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教育中家园社三方协同育人路径探究

家庭、幼儿园和社会在幼儿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家庭是幼儿成长的摇篮,幼儿园是幼儿教育的专业机构,社会则是幼儿学习、生活区域的延伸和拓展。为提高幼儿教育效果,幼儿园和社会要加强对幼儿家长的引导,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平台,促进家庭与幼儿园、社区的互动合作,以此充分发挥家园社三方的协同作用。同时,家庭、幼儿园和社会要树立全员育人责任意识,促进幼儿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下的社区教育革新

社区教育是社会治理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在提升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公民意识、发展社会资本、提升社区居民社会组织能力、整合社区公共资源等五个方面具有重要社会功能,发挥着协调社会矛盾的突出作用。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下的社区教育革新,在体系构筑和实践推进方面应以这五项社会功能为根据,在社区教育参与主体、运行机制、服务目标上进行持续不断的革新,最终福慧社会全体民众。

理解基层:治理属性与改革逻辑

“基层”是一个在实践中制度化程度较低从而常处于变动不居状态的治理层级。它随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力量的变化而发生体制性变化,也常常在应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大量非制度化的探索和创新。它既呈现出变化性的特点,也内含稳定性的特征。看似矛盾的双重特性由其实践内涵及体制本身的治理属性所决定。“基层治理”指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既共同贯彻国家目标,落实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共同制定和维护社会规范,满足社会意愿,实现社会目标。它具有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等多重属性。国家性指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层级,自上而下地执行国家意志;社会性指国家意志的贯彻受到社会意愿的约束和社会内生规则的影响;中间性即基于服务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基层治理在二者的张力中寻求平衡和一致性。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认识依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党和政府服务体系纵向到底强化基层治理的国家性;二是以社会组织横向到边强化基层治理的社会性;三是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构建解决基层治理的“中间难题”。

从合作生产转向价值共创:公共服务供给范式的演进历程

鉴于合作生产在面临复杂情景和多元价值诉求等方面存在解释力不足的困境,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需要从合作生产转向价值共创。但对合作生产转向价值共创的转向标准、研究内容、演进历程和原因缺乏系统性梳理。文章通过对现有国际文献研究,有如下发现:首先,根据合作生产与价值共创概念特征的梳理,可将合作生产转向价值共创划分为传统模式合作生产、以用户为中心的合作生产、公共部门驱动的合作生产和价值共创;其次,合作生产与价值共创研究主要涉及公平、知识共享、互动、制度、系统性等议题,二者在研究议题上存有共性与差异;再次,合作生产转向价值共创的演变过程遵循同化、分化、整合的范式,经历了公共服务主导逻辑、公共服务逻辑等阶段;最后,合作生产转向价值共创源于以用户为中心的价值共创能精准定位公众的需求、价值共创可缓解以组织为中心导致的公共服务质量低下的难题、价值共创可使公共管理研究范式由网络进阶到公共服务生态系统。

我国区域协同立法的动力困境与优化路径

从我国目前的区域协同立法实践来看,区域协同立法存在着动力不足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现有的协同立法成功样本较少、协同立法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作用有限以及地方政府官员从事协同立法的积极性不足。造成区域协同立法动力来源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立法合作协议的约束力较弱,同一区域范围内地方利益协调难度较大,区域社会经济一体化有待进一步加强。为此,需要引入新区域主义理论,以优化其动力来源。在新区域主义理论看来,一方面,需要健全区域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强化区域协同立法的外在动力;另一方面,改善现有的政绩考核模式,激发区域协同立法的直接驱动力。另外,还要注重地方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尽可能地扩大民众的参与力度,强化区域协同立法的根本动力。三者之间相互协调配合,形成合力,以便推动区域协同立法更好的发展。

隐私政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合同、基准到信任背书

告知同意原则下的隐私政策长期伴随对于其合同性质的争议。赞成意见认为告知同意结构符合合同订立要素,且企业自律行为能够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反对意见针对“同意困境”,并指出基于隐私政策的违约救济存在局限性。个人信息公法保护的加强促使隐私政策从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合同法模式向以法定义务为内容的隐私基准转变。隐私基准是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个人信息主体应享有的最低程度的个人信息保护。受基准法的影响,隐私政策转而演变为对隐私基准的解释说明。作为合规象征的隐私政策面临“符号化”质疑,体现为书面合规形式化和隐私基准调整范围的有限性。隐私政策的未来图景是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信任背书,为此应统筹法律基准与平台自治,即不断推动隐私政策与数据实践融合,鼓励以隐私承诺与信义义务充实个人信息保护,并增强针对隐私问题的社群沟通对话。

面向“一带一路”中国企业技术标准国际化决策模型

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中国企业以“一带一路”标准化合作项目为依托,通过与当地企业达成技术标准联盟,加快推进面向“一带一路”中国企业技术标准国际化进程。在此背景下,本文构建博弈模型研究揭示面向“一带一路”中国企业技术标准国际化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决策过程,分析中国企业技术标准在标准采纳与标准共研两种模式下的决策选择。研究讨论了联盟各方共商成本、技术标准溢出效应、市场接受程度以及市场波动对技术标准联盟决策的影响,比较分析了标准采纳和标准共研两种模式下的最优决策、均衡利润和适用情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向“一带一路”中国企业技术标准国际化在决策方式与模式选择方面的管理启示。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社区警务存在问题与完善路径

以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为视角,分析新时期社区警务存在的警民关系需要改善、社区其他主体参与积极性需要提高、警务信息化建设需要加强、社区警务职能需要明晰等问题,提出共建以构建现代化警务体系、共治中构筑和谐警民关系、共享以激发共建共治社区警务热情等完善路径。

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优势、困境与路径

村规民约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制度。村规民约对完善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培育乡村公共精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自治、德治、法治融合共生的和美乡村建设秩序,有效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显著优势。村规民约与特定的地域环境、风俗习性、文化传统等密切相关,这使得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可能存在契约困境、信任困境、程序困境、内容困境、执行困境。为更好地发挥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功能优势,需要以价值认同为前提要件、以因地制宜为关键基础、以党建引领为核心要义、以刚柔并济为重要抓手,不断推动和美乡村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

合作知识创新中基于Stackelberg博弈的资源共享决策模型

在跨组织的合作知识创新中,如何合理地分配和共享资源至关重要。本文研究了合作知识创新中的跨组织资源共享及合作维系的条件,采用博弈论方法,把合作知识创新看作是一个领导组织和多个从属组织的Stackel berg主从博弈决策模型,领导组织作为主方给出最优参与率策略,各跟随组织作为从方以总体投入以及参与率策略响应,求出了知识创新投入的均衡值、领导组织的参与、各跟随者的参与率以及创新的总体期望收益。文中指出,只有领导组织的边际收益和各从属组织边际收益之和保持最优比,合作才可能形成并有效维系。

基于利益分享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在集约化理论指导下,基于利益分享的企业组织、政府、科研机构协同创新,为我国构建创新型国家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其中关联各方的纽带就是利益。本文从利益分享机制出发展开研究,分析利益分享机制下的协同创新体系,研究其效率上的优越性,并对我国的创新体系建设提出对策建议。

合作知识创新中资源共享决策的博弈分析

研究了合作知识创新中的跨组织资源共享及合作维系的条件.用博弈论的方法,把合作知识创新看作一个领导组织和多个从属组织的Stackelberg主从博弈.针对是否共享前期创新成果的两种情况,分别建立了两个场景下的不同模型,求出了相应的知识创新投入的均衡值、领导者的参与率、各跟随者的参与率以及创新的总体收益,并对两个场景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只有领导组织的边际收益和各从属组织边际收益之和保持最优比,合作才可能形成并成功维系.

从利益独占到利益分享——中西分享经济理论述评

为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西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出建立起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体制中的利益矛盾,即分享经济的思想。从本质上看,分享制是一种产权分散分布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制度安排。分享制虽然旨在提高薪酬的可浮动程度,但它决不仅仅是一种工薪制度。与传统的薪酬相比,利润分享制下的薪酬水平要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让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相联系,因而能够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

图书馆效益研究

图书馆效益是图书馆产出的服务效果与全部投入耗费之比。目前我国在图书馆效益的发展观念和价值取向上,陷入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二元对立论”误区;在工作实践中,陷入了“读者满足率唯一论”误区;在图书收藏和资源建设上,陷入了“片面数量观”误区,致使经费投入未能充分转化为读者需求满足。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是文献资源协作采购,开展馆际互借。

震灾后旅游恢复重建的协调机制探析

灾后重建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使之既能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灾后重建的积极性,又能保证灾后重建工作的有力、有序、有效进行。本文就援建部门协调机制、民间组织参与机制、农民利益分享机制以及相应的监督机制等几个方面,对震灾后旅游恢复重建的协调机制进行了探析。

高校治理中学生参与权的实现路径——基于协商、协同、共同治理机制的选择

随着学生在高校中的地位由客体转为主体,其获得高校治理中参与权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如何赋予学生参与权,如何让参与权得到最佳实现,是当前高校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协商、协同和共同治理这三种机制在主体、地位、权力和效果四方面的比较,构建出实现学生参与权在高校治理中最大化的一种机制,即共同治理机制。

基于利益共享的乡村旅游关系网络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基于利益共享构建乡村旅游关系网络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乡村旅游关系网络协同治理的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以古丈县墨戎苗寨为例,从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两个层面入手,基于利益共享分析乡村旅游关系网络协同治理的相关机制。案例分析显示,墨戎苗寨构建了基于利益共享的旅游关系网络协同治理结构,村集体、企业与农户等利益主体形成了稳定的旅游利益共同体;依托“景区+村两委+农户”共赢发展模式,墨戎苗寨基于利益共享构建了科学的组织管理机制和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不同利益主体共享旅游开发效益。提出要从乡村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产业发展韧性提升、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和组织管理平台建设等层面入手,优化乡村旅游关系网络协同治理机制。

义务与互惠:乡村公共事务参与的新模式分析——基于山西省BS村全民义务清扫制度的个案考察

如何构建适宜的制度模式,调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提升参与的有效性,一直是学者关注的议题和实践层面的难题。在已有公共事务参与的实践与理论中,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注重组织强制和责任分配,西方自主组织理论强调互惠合约和个人权利保护。而山西省BS村的全民义务清扫制度是一种建立在义务参与常态化和互惠共享理性化基础上的参与模式,它以最低成本实现了村庄垃圾清扫的目标。该模式在运行逻辑上,借助一定的教育机制、激励机制和引导机制促使村民积极履行义务;在运行实践中虽然面临着民主程序不完善、依赖行动惯性和基层公共服务体系的制约,但它调动村民主体性的作用已经显现,并可能成为促进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新模式。

乡村民宿旅游的社区参与与利益分享机制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水平不断提高,对于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大,旅游成为人们放松心情、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而乡村民宿旅游以其显著的特色为城镇居民生活之余的主要休闲方式,但是因为在利益分享方面存在问题,为人们所关注,如何在乡村旅游中构建一种合理的社区参与和利益分享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基于参与行为影响的物流服务供应链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物流服务集成商的参与行为影响功能型物流企业的工作努力程度,为此本文建立与其参与行为相匹配的利益协调机制。结论表明,物流服务集成商的参与行为与功能型物流企业之间的工作存在互补关系时,物流服务集成商应该增加参与度,同时提高对功能型物流企业的分配系数,增加风险收益;当物流服务集成商的参与行为与功能型物流企业之间的工作存在替代关系时,物流服务集成商应该降低参与度,但要提高对功能型物流企业的分配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