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研究进展

为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分析了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的研究进展,认为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有法律既不能满足我国气候外交的需求,也不足以担当气候治理的重任,我国还缺乏系统性专门性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必须充分整合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的科技资源,以保证我国气候外交和气候治理战略的科学性。

应对气候变化的伞状法律体系建设

应对气候变化,各国除了通力合作,制定并遵守有关国际公约外,还应制定具体的国内法,以实现本国的节能减排目标,并更快地适应气候变化的结果。西方一些国家,如日本、英国等,已经建立了较完备的伞状法律体系,使其更加从容地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我国虽然有不少单行法涉及到了循环经济、节能等内容,但并没有专门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法,更没有将已有的法律整合出一套法律体系。因此,采用环境法领域常见的"伞状立法"结构,建立一个以"气候变化应对法"为统摄的多层次的法律体系,显得尤为必要。

碳中和立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碳中和立法作为一项晚近提出的立法命题,因应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时代需要。基于碳中和从科学技术、国际政治、国家政策三重维度向法治转轨的需求强烈,而当前规范供给却严重不足的现实矛盾,碳中和立法的必要性得以证成。综合比较碳中和立法与应对气候变化法,其在命题来源、意图指向及类型归属等方面具有同一性,也有着差异化的预设定位、调整范围、立法模式、规范表达,呈现为似而不同的孪生关系。为进一步拓展共生空间,两者应在时序安排上先后错开并保持位阶层次上的高低有序。具体言之,碳中和立法应被定位为促进型立法,其具有宣示、回应、预防的原初功能以及示范、过渡、渗透等派生功能,并在体例编排上与外部规范系统相互映射。

气候风险视域下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之法律进路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气候风险事件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面对气候风险发生的高可能性,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陷入窘境。我国现有法律仍不能满足自身所承担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义务的需要,因此,我国应进一步转变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路径,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工作,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法制化轨道,全面促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制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