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olicy of Energy Saving,Pollution Control and Carbon Reduction based on the Cause Analysis of“Power Restriction”Event

In recent years,the“power restriction”measures were taken in many localities,industri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was interrupted,mainly in the“two high”(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high pollutant emission)enterprises.Take the“power restriction”event in 2021 as an example,this event affected a wide range of regions and disrupted people’s livelihood.It not only refers to the power switch and rationing measures taken by individual regions,but also includes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implemented by over 20 provinces to limit power supply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This paper investigated in detail and summarized th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of power restriction across the country,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annual growth rates of power generation and industrial added value,the comparison results of energy intensity,electricity production,power consumption and the industrial growth rate in each province are analyzed.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related industrial chains were most heavily affected by the“power restriction”event,mainly in steel,cement,electrolytic aluminum,industrial silicon,textile printing and dyeing,chemical fiber,chemical and other enterprises with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high pollutants emission.The measures to limit electricity will affect the normal production of enterprises to a certain extent,leading to not only the decrease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but also the increase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pollutant emission per unit product.Energy management measures such as differentiated electricity price have limited effect on the output of“two high”industrial products,and the economic leverage of differentiated electricity price is gradually being diluted by the price rise of end products.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s and explored several key problems that need special attention.then recommended certain countermeasures for its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减污降碳协同试点实践探索——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

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减污降碳协同试点是将碳达峰碳中和要求融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的重要举措,对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技术方法和成果基础上,基于GIS空间统计方法构建了大气污染物和CO_(2)排放清单,使用产排污系数法核算大气污染物和CO_(2)的减排量,使用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相对程度评估方法评估了措施协同性,构建了本地化的减污降碳措施库,使用CMAQ模型评估了措施优化后带来的空气质量改善效益,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结果表明:1)减污降碳协同管控重点区域位于增城区南部,重点行业包括热电联产、汽车整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摩托车整车制造等。2)基于产排污系数法、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相对程度评估指数等方法,定量评估了措施的协同减排量和协同性,构建了12项本地化的减污降碳措施,其中工业绿色低碳微电网建设、涂装工艺升级、低氮分级燃烧改造、超低排放改造等措施展现出较好的综合减排效益。3)基于GIS空间映射识别方法,识别了5个有待优化的环境管控单元,重点和一般管控单元分别为3个、2个。4)通过CMAQ模型对清单优化前后进行对比分析,评估了纳入减污降碳协同管控措施后的直接减排效益和间接的空气质量改善效益。SO_(2)、NO_(x)、颗粒物以及VOCs的减排量分别为76、288、58、139 t,CO_(2)减排量为53万t。空气中PM_(2.5)、SO_(2)、NO_(2)浓度分别下降了0.254、1.844和2.893μg/m^(3)。研究结果可为下一步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促进减污降碳协同管控提供参考。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减污降碳协同技术路径实践探索——以邹平市为例

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减污降碳协同研究,是“双碳”背景下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协同、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支撑。以邹平市为例,评估研究区域内重点工业行业碳排放现状,用清单网格化的方式识别大气污染物与碳排放的双高值区域,构建碳污一体化清单;运用卫星遥感、激光雷达等手段开展碳汇空间研究,识别碳汇重点区域与重点种类;针对重点行业,形成减污降碳协同措施库,采用协同控制效应分级指数法分析减污降碳协同性,提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优化建议。结果显示:2020年邹平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排放量约为5867万t,热电联产、炼焦、铝冶炼加工等为重点行业;全市在韩店镇、魏桥镇、长山镇、高新街道等重点区域存在4处碳污高排放物网格,电解铝、焦化等重点企业集中了大部分碳污排放;2020年邹平市平均植被碳汇强度为364 t/(km^(2)·a),年植被碳汇量为45万t,碳汇主要集中在九户镇、码头镇、魏桥镇和临池镇,耕地和林地是主要的碳汇系统类型,在各管控单元中应根据区域行业特点与植被碳汇类型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工艺升级改造、林地碳汇提质增效等措施。本研究提出的减污降碳协同纳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的技术路径,为减污降碳协同要求结合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优化提供了支撑。

碳减排约束和氢能的城市能源污染控制研究

针对城市能源污染控制问题,在碳减排约束的框架下,探讨氢能作为清洁能源替代方案的应用潜力。构建城市化石燃料能源污染的评估指标体系,获取并分析城市不同化石能源结构的使用比例。基于碳减排目标,建立城市污染控制模型,重点计算氢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最佳比重,以有效控制城市能源污染。结果表明:化石能源消耗与排放具有季节性特征,供暖期煤炭污染显著,天然气夏冬季用量增加。除PM 10外,其他污染物排放量高,尤其CO_(2)。所提方法显著降低污染物排放,如PM_(2.5)、SO_(2)、CO_(2)月均排放量分别为3.5吨、2.4吨、4.2吨,为城市能源清洁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生成逻辑、内涵阐释与实现方略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是实现“双碳”目标愿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立足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深刻阐明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生成逻辑;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要求,系统阐释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深刻内涵;围绕协同推进减污降碳的现实挑战,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实现方略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对环境污染物和碳排放同根同源同过程特性的系统性认识、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开展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创造了坚实的实现基础。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源自协同学理论与国际绿色低碳发展实践的结合,其核心在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以兼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增加经济增长绿色动能,全面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综合效益。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须切实健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制度、培育拓展生态环境市场、推动减污降碳科技协同创新,建设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体系,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减污降碳”何以“协同增效”

在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多目标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面对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双碳”目标两大战略任务,环境政策协同是否可以更加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现有研究尚无确定答案。因此,该研究利用“两控区”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环境政策协同的准自然实验,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与单一环境规制相比,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更佳,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②机制分析发现,在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有为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调节效应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市场激励微观企业产生易地搬迁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③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双重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非老工业基地、高环保意识地区、环境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①地方政府应统筹全局,避免走偏、盲目上马“两高”项目;②充分发挥财政的支柱作用,吸引和带动更多社会资金流入绿色低碳行业;③根据各地实际将国家减污降碳目标分解落实,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样板;④加大创新激励力度,鼓励低碳技术与低污染排放治理技术协同创新;⑤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的政策,推进各区域要素禀赋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减污降碳协同优势。

“双碳”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立法表达

我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既要实现环境立法的体系化,也要吸纳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制度成果,为我国的“双碳”战略提供法治保障。实现“双碳”目标,“降碳”是战略方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重点路径。“双碳”法治建设应秉持整体论法治理念、重视调整对象的关联性、彰显治理制度的协同性。现行减污降碳法律规范体系未确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整体性法治理念,未将温室气体排放作为调整对象,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制度阙如,亟待予以针对性制度创新,同时也要回应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多层次复合关系。生态环境法典污染控制编应从更新立法理念、完善污染控制一般制度和大气污染控制专章制度等方面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制度创新。

“双碳”背景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保障研究——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同时也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综合考量中国当下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物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同源性,“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保障关涉价值理念、立法、法律实施以及多元参与四个维度。从法律的规范逻辑出发,以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为进路,强调系统思维,借助AGIL图式分析,从纵向分化与横向交换两个维度全面检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存在的架构缺失、功能离散、动力不足等问题;整合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中相互分离的社会实体,在明确绿色低碳原则、效能原则、综合调整原则的基础上,构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健全刚柔兼济的法律实施机制,推进建立网格化多元共治格局,以期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

环境补贴能提升企业碳绩效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实证分析

环境补贴既是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宏观调控手段,也是减轻企业环保负担、引导企业节能减排的推动力。选取2014~2019年接受环境补贴的1094家A股上市公司3735个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环境补贴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补贴与企业碳绩效显著正相关且具有滞后性特征,异质性检验发现,成立时间长的企业、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与中低污染企业环境补贴作用效果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补贴中的节能减排补贴与企业碳绩效显著正相关,环境治理补贴对企业碳绩效起负向作用。据此,提出环境补贴应以降碳为重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目的等建议。

公众环境关注是否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来自居民与企业的机制考察

在减污降碳亟须协同增效的背景下,探究公众环境关注的协同减污降碳成效与增效路径,有助于以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基于2011—2021年中国277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评估公众环境关注的协同减污降碳治理成效,并验证了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注显著促进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增效,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协同治理成效随城市规模扩大而持续削弱,资源城市的协同治理成效较非资源城市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公众环境关注驱动了企业的绿色技术进步,以创新激励效应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同时,公众环境关注培育了居民的绿色节能生活方式,以节能优化效应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产业链联动效应

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不仅是提升环境质量的重要着力点,亦是在市场经济中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产业链联动效应是探讨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重要视角。基于约束效应、同群效应、规模效应3方面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使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探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联动效应的内在机理、联动类型和联动模式。实证结果表明: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存在产业链联动效应,有助于焦点企业降碳减污的协同推进。②产业链依赖度越高、行业竞争程度越低、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以及与上下游企业技术研发合作越紧密的焦点企业,其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受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联动效应越强。③界定焦点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联动类型发现,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同时受到上游供应商企业推动和下游客户企业拉动的影响,但是下游客户企业拉动效果更强。④界定焦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学习行为特征发现,焦点企业是通过主动学习来提升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能力,跨行业模仿学习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提升作用更强。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更好地促进企业微观个体实现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目标,强化产业链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联动效应,政府应该制定产业链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联动专项规划,精准扶持存在联动困难的企业。企业要加强向具有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优势的标杆企业学习,助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提前实现。

碳排放权交易能否改善区域环境污染?——基于七个试点省市的合成控制法检验

统筹低碳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实现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否具有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效应探讨将是对环境政策协同治理效果研究的有效补充。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对区域环境污染展开综合评价,并采取合成控制法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显著降低区域环境污染,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提升技术、优化能源结构两条路径改善环境污染。因此我国应在全国范围内因地制宜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完善优化能源结构、提升技术活力的相关制度体系。

吉林典型钢铁企业技改项目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

在充分调研吉林省钢铁企业减污降碳技改项目的实施情况以及其减排效果的基础上,运用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和协同效应评估指数两种评价方法对钢铁企业已经实施以及拟实施技术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所评估的11项技改项目对污染物与CO_(2)减排大多具有较好的协同效应,其中,35 MW发电项目以及50 MW的双超发电项目这两个项目的协同减排效果较为显著;另一方面,负压脱苯改造等项目虽然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但需要加大设备的功率,减污设备耗电量的增加会带来CO_(2)增排,不能同时减排污染物与温室气体,不具协同控制效应.从CO_(2)及各污染物的整体协同减排效应来看,颗粒物与CO_(2)的协同控制效应较为显著.

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治理科技发展分析与展望

钢铁行业是我国工业领域重要的大气污染排放源之一,钢铁行业的大气污染治理是降低重点行业污染排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国在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总结了我国“十一五”以来钢铁行业污染防治科技工作的部署,并梳理分析了钢铁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技术发展的阶段。基于末端治理、源头减排和过程控制、全过程耦合控制三个方面技术发展现状,剖析了当前我国钢铁行业在多污染物协同深度减排和实现超低排放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最后,面向“十四五”时期,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了相关建议,旨在深化大气污染防治科技工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关键科技支撑。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钢铁行业将迎来更加清洁、高效和可持续的发展。

我国生活垃圾填埋技术发展展望

填埋是重要的生活垃圾处理处置技术。随着我国原生垃圾填埋量逐渐减少,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颁布了新的标准。生活垃圾填埋与应对气候变化和新污染物治理等国家战略密切相关。因此,我国填埋技术必然出现新的发展需求。对填埋技术在国际和我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剖析了我国填埋技术未来在降碳减污方面的可能工作重点,即在役填埋场的气液污染控制、退役填埋场的治理、渗滤液泄漏风险及检测与修复、温室气体监测和排放核算、老龄渗滤液的低成本处理、新污染物控制。

减污、降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促进二氧化碳与环境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为高质量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基于2010—2020年中国三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对减污强度、碳排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及门槛模型实证研究减污、碳减排及二者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三大城市群减污强度呈增强态势,在空间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转移的演变态势.碳排放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在不断提升,高水平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集中在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②减污和碳减排均能显著推进三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减污与碳减排尚未实现良好的互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尚未显现;不同城市规模对三大城市群在经济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不同城市群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呈现异质性.此外,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碳减排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

基于减污降碳需求的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文章以“双碳”目标为出发点,明确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与气候应对工作现状及需求。基于减污降碳需求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课程联动、成果反馈与持续改进5个方面,探讨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教学改革,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思路。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技术路径及实证研究——以湘潭市为例

将减污降碳协同管控纳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是生态环境部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立足落实“双碳”目标,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中考虑温室气体与环境污染物排放协同管控的关键环节,研究提出将减污降碳协同管控纳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的理论框架,以及“源强协同—目标协同—分区协同—措施协同”的减污降碳协同管控技术路径,并在湖南省湘潭市进行实证研究,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过程中减污降碳协同管控

石油天然气行业是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的重要源头,也是甲烷(CH_(4))的最大工业释放源。在石油天然气开采中对VOCs与CH_(4)进行协同管控,实现减污降碳,对我国大气环境治理和“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石油天然气开采过程中大部分VOCs和CH_(4)释放源具有同根同源性,其中工艺有组织排放和火炬排放分别为最大的VOCs释放源和CH_(4)释放源;在加入新型网络化监测的协同管控路径基础上,选择适宜的管控措施,可提高污染物协同管控的效率;治理成本效益核算中多污染物成本效益法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吸收法和吸附法是技术成熟度和经济性较高的VOCs治理技术,而减少压缩机和发动机启动次数是最经济的CH_(4)减排措施。

田-沟-塘系统纳洪减污效应研究进展

针对南方地区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旱灾害频发且极端气候加剧、农业用水效率不高且面源污染严重等水安全问题,探讨稻田、排水沟、塘堰组成的灌溉排水系统(简称田-沟-塘系统)的调蓄纳洪、协同减污效应,以期为灌区雨洪调蓄和节水减排提供理论参考。从灌区雨洪调蓄实际出发,对当前田-沟-塘系统的国内外研究工作和发展进行总结,对田-沟-塘系统承纳洪水、输水蓄水、优化调水、协同防控氮磷流失等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等问题进行阐述,提出了田-沟-塘系统的“虚拟水库”模式及其纳洪效应的模型模拟方法。目前关于田-沟-塘系统调水控水的研究还普遍停留在净化水质单方面效用上,水量调蓄方面则多以研究稻田、排水沟、塘堰单个体的水平衡过程为主,缺少田-沟-塘系统联合调度的系统研究,如何提高灌区粮食生产过程中雨洪调蓄利用仍缺乏系统思维和技术手段。未来的研究要进一步拓展和丰富田-沟-塘系统雨水调蓄利用和协同减污功能,揭示稻田作为“隐形蓄水池”的蓄水潜力以及田-沟-塘系统的调洪削峰减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