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文脉下的“古代和田艺术模式”考析

大夏美术造型样式沿丝绸之路进入塔里木盆地后形成古代和田派艺术模式,这种艺术样式在尼雅、达玛沟、约特干等遗址中都有着生动的体现。丝绸之路使得汉唐文脉下的造型艺术体系得以确立,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从视觉图式扩展至风俗礼仪的各个环节之中。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和田的布扎克彩棺,棺上面绘制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反映出西域与中原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和田木雕在装饰范围、表现形式及雕刻技艺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镂雕、平雕等技法被广泛应用,作品中渗透了现实气息,造型上趋向真实,并在二维平面的基础上强化装饰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汉风风格。

李洲坳东周古墓棺木用材树种鉴定及材性分析

通过对李洲坳东周古墓47具棺木进行现场取样鉴定,发现除编号G44棺木树种为楠木(Phoebe sp.),其余均为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对杉木材质棺木进行物理力学性能测试,结果表明:出土木材的气干密度与正常材差异较小;出土杉木木材强度为正常材的65%左右;出土木材降解程度相对较低,这与棺材埋藏的封闭环境具有较大的关系;木材的降解主要与土壤的酸碱水解作用有关,并非由真菌与细菌引起。

甘肃武威磨咀子出土汉代木牛车抢救性复原修复

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木牛车,两轮巨大,造型简约、独特,是河西走廊乃至西域特有样式。器物因受埋藏环境和保存环境影响,具有糟朽木器的典型特征,车体结构因腐蚀严重而坍塌散架,木质收缩变形,车轮残损、残缺,车辕、车轴断裂,车軨、车軧残失,车毂及附属部件酥解、粉化,以致无法组合成形。为此,对这批木牛车实施了抢救性复原修复。修复工作采用考古出土的汉代棺板木作为修复材料,使用棺板木木屑及聚醋酸乙烯乳液混合物用于补全、补缺和外观做旧;回收利用老化的竹签条或棉签棒对车辐进行了复原;采用滴管渗透的方法,使用PB72的乙酸丁酯或丙酮试剂对糟朽部件实施加固;最后,采用器物原始的铆眼套合技术,使木牛车历史原貌得到复原,修复效果良好。本工作可为其后糟朽木器的修复提供科学可行的材料和技术。

甘肃武威磨咀子出土汉代彩绘木马颜料分析与修复保护

武威磨咀子考古出土的汉代彩绘木马,不仅数量多,而且形体较大,具有河西汉马的典型特征;根据彩绘木马的材质状况,其类型属于潮湿而糟朽木器,急需进行修复保护。为此,针对目前彩绘木马的保存现状,本修复工作运用现代X-射线衍射分析技术,对木马彩绘颜料进行了分析,物相结果表明:黑色为墨,白色为石膏,红色为朱砂、铅丹。同时遵循原始制作工艺,选用汉代棺板木作为复原材料对残缺部件进行了复原修复,采用无色、透明的有机玻璃(MMA)材料为其制作了辅助支撑底座,使用Paraloid B-72试剂对表面严重糟朽木质、彩绘层实施加固,使用聚醋酸乙烯酯对脱落部件实施粘接,利用原始铆眼套合与加楔技术对木马部件进行了组装;最后,通过安装辅助支撑底座使受损彩绘木马得到了妥善保护,修复取得良好效果。

海昏侯墓部分木质文物材种鉴定及用材分析

为了解海昏侯墓椁室木材及随葬漆木器木材种类,进而分析其用材特点,分别对木材取样进行种属鉴定。鉴定结果表明:海昏侯墓椁木为樟科(Lauraceae)桢楠属(Phoebe)桢楠(Phoebe zhennan),椁室木门为柏科(Cupressaceae)柏木属(Cupressus)柏木(Cupressus funebris),比较文献资料,推测汉代椁室常用木材即为楠,反映了汉代椁木用材的专门化;受检的随葬漆木器材种均为樟科,包含檫木属(Sassafras)檫木(Sassafras tzumu)、黄肉楠属(Actinodaphne)、琼楠属(Beilschmiedia)等,反映出随葬漆木器用材具有地域性,可能均为本地生产。

徐州出土汉代棺木用材树种鉴定及其化学性质

木材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常见材料,也是从古至今人类文明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朝代的大量木质文物出土并需要持续保护,因此掌握出土木质文物所用的木材树种情况,并研究其化学组分的降解状态,可为制定合理的木质文物修复和保护方案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对徐州万达汉墓墓群中1号与4号墓出土棺木进行取样和对标准三切面的切片进行观察,根据三切面显微构造特征对棺木所用木材树种进行鉴定,经与标准切片比对,结果表明M1c、M1oc、M4c、M4oc棺木树种分别为楠木(Phoebe sp.)、硬木松(Pinus sp.)、梓木(Catalpa sp.)、榉木(Zelkova sp.)。进一步采用荧光显微镜与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X射线衍射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棺木的主要化学组分降解情况。结果表明:与现代健康材相比,古木在长期埋藏过程中,木材的主要多糖类化学组分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降解严重,纤维素结晶度降低;古木各类型细胞中木质素的自发荧光效应均减弱,且红外光谱分析表明木质素化学结构发生改变;古木在埋藏过程中木材的整体构造保存较好,但主要化学组分发生了降解,这与其地下饱水低氧的埋藏环境有很大关系。

茶卡出土的彩绘木棺盖板

文章依据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的比对,断定青海省乌兰县茶卡乡出土的木棺盖板画上的人物族属为吐谷浑。

苏北地区唐宋棺木种属鉴定及树轮年代学研究潜力

历史时期木材遗存是研究过去环境、气候、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古人地关系的重要材料。本研究对苏北地区(连云港海州区体育馆二期)5座唐宋时期墓葬的棺椁木进行树种鉴定,并探究其树木年代学研究的应用潜力。经鉴定,墓葬中的棺板样品均为杉木,但这一时期杉木的分布北界可能未到达海州地区(现连云港)。杉木能够成为该地区棺椁木制作的重要树种,可能得益于唐宋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发展带来的便利水运条件,降低了木料运输成本;同时这种对较大树龄杉木的开发利用,也反映了唐宋时期长江流域原始杉木林的存在。本研究还基于树木年代学方法对部分杉板进行交叉定年,采用6条序列建立晚唐五代时期238年树轮宽度浮动序列,13条序列建立412年北宋时期的树轮宽度浮动年表。这些样本间的一致性与平均敏感度较高,表明棺木树轮样本可用于树木年代学研究,为将来建立该气候区的树轮长年表奠定基础。

基于青海西宁墓葬出土木材的公元932~1503年祁连圆柏(Juniperus przewalskii Kom.)树轮年表

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木材遗存是进行树木年轮学研究的重要材料,考古树轮年表对于文化遗存的定年、碳十四年代校正、历史气候与环境考古、森林开发与木材利用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在中国,考古树轮年表的建立尚不充分。本研究以青海省西宁市陶家寨墓群M72的出土棺木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树木年轮学与木材解剖学方法建立了河湟地区跨度为572年的祁连圆柏(Juniperus przewalskii Kom.)树轮浮动年表,根据树轮浮动年表与青海地区祁连圆柏参考年表的对比和碳十四测年结果,将年表的绝对年代确定为932~1503 A.D.。结合棺内出土的“顺治通宝”铜钱,推测M72墓葬年代应为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即1644~1722 A.D.。研究中的木棺所用树木极有可能来自就地取材或从大通河上游至祁连山东部的森林运输而来。该年表是河湟地区第一个考古树轮年表,可为河湟地区及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文化提供年代学标尺,也可为进一步认识河湟地区的气候变化与森林生态提供历史代用资料。

北京延庆区西屯墓地汉代木椁墓发掘简报

北京延庆西屯墓地共发现各时期墓葬490座,以汉代竖穴土坑墓数量最多,其中,又以不同规格类型的西汉木椁墓最具特色。有规模较大的带墓道单棺、双棺木椁墓,也有规模较小、数量最多的长方形单棺、双棺木椁墓。在这批木椁墓中发现了铜盆、铜鼎、铜提梁卣、铜熏炉等一整套精美的青铜器,也发现了陶鼎、陶盒、陶壶、陶罐组合,以及2~3件陶罐或者陶罐和陶壶等器物组合,为研究当时社会的葬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

汉代双层木椁墓研究

汉代双层木椁墓可分三型,每一型最早都出现于岭南地区,之后有各自流行地域和演变序列:A型流行于西汉时期的成都地区;B型流行于两汉的岭南地区,以广州地区发现最为密集;C型发现于西汉中晚期的湖北地区。木椁墓的双层结构来源于岭南越人的架棺墓,是越人架棺习俗与汉式椁墓融合的结果。双层木椁墓的形制还影响到了后来岭南地区的砖室墓。双层木椁墓进入蜀地,其路线很可能是经由夜郎道—僰道再进入成都地区,为岭南与蜀地的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证据。

江淮地区汉代整木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两汉时期,江淮地区汉墓中常见一种以整段木材刳成的"整木棺"。西汉早期整木棺出现于江淮东部的扬州、淮安、天长等地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则扩散至连云港、六安、盐城、六合、蕲春等地区。通过梳理整木棺的时空分布,并结合其制作工艺、材质、装饰、墓主人、随葬品等信息,可以发现大一统汉帝国背景下的整木棺是受到先秦越人独木棺、船棺影响并与江淮本地传统葬具相结合的产物,它因汉初吴国与东瓯、闽越的密切交流而出现,又随着西汉中期越人的内迁扩展到整个江淮地区。

江苏扬州广陵区凯运天地商业广场唐代墓葬群发掘简报

江苏扬州凯运天地商业广场唐代墓葬计91座,其中竖穴土坑墓84座(木棺墓68座、丛葬墓16座),砖室墓7座。墓葬群整体分布不甚规则,局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墓向一致,分布集中,似为夫妇合葬墓或家族墓。出土器物种类有陶瓷器、铜器、银器、铁器、漆木器、石器等。以瓷器为大宗。从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特征来看,这批墓葬时代多为中晚唐,砖室墓等级最高,土坑木棺墓次之,丛葬墓最低,推测墓主人身份依次为中低级官吏或富商大贾、具有一定经济地位的平民及底层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