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明清时期云南普遍实行“土流并治”的管理模式,即便改土归流也不是对该模式的完全否定。通过改土归流,不少府州县的治理方式和权力格局从“令土官为之钤制,以流官为之弹压”转变为“以土目管土人,以流官管土目”,流官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因此得以加强,但是王朝国家在当地的治理逻辑仍为典型的“土流并治”。从里甲名色和赋税征收标准的制定过程来看,改土归流之后,地方流官对于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并不会完全采用中原内地的统治方式,更不是刻板地“复制中国式社会”,相反地,流官会充分尊重甚至倚赖于原土司的管理传统,将其作为构建新治理秩序的重要基础。

清代丽江木氏改土归流及行政管理变革

清初, 随着中央封建统治的进一步加强, 滇西北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丽江木氏已经走到了内不为土民所忍、外不为清政府所容的境地, 最终于清雍正元年 (1723 年) 以和平的方式被改土归流。改流后, 木氏苦心经营的统治秩序被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取代,纳西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多元化社会趋势进一步加强。

明代云南土官袭职制度研究

云南是明代土官的主要分布区。明代云南土官有选用和世袭两类。选用土官为汉人,世袭土官是土酋。土酋袭职的次序有父子、兄弟、妻子、女婿、叔侄,甚至得到明朝许可后头目也可以袭职。在云南土酋袭职方式的基础上,借鉴明代武职袭职程序,形成了云南土官袭职的基本程序,即应袭土官提出申请,头目保举,官员勘合,且应袭者符合年龄条件后可袭职。为避免争袭,应袭土官要接受儒学教育,在职土官要编制宗支图谱。云南土官赴京袭职,是明初形成的惯例。但路途遥远和土官贫富不均使正统时期出现纳粮就地勘合袭职。而勘合官员腐败等弊端,导致了嘉靖初年芒部、武定、寻甸等处土官叛乱。平定叛乱后,在总结弊端的基础上,嘉靖九年(1530)制定《土官袭职条例》。此后加强对土官的约束,每三年考核一次,通过考核才能连任,对违法乱纪、不服从勘合的土官实行改流。随着嘉靖时期灾荒增多、财政不足,嘉靖十五年(1536)开始实行纳粮折银袭职。而勘合官员索贿、不作为等行为影响了三宣六慰地区土官对明朝的向背,隆庆至万历初年木邦、陇川、潞江、蛮莫等土官叛附缅甸。为增强明朝对土官的凝聚力,万历初年放宽土官袭职条件,不纳粮也可以就地勘合袭职。

雍正“改土归流”辩

大规模"改土归流"是发生于清雍正朝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如何认识和评价"改土归流",学界尚有不同看法。雍正改流,并非个人随心所欲,而是以"大一统"理论为依据,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不能因为在改流中引发武装对抗,造成血流伤亡,就将其全盘否定,而应该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既要看到清廷以武力强制改流,甚至在某些地方有扩大化的倾向,这是由封建王朝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更应强调"改土归流"的实质是完成国家的真正统一,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场社会变革。

北朝末期的萨保品位

本文将石刻史料中萨保任官的资料与北朝末年的官品制度以及其他部族首领的任官情况加以对比, 分别对北周、北齐的萨保品位进行了考察, 提出此一时期的萨保品位大致相当于县级长官。此外, 本文还从官品变迁、萨保继承、人员任命等角度, 揭示了中原政权利用官僚品级秩序增强粟特贵族的社会流动性, 并进而统合粟特聚落社会资源的历史进程。

汉唐间南中地域社会政治格局与权力结构的嬗变——以“夷帅”“长吏”“大姓”为中心的考察

汉唐间南中地区在王朝政治版图中的"边缘性",以及在政治统治中"夷汉分治"局面的长期存在,客观上造成了该区域政治格局的多变性和权力结构的多元化特点。文章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羁縻体制下的‘长吏’与‘夷帅’"、"以大姓为中心的权力关系与地方政治博弈"以及"爨氏统治时期南中地方政治及权力结构的变化特点"等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观点:一、在该区域内部,国家权力相对缺失,地方社会秩序的建立多有赖于包括土著人群在内的各种地方势力,遂造成政治控制方式的多元化,社会关系网络也呈现出强烈的边缘性。这使得不同历史时期南中地方政治体系与政治格局始终随着王朝统治力量的强弱及"华夏边缘"的"漂移"而发生变化。二、最能体现上述变化特点的莫过于特定历史环境下三种地方政治势力"夷帅""长吏""大姓"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多变性,他们之间多层次的互动关系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南中地域社会政治变迁的主要内容。三、从历代王朝对南中地区治理方式的演变过程来看,虽然各个时期的治边策略各有侧重并几经反复,但总体上呈现出来的是由紧到松、由直接到间接的阶段性变化特点,从而极大地影响、改变了此后西南边疆的空间结构和地缘关系的发展走向。

在苗疆发现历史——《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序

清代雍正年间大规模地开辟拓殖苗疆,实为广义的"改土归流"秩序重建活动。苗疆经过一系列"王化"政策的改塑和再造,不仅实现了由"生苗"而"熟苗"而"民人"而"齐民"的国家化转型过程,而且也完成了由"生界"而"熟界"、由"新疆"而"旧疆"的内地化转型过程,体现了国家大一统秩序在"化外之地"的具体落实。研究苗疆转型过程应尽可能地按照"复线历史"的要求,关注国家与地方复杂互动的长时段历程;通过重新发现苗疆充满活泼生动地缘特征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建构区域学学科——清水江学。

清代改土归流时期汉文化对土家族音乐活动的影响

雍正五年(1727年),清王朝在土家族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在土司统治地区裁革土司土官,设置府县,代之以流官治理。由于各民族文化的传入与融合,土家族音乐活动在形式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产生了傩堂戏、土地戏、酉戏、花灯、渔鼓等诸多新的音乐文化形式。改土归流后,土家族打破了以往土司在文化上的垄断局面,在各地设立学校(义学),学习汉文化成为一种时尚;并且土家族的礼乐文化以及戏曲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出现了歌乐的鼎盛、戏曲音乐的产生、祭祀音乐的变异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文化现象,导致了土家族社会的文化重构和音乐的发展。

深化土司研究的十个问题

在未来的土司问题研究中,学界应根据历史文献、各地档案、地方志书、土司谱牒、土司志等文献记载,高度关注土司建置、土司职官、边地土司、土司规建、土司地区经济、土司军事、土司教育、土司地区习俗、土司人物、土司文史等问题。只有全方位关注,才能更加深化土司问题研究。

从广西忻城土司官族诗文看中原文化对壮族土司文化的影响

广西忻城土司文化是桂中壮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忻城土司官族的诗文在用典和声韵以及形式等方面体现出逐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情况,而其中的《教士条规》16则更是体现了他们主动向中原文化靠拢的思想,由此看出中原文化对壮族文化的逐步影响过程。中原文化对土司文化的影响有主动接受和被动接受的原因,这是土司地位所决定的。

改土归流背景下他留人族群传说的话语建构

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彝族支系他留人旧时自称"他鲁苏",他称"他鲁人",近年来统一为"他留人"。"他鲁"与"他留"作为他留人的指称,先后出现于明、清地方志书中。关于他留人族源的传说围绕"他鲁"更名为"他留"的缘由形成了不同文本,无论是影响最大的与高土司相关的"铜佛像"传说,还是其他文本,作为一种象征资源,均为"流"与"土"、民间与官方所征用并建构。流官政权采取民间话语对土官进行"妖魔化"的表述;土官阶层则借助民间话语形式进行象征性资本的建构,体现出对汉文化的积极认同。

明代西北边防卫所探究——以河州卫为例

河州卫是明朝在西番诸卫中设立最早的卫所之一。河州卫不仅管军,而且治民。同时,由于少数民族首领在卫中任职,构建了河州卫土流参治的管理模式。随着汉族大量迁入河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屯堡文化。

琉球王述略——基于对土司制度的关连

明朝在琉球设置"土通事",即传递文书土官。从明朝洪武年间至清朝光绪年间,琉球王传承至二十七代。第一代察度迄第十六代尚丰,遣使向明朝请封,明朝随即遣使册封为王;第十七代尚贤迄第二十七代尚泰,遣使向清朝请封,清朝随即遣使册封为王。这表明琉球在明清时期一直是中国的藩属。

丽江改土归流后纳西族的社会变迁

雍正元年(1723年)丽江土府改土归流后,木氏土司400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统治被打破,内地流官统治体系进入丽江,农业和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汉文化教育兴起,各民族间交流进一步深入,有力地推动了纳西社会的转型,为纳西族成为多元文化综合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瘴气与边疆安全:环境史视阈下清朝西南边境管理的困境及应对

瘴气严重制约着清朝政府对西南边境的正常管理活动,进而危害到西南边疆的安全稳定。为了保证中国对西南边境的持续性行政管控,清朝政府费尽心力,在军事行动、官吏选调、土司存废、出入境管理、货物运输、交通开发等领域,采取不同措施来应对瘴气对边境管理活动的干扰,甚至找寻多种药物医治瘴气,但皆未取得良好效果。终清之世,瘴气都对清朝的西南边境管理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明清时期容美土司与朝廷交往策略研究——以武陵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土家族与中央朝廷保持良好关系,离不开土司对中央地方关系的悉心经营。以容美土司为例,武陵地区土司利用朝贡机会以特产投上所好,利用军功表达忠心并体现重要性,利用金钱开道和以文学交友,成功结交皇帝和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员,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实现本民族的大发展。一旦土司丧失与皇帝、高级官员的私人情谊这种纽带关系,生存环境势必恶化,危及统治。

明代芒部(镇雄)土知府承袭纷争与改流问题

明嘉靖初年,芒部土府因嫡庶争袭仇杀而被改土归流,但不久便革流返土。万历年间,镇雄土府因水西安尧臣冒袭土知府引发黔蜀纷争,在安尧臣归水西后,明廷亦有针对镇雄府的改流之议,但终未施行。通过明廷对芒部(镇雄)两次土知府承袭纷争的处置措施,我们可以看出,改土归流并非明廷一厢情愿之事,而是受到周边土司态度、土司重视血脉传承、土司地区险恶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风俗民情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也正因此,明廷在土司改流问题上的态度愈加慎重和务实。

明代广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多重性特征

明代在广西实施改土归流的显著特征:改流具体原因较为复杂、改流开始的时间较早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改流的地方相对较少且成效不大、改流的实施大都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改流进程中出现较大的反复性、改土过程存在明显的复杂性及归流结果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清代湘西地区改土归流考略

清代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湘西地区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同时也标志着土司统治时代的结束。通过改土归流,国家得到统一,政权趋于稳定,国力日益增强。文章对湘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冲突与影响进行了考证。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忻城土司官族教育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不断强化对于忻城土司的监控,政治、文化措施都明显带有强制性的国家认同意味。忻城莫氏土司教育子弟尊祖敬宗、感念朝廷恩宠,在强化封建的宗法关系的同时,加强了官族子弟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在中央王朝积极向忻城推行教化的同时,莫氏土司及其官族也积极尊崇儒家道统,学习和吸纳中原文化。土司官族的汉化教育加强了官族和地方社会对于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对于创造和发展稳定、和谐的地方环境具有积极意义。忻城土司治下国家认同的成功经验,也给我们今天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