诗歌和志怪小说中,都已出现了若干正面表现商人的作品,表现了商人的生活与情感,他们的恐惧和梦想;这类作品的数量比前代有所增加,其表现范围也比前代有所扩大;尤其是在相当多的方面,已开了后代文学的先河。

论魏晋南北朝文学意识在楚辞学评论中的演迁

两汉时期是楚辞学的初兴期,"经学"占统治地位,出现了许多解经大师。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佛学的兴起,汉儒学独尊的一统局面被打破,人们直言不讳地肯定其文学的价值。从文献学的角度探讨魏晋南北朝人的《楚辞》研究,得出结论:魏晋南北朝人研究《楚辞》其文学意识明显的逐渐增强,他们经历了魏晋楚辞学研究文学意识的觉醒,南北朝时期楚辞学研究文学意识的高涨,和最后达到楚辞学研究中文学意识的成熟三个阶段。这个时期他们完成了《楚辞》研究从两汉"经学"到以后文学研究的转变。

两汉魏晋南北朝方音研究述略

针对两汉、魏晋南北朝两段时期的方音展开研究,主要评述两汉、魏晋南北朝近八百年间的方音研究概况。结论认为,古方音的研究仍有广阔空间,只有研究声音的纵向的历史变迁的音韵学和关注声音的横向空间变化的方音研究同时注重,才可建立完备的汉语语音史。由此,对古方音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且要加大研究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