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基本法中的一体化宪法规范

一体化宪法规范是宪法中规定国家与国际组织、国家机关与国际组织、公民与国际组织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与传统宪法规范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国家机关之间、国家与国内各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同,一体化宪法规范规定区域一体化问题,调整国家与区域一体化国际组织关系。德国基本法中的一体化宪法规范包括调整国家与欧盟关系的原则性规范,规定欧洲公民身份和欧洲公民权利的规范,以及联邦与各州参与欧盟事务的规范。与传统宪法规范调整国内法律关系不同,一体化规范调整国家、国家机关以及公民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对宪法规范的传统概念构成一定的冲击。

二战后美国对法德萨尔问题的政策考察(1945—1954)

从二战结束到冷战早期,美国的萨尔政策几度嬗变,从起初有保留地支持法国扩大对萨尔的控制权,到试图在成立联邦德国政府问题上与法国做交易,同时兼顾解决萨尔与联邦德国加入欧洲委员会问题,再到反对将萨尔自治与批准建立欧洲防务集团挂钩。最终,美国通过改造西方阵营安全结构,对西欧承担更多军事义务,促成法德以建设性方式处理萨尔问题。此举化解了法国战后初期的安全困境,为重新武装德国扫清重大障碍,并对战后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

德国战后初期大屠杀教育和国家记忆构建

纳粹大屠杀这一浩劫之后,避免历史重演成为大屠杀教育的首要任务。面对同盟国“去纳粹化”和“再教育”政策以及冷战时期东、西对峙的复杂国际环境,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大屠杀教育虽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策略,最终却都将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深埋在集体记忆之中。不同的是,前者通过反法西斯斗士英雄主义“建国神话”的宏观叙事将以犹太人为代表的大屠杀受害者的记忆边缘化,后者则在多种内政外交因素作用下“与历史彻底清账”将这一记忆逐步淡忘。在记忆政策视角下,这皆是滥用记忆的后果:前者记忆过多,后者遗忘过多。在知识政治机制的作用下,这一被操纵了的集体记忆成为战后两德国家记忆的最早雏形并影响着之后文化记忆图景的塑造。

“克服过去”:联邦德国如何重塑历史政治意识

如何面对和克服纳粹历史,是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意识塑造的核心问题。1950年代,阿登纳政府推行排斥纳粹历史和整合纳粹人员并行的双重策略。1960年代,在反犹主义讨论、纳粹审讯、纳粹罪行追诉时效讨论和学生运动的推动下,联邦德国踏上了公开讨论纳粹历史的道路。1970年代,社民党政府通过追溯纳粹主义的历史渊源,塑造了联邦德国全新的历史政治意识。1980年代,保守主义试图推动纳粹历史之"正常化",却遭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激烈反对。联邦德国克服过去的经验证明,只有大规模的公开争论,才是与纳粹历史交锋的利器。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核武装问题探析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在战后的军事动向一直备受关注。为了消除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的疑虑,联邦德国政府以声明的形式承诺不在本国制造核武器。国际形势的变化,使联邦德国政府逐渐认识到核武器在军事和政治上的重要性。自1957年起,联邦德国政府开始谋求在不违反声明的前提下进行核武装,这种谋求核武装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

论二战后阿登纳德法和解思想的产生及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欧洲向何处去 ,这是欧洲各国尤其是德法两国政治家们十分关心的问题。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德法关系是关键。鉴于德法两国仇怨的历史及二战后欧洲局势 ,阿登纳提出德法和解与欧洲联合的思想。德法和解不仅有利于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而且是刚成立后的联邦德国取得独立主权、实现经济复兴的重要途径 ,也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石。

联邦德国与第二次柏林危机前期美苏谈判中的德美关系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在欧洲的一次正面交锋,这次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德国和柏林问题。为使危机得到缓解,艾森豪威尔政府领导西方阵营与苏联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联邦德国作为危机的利益攸关方,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谈判政策表现出了充分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反映了在冷战背景下,作为超级大国的盟友的不安全感。

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失去政权的原因探析

15年前,德国重新统一,前东德不复存在,执政时间长达40多年的前东德统一社会党也最终消失。究其原因:经济体制长期未能突破斯大林模式的窠臼,经济发展逐渐落后,使其丧失了执政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长期未能摆脱集权制的阴影,逐渐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使其丧失了执政的政治基础;在与前西德的竞争中未能始终坚持民族统一的政策,使其在民族情感上丧失了道德制高点,失去了执政的民族基础;面对东欧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冲击,束手无策,节节败退,使其失去了独立自主执政的能力,最终党亡国灭,丧失了社会主义政权。

从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变化看红绿联盟的形成

联邦德国红绿联盟的形成是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虽然它迟至 1 998年 1 0月出现 ,但却是自 1 98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党、绿党不断变化的结果。本文从变化的角度分析红绿联盟的形成 ,以把握红绿联盟的脉络。

横越大西洋的抉择——战后初期德法、德美关系析评

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百废待举,在外交方面则确立了一条合理路线。她由过去的自我中心的大陆国家转变为了一个溶身于西方体系、并理性地采取合作立场的新型成员。而在战后初期的西方营垒中,联邦德国始终将对美关系的完善与发展列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并优先于对法关系的维护与修缀。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她又扮演了软化美欧矛盾,平衡法美分歧的角色。

联邦德国1960-80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公民行动”

20世纪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学生运动爆发,运动的目标是"民主化",在政府压制下,运动走入低潮。随后的70年代"公民行动"勃兴。"公民行动"起初主要是关注环境等关系居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但很快提出了政治与社会变革的要求。70年代末80年代初,反核和平运动使"公民行动"进入一个高峰。学生运动促进了激进民主思潮的传播及文化和政治批判潜力的进步。"公民行动"则使一个新的以"绿色"命名的政党形成并促使传统政党"绿化";改变了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理念,实现"绿色"的可持续发展;其中的反核和平运动则制约了80年代初的东西方冷战,促进东西方重新走上谈判与缓和之路。

略论1972—1989年的两德合作关系

在一系列双边条约的基础上,1972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合作关系开始确立。对民主德国而言,两德来往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危害了国家的长期稳定。但两德合作有利于世界与欧洲的和平,也为德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战”后德国社会的现代性维度

"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虽在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在社会方式的现代转型方面,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一致性,尤其是在人口结构、外来移民和家庭组成等方面。这表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不是受政治经济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更多受观念等文化因素的影响。人口结构和家庭组成上的现代性转向使"二战"后的德国社会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现代性,外来移民上的保守又使"二战"后的德国现代社会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封闭性。这种现代与保守并存的不对应性标识出了"二战"后的德国,尤其是联邦德国,当然也是统一后德国社会的一个固有特点。

劳资共决与联邦德国的现代社会安全管理体制

德国在工业化之后逐步建立了由企业代表会制、监事会劳资共决制、劳工经理制和超企业共决制共同构成的劳资共决制。作为战后劳资合作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工会经济民主化政策的核心,劳资共决制从劳动保护、公共安全和福利保障等三个方面影响了联邦德国社会安全管理体制改革,使社会安全管理体制呈现出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特点,强调社会的组织化、国家职能的明确化和权力的民主化。

联邦德国重新武装与战后德国问题的解决

在冷战环境中,全德统一不可能按有利于德国人民的方式去实现。新生的西德国家则暂时搁置了民族统一目标,而将自身主权的恢复作为推动德国问题不断解决的初始步骤。同时,阿登纳政府认为,联邦德国的主权不可能中立地求得,而只能以入盟西方的途径达到。入盟西方之路崎岖起伏,而尤以军事入盟困难最大。1949-1955年,联邦德国历时6年的重新武装努力终于克服了入盟路上的最大障碍,并由此获得了平等与主权。这就为以民族统一为目标的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联邦德国极右派政党探研——以“德国民族民主党”为中心

在联邦德国众多的极右派政党中,德国民族民主党是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曾多次在州议会和城市议会选举中跨越5%选票障碍,赢得"竞选成功",至今仍在萨克森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议会以及德国东部地区多个地方议会中拥有议席。该党主要由民族保守主义者和右翼极端主义者组成,其思想基础是"族民集体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则是颠覆联邦德国现行自由民主制度,建立一个强大的、自给自足的新帝国。面对咄咄逼人的"右派危险",联邦德国政府和广大民众严阵以待,自觉抵制,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理性、道义感和责任心。

英国对联邦德国“东方政策”的思考与外交应对(1955-197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的欧洲外交受联邦德国"东方政策"的影响较大。"东方政策"在联邦德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新"东方政策"是欧洲缓和的核心内容之一和推动力量。僵硬的"东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也束缚了英国对苏联东欧的外交。新"东方政策"则符合英国对西欧安全的追求和对欧洲缓和的期待。英国在支持新"东方政策"的同时,也对欧洲缓和抱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英国对"东方政策"的思考和外交应对反映了英国在与苏联东欧的冷战斗争中坚决维护西欧安全和西方联盟团结的根本目标,既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又希望保持与之交往的突出特点。

德国统一前联邦德国政治发展刍论

联邦德国是德国历史上第二次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它实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与政治民主同步发展和良性互动，成为比较完全意义的现代国家。本文认为，联邦德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轨迹和主要特点是始终坚持政治上的中间道路，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制度。联邦德国没有走魏玛共和国的老路，主要原因有四：世界大战和战后对德国进行的改造；多数德国人正确总结了历史经验；社会市埸经济体制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作用；

联邦德国新五州职业教育的转型

原民主德国作为五个新建州加入联邦德国后,职业教育须同化到联邦德国教育制度中。制度差异给新五州职业教育转型带来一定程度的困扰,联邦政府和欧盟积极采取措施予以缓解,取得了一定成效。新五州职业教育的转型展现了各方协作创新的努力,证明了职业教育不仅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也是关涉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多个要素的系统工程。

联邦德国重新武装与西欧早期一体化

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是二战后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虽然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过程一波三折,但最终在大西洋框架内建立起了西欧联盟,实现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欧及大西洋联盟内法德之间实现了初步和解,从而奠定了西欧早期一体化的前提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