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的“伊利诺伊岁月”——早期留美教育经历及其回响

1910—1913年,竺可桢作为“庚款留学生”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求学,这构成了他人生中独特的“伊利诺伊岁月”。基于竺可桢就读该校期间的成绩单,文章对他留美早期的学习情况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重建,主要展示了他三年中所修读的课程和这些课程的详细信息。作为一个农学专业的本科生,竺可桢的学业十分忙碌,但表现得并不出众,有些课程的成绩还较差;但这些课程的学习仍构筑了他日后踏足气象学领域的知识基础,对他后来的人生有直接影响。这些新史料的发现,有助于更丰满地刻画竺可桢这位学术大家的历史形象。

知识的跨国流通:竺可桢对哈佛大学地理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竺可桢曾在哈佛大学地质学与地理学系研修5年时间。这段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一方面将他带入到独具特色的哈佛大学现代地理学的学术流派之中,另一方面也为他日后成为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竺可桢对人文地理学的倡导,以及在历史气候学、气候变迁等方面的研究,都深刻地受到其导师华德的影响。在输入西学新知的同时,竺可桢亦在研究中重视挖掘中国古代丰富的气象学知识,并以此贡献于世界学术,实现了地理学知识的跨国交流。本研究在搜集竺可桢留学档案的基础上,采用跨国史的研究方法,力图呈现近代中国科学与世界学术之间相互关联与互动的整体图景。

竺可桢与我国气象台站的建设

气象台站建设是发展气象事业和科学的基础。基于我国气象台站分散落后的事实,竺可桢通过回收外人气象台站、直接建设台站所和派人指导地方测候所建设等方式实施了中国气象台站网络建设的规划。尽管因多种原因最终未能完成计划书的布局,但到1937年,中国至少已有139个气象台站,初步形成了我国早期的测候网。这为我国近现代气象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竺可桢与东南大学地学系——兼论竺可桢地学思想的形成

在中国近代地学的主要开创者中,竺可桢以学术权威和学术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创造一个适当的发展环境,竺可桢在地学体制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创建的第一个地学系———东南大学地学系,培养了几代中国早期的近代地学人才。中国地理学界和气象学界的奠基者,多出自竺可桢门下。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地学的同时也在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中国的近代地学体系。竺可桢地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正是近代地学在中国形成、发展的一个缩影。文章通过对竺可桢所受教育背景和学术思想形成过程的分析,研究了近代地学在中国的发展及演变历程。

谈竺可桢1934年《气象学》讲义残本

1934年9月10日气象研究所登报为第3届气象练习班招生。23日考试，28日揭榜，共录正取40人、备取10人。10月3日在气象研究所图书馆举行了开学典礼。上课地点在成贤街文德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二楼教室。学员除了我们35人（开学报到的正取生32人、补充报到的备取生3人）外，还有从江苏、湖南、福建、陕西、四川、浙江、云南等省保送的学员13人（陈学溶，2012）。

竺可桢与新中国的科学史研究事业——基于档案和日记的新考察

竺可桢晚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积极倡导、组织和领导科学史研究事业.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和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均与其密切相关.1957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后,除对撰著《中国天文学史》给予指导外,竺可桢还主持编撰了《徐光启纪念论文集》,并在全院范围内组织人员撰写近代科学史文章、科学家传."文革"中,其赋闲在家,仍关心该室命运,曾吁请恢复该室工作.竺可桢在新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开创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而积极的角色.

梅贻琦、竺可桢函件发挥了史料的作用

《竺可桢全集》第22～24卷收录了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函稿藏件，史料价值很大。就我个人历事而言，可以解决中国现代气象学史上的不少悬疑问题。

竺可桢对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和海洋权益维护所做的贡献

竺可桢不仅是中国气象学、地理学的奠基人,而且也是中国海洋科学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推动国家海洋研究机构的建立,加速了海洋科学研究的深入及多学科的协同发展;他力倡开展广泛和细致的海洋综合调查,使新中国获得了系统的海洋地质、海洋资源、海洋气象等资料,更好地推进了海洋的开发与利用;他力主不同系统的海洋研究单位要分工协作,并坚持海洋基础理论研究不能偏废,促进了海洋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为其他涉海事务工作做出了理论上的支撑和贡献;他向中央积极献策维护国家海洋国土权益的行动,显示了一个学者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上的敏锐性、洞察力及现实关怀。

李约瑟与竺可桢往来书信(1950-1951)

文章披露、译释了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收藏的1950-1951年李约瑟和竺可桢之间的四封往来书信,简要分析了在李约瑟策划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取得进展之际,他和中国学者竺可桢就此书写作进展、各学科专家信息以及图书资料等方面问题进行的书信交流,从侧面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竺可桢对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计划提供的支持.

竺可桢与国立浙江大学图书馆的迁移

国立浙江大学图书馆的迁移反映了国立浙江大学的迁移。文章依据《竺可桢日记》,建构、叙述了国立浙江大学图书馆迁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等的全过程,可以看出竺可桢对国立浙江大学的历史贡献。

李约瑟与竺可桢的中国科学史研究

针对"中国自来无科学"的论断,以竺可桢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致力于中国科学史研究,发表大量学术论著,为中国辉煌而久远的科技发展史正名;李约瑟亦不约而同地加入了大讨论,并以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有力地批判了"西方中心论"。作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编纂强有力的支持者,竺可桢有目的地为李约瑟搜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书籍资料,并通过中国科学院给予其人力、财力资助。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计划实际上也诱发了竺可桢着手建立中国科学史研究专门机构的构想。就二十八宿起源地点与创立时期的学术争论,竺可桢坚持中国起源说,李约瑟则依违于巴比伦起源说与双方独立起源说之间。

从“雪中送炭”到“架设桥梁”——竺可桢20世纪40年代日记中的李约瑟

主要依据新近公开的竺可桢日记中的第一手资料,对20世纪40年代竺可桢与李约瑟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文献考证表明:自1930年,竺可桢开始长期关注"中国科学何以不发达",即"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实验科学"问题;在40年代的竺可桢日记里,详细记录了竺可桢与李约瑟会面的时间等情形;李约瑟在来抗战时期中国"雪中送炭"之前即已经大致形成"李约瑟难题"的雏形,竺可桢等一批中国学者对"中国何以无科学"问题的争论促使了"李约瑟难题"的成形;50年代初,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计划,实际上推动了竺可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着手建立中国科学史研究专门机构的构想.

竺可桢物候教育诗学初探

目前,物候学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逐渐拓展到了各个领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如同植物、动物与自然的关系那样是直接的,其从物候现象中获得对自然的感受、认知及影响,可算作是物候教育学。竺可桢最早通过中国古代诗词里的物候描述,并对照现代西方科学观察统计数据得出准确的时令与节气的解释。这种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展示了此前未曾有过的物候教育诗学样貌。对此进行条分缕析的归纳、整理与研究,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古代诗词的自然哲学属性以及物候教育诗学的存在论本质,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打开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档案证明竺老是公正的

1935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聘任评议员”蒋丙然老前辈的落选，曾引起了蒋氏父子以及某些不明真相人士的愤慨。半个世纪以后1985年11月25日蒋老的哲嗣蒋君宏先生曾在台湾写了一封7页的长信，内中有一段回忆了此事的经过，现照录于下：

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从《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谈起

在合理利用中华传统学术资源方面,前辈专家的若干典范性工作,不但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基础科学研究道路,也为后人提供了科学方法论的启示。系统追踪分析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完成过程,可以探寻利用现代科学方法发掘利用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基本途径。对竺可桢这一独特科学思想和方法的系统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华传统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而且对于探寻科学原始创新的独特道路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竺可桢对哈佛大学导师制的引进及实践

经过蒋梦麟、邵裴子、程天放和郭任远四任校长的不懈努力,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立浙江大学已经初步建立起现代大学体制,不过在学校的内部治理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1936年竺可桢接任校长后,以母校哈佛大学为参照标准,借鉴洛厄尔校长推行的导师制,倡导博雅和精专并重的人才培养理念,激发学生自我教育,追求卓越;同时,在实施导师制时,根据学校实际,提倡以身作则,训教合一,从而造就能担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袖人才。由此,浙江大学声誉鹊起,在抗战后期成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中央研究院首届聘任评议员选举补正——兼探张其昀当选气象学科评议员

新发现的首届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聘任评议员时的60位候选人资料,可以补充选举过程中一些细节,诸如某些学科选举看重学术成就(如化学、动物学),某些学科注重学界地位(如物理学、地质学);还可以探究当日各门科学发展情状,诸如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人才辈出,工程学、天文学和气象学乏善可陈。结合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资料,也可以分析这些候选人学术发展与学术地位的演变。至于人文地理学出身的张其昀当选气象学科评议员,他的老师竺可桢有“推举之功”,可能也与当时以总干事丁文江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学人们欲加强与政府关系的考虑有关,显现了学术与政治的纠葛。

竺可桢人口思想研究

竺可桢十分重视人口问题,对人口密度、人口调查、计划生育、人口素质、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思考,尤其重视人口与水土保持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口思想。

中国第一个大学地学系的建立与解体

考察竺可桢创立中国第一个地学系的过程及该系的发展与解体,对于深入探寻现代科学本土化的一般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在对竺可桢建系的学术背景以及地学系解体原因进行深度挖掘的基础上,了解竺可桢在中国地学建制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将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两个作用与善用资源——黔北时期浙江大学创科教奇迹的思考

从1940到1946年,西迁黔北的浙江大学在不到七年的时间中,在生活清苦无电少舍的山城小镇,创造了中国科教史上的奇迹,由一所地方性大学发展为中国最知名的大学之一。黔北时期浙大校长的引领作用和教授的核心作用,求是创新善用资源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当前我国高校的建设和发展,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