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L教学法和CPC教学法在病理学实验课中的应用

病理学是一门联系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课程,实验课是病理学教学中的重要环节,传统教学法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已难适应本科教学的要求。为此,作者在教学中开始尝试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和临床病理讨论(clinical pathology conference,CPC),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积极思考能力。

基于线上病理学公益网络平台兽医病理学的“PBL+CPC”教学模式初步实践

为适应高等农业类院校对动物医学专业学生培养的新要求,提高课堂教学质量,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基于线上病理学公益平台构建兽医病理学特色教学资源库,利用资源库特征性临床病例,将“PBL+CPC”教学模式引入兽医病理生理学和兽医病理解剖学课堂,通过问卷调查和学生考核成绩对“PBL+CPC”教学模式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其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PBL+CPC”教学模式能提高学生学习兽医病理学的积极性、自主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对两种教学模式进行有机融合将成为动物医学专业兽医病理学教学改革的新方向,结合PBL+CPC式教学促进兽医病理学教学启发与创新的发展将是解决传统教学弊端的关键所在。

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两个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都具有巨大的转折意义。这两次会议有一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不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会上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理论上也有了重大突破。这两次会议之间是一种既相承又递进的关系。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历时三年多,党变得更加团结与稳固,最终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980年代初遵义会议相关历史问题调查考辨

为澄清相关史实,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对遵义会议进行了专门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此次调查于1981年初启动,共经过三个阶段。在起步阶段,调查人员经过查阅档案、实地调研、访谈当事人等,形成了调查报告初稿,并内部发行。调查过程同时也是史料收集过程,特别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陈云手稿成为此次调查的重要依据,解开了会议的诸多谜团。在深化阶段,调查组进一步深入研究,对调查报告初稿进行了完善与修改,使相关史实更加准确。在完成阶段,调查报告连同相关文献公开出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一次以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新高潮中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重建国家”的政治原则,作出了“重建国家”的几项重要决策,提出了新中国起步时的国情观和发展观,确立了新中国的发展目标,并就党的执政能力和永葆党的先进性问题提出了新要求。

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2018年教师节当天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我国教育作了全面论述,提出一系列教育改革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念,可以概括为"九个坚持",即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他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第一次把教育提到如此高度,突出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担当。他还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根本,把劳动教育加进党的教育方针,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次大会开启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教育领域的新思想、新作为、新篇章,是重大战略部署,对今后我国的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础教学法和临床病理讨论贯续联合教学法在青年皮肤科医师培训中的应用

目的研究基础教学法(team-based learning, TBL)和临床病理讨论(clinical pathologicalconference,CPC)贯续联合教学法对青年皮肤科医师继续教育培训的影响。方法通过回顾医院87例青年皮肤科医师继续教育培训的资料和调查问卷,比较TBL和CPC贯续联合教学方法和单纯TBL教学方法的优劣。结果与单纯TBL授课相比,TBL和CPC贯续联合授课能够明显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自学能力和临床诊疗水平及技能。结论 TBL和CPC贯续联合教学方式有利于提高青年皮肤科医师的继续教育水平,是值得推广的教学方法。

建党前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对《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的再解读

《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是在中共建党前夜于湖北发行的一本小册子,它集中反映了"一大"前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革命基本问题的一系列认识和主张。作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实践的一次尝试,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但是,囿于时代条件和认识程度的限制,文章仍然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

党代会常任制实施的困顿分析及对策建议

党代会常任制在经过较长时间的试点后陷入困顿存在五大原因:思想认识尚未统一,局部试点显露局限,传统体制阻力强大,基层推进动力弱小,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为此必须在思想上深入认识常任制的民主意义和政治意义,在制度上全面推进以党代会年会制和党代表常任制为核心制度而展开的系统的制度建设,在动力上增强常任制改革的上层动力和下层动力,在策略上变原来的试点策略为局部改革与整体改革相结合、基层改革与上层改革相结合、非强制性和强制性相结合的策略。

关于中共一大的两个问题

本文对“南陈北李为何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及“包惠僧是不是中共一大代表”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陈独秀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是因为对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李大钊没有出席，是因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考虑到他太忙，再加上也对一大的意义重视不够，因而没有推选他作代表；有充足的理由说明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过去认为他不是代表的说法并无可靠的依据。

高校党委全委会工作机制探析

高校党委全委会是法定的高校内部领导主体,具有领导、决策和监督作用。当前,部分高校党委全委会在自身建设、工作机制、作用发挥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必须从议事决策、权力监督、沟通协调、条件保障等方面健全和完善高校党委全委会工作机制,保障其作用有效发挥。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理论问题的百年探索与创新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至到十九大以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问题研究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民族理论探索与创新史。党的几代领导人在民族问题研究中都强调并带头重视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分析与把握,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理论,并寻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所创造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是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模式。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都推出重要的民族理论新成果,为民族工作实践及民族政策措施制定提供了理论指导,推动民族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形成经过实践考验的、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下寺湾会议与中共奠基陕北

中共中央的下寺湾会议 ,分析了中央初到陕北时的军政形势 ,制定了红军在陕北的行动方针 ,纠正了陕北肃反中的错误 ,重新实现了中央的军政组织分工 ,并确定了中央在陕北的对外名义 ,等等 ,这为中共中央在陕北的立足 ,实现奠基陕北和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转变 ,都奠定了基础。

四大至五大时期中共中央出版组织机构考察

中共四大至五大时期,党的出版组织机构几经变化,这些机构有些是作为独立机构存在的,有些是作为宣传部或组织部下属机构形式存在的,同时,出版组织机构的职能也有稍许的不同;但是,这种机构的变化相比四大以前的出版组织机构,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这突出表现在其作为出版机构功能的强化上。

民众运动与平民政权的实现──中共在国民会议运动中对政权问题的探索

国民会议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并非在于仅仅起到了宣传和动员民众的作用。作为国民会议运动的实际主导者,中共更是把民众运动看作达成国民革命目标的新手段和新方法,期望通过召开由民众团体选举的国民会议,建设"真正民主政治"和"平民革命政权",从而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在国民会议运动的不同阶段,中共关于政权问题的具体主张也有变化,并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进行了初步实践。虽然国民会议运动最终归于失败,但中共对政权问题的探索为尔后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启示。

国民会议思想评析

20世纪 2 0 - 3 0年代 ,中共、孙中山、汪精卫扩大会议派、蒋介石分别阐释了国民会议思想。中共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政治问题。孙中山就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议题阐述了其思想 ,认为召开国民会议是为了解决国事。汪精卫扩大会议派召开国民会议的设想 ,仅仅停留在理论设计上 ,目的是控制国家大权。蒋介石召开国会会议制定约法是为了使其统治法律化。蒋汪主张的国民会议都排斥中共。倡议的主题不同 ,思想内容、性质既有所区别 。

试论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对战后中国政治蓝图的设计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对战后中国政治蓝图的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实现由训政过渡到宪政所作的分五步走的程序设计;二是对宪政时期所要实行的议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制度设计.二者虽然在性质上既非中共的新民主主义,亦非国民党所谓的'三民主义',而是中间势力所一直向往和追求的改良的资本主义,但其在当时却满足了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普遍愿望,并成为了检验国共两党有无和平民主诚意的试金石.

多党合作:开国领袖的世纪遗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作为一种形式,它起源于民主革命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一种制度,它确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开国领袖的奠基杰作,是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国家与政党学说的伟大创举,是当今世界形态各异的政党制度中的奇葩。开国领袖的这份政治遗产,作为一个有着成功经验和沉重教训的世纪课题,对它的探索与完善依然任重道远。

“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与转变

在二大的文件中,"民主的联合战线"、"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民主革命的战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等多种表述并提,其核心内容与精神实质是相同的。"民主的联合战线"从提出到转变充满艰辛。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对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必要性、重要性有较多的共识,但对要不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存在分歧。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态度是肯定的,而马林的态度是否定的。至于如何保持这种独立性,要不要争取在"民主的联合战线"中的领导权,共产国际是提出了正确的原则,但偏于笼统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共产国际对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多数是正确的,东方部萨发罗夫、远东局维经斯基均不乏真知灼见,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民主的联合战线"问题上却以势压人,将自己的意见冒充共产国际的决定强迫中共接受。1923年共产国际的一月决议采纳了马林的主张,使之合法化、正式化了。实际上马林轻视中国共产党,对中共缺乏信心,势必迁就国民党。历史表明,提出统一战线的理论与策略不容易,争取实现更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均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与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扎西会议再研究

193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的系列会议,巩固和发展了遵义会议的成果,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高度机动的红军作战新战法。扎西会议的各项决策贯彻实施后,全国革命形势急速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革命力量在有的地方得到保存,有的地方还有所发展,为此后开展新的局面打下了基础。扎西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非常重要的会议,其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其历史功绩永不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