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元好问诗文札记

元好问诗,旧有施国祁注,错谬较多;元好问文向无注本。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为当前遗山诗文最佳整理本。二书存在误注、漏注等瑕疵,指出其错漏之处,以期修订时更加完善。

元稹诗集整理中的若干问题

三秦出版社版《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存在着各类问题达数百处之多,是建国以来少有的一种古籍整理本。文章分别从校勘、编年、注释、集评、其它五个方面,择其要者,对其进行一一指出与订正,以供借鉴与使用是书者参考。

毕沅《山海经新校正》的文献学价值

作为明清时期《山海经》研究谱系中重要的考据类著作,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在借鉴和吸收晋代郭璞《山海经注》、明代杨慎《山海经补注》、王崇庆《山海经释义》以及清代吴任臣《山海经广注》等注解成果的基础上,纠正了很多前代《山海经》注家对山川水道注解的错误,并对一些未能确定的山川地理进行了解释和补充;毕沅在研读藏经本及地理方志的基础上,运用文字学、音韵学等知识对《山海经》经、传文字的讹误进行了校勘;除此之外,毕沅还对《山海经》古今本的篇目作了进一步的考订。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对后世的《山海经》注解和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读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札记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于经书博采众本,但经过校勘发现,其校勘所用《史记》并非善本,所举异文的准确性不高。阮校据误本《史记》,纠正经书,因此多有讹误。比如阮校出经、传作某,云《史记》此处有异文,但今检日本所藏古本《史记》恰与经、传相合,再加上他校资料,足以证明阮校所引《史记》有误。又如阮校所出经、传作某,云《史记》同,但日本所藏古本《史记》及他校资料此处却存在异文。故参稽《史记》众本及其他古籍,以作订补。

《法苑珠林校注》校勘商补

《法苑珠林》是唐代释道世编写的一部佛教类书,具有极高的史料和文献价值。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是目前最好的整理本。由于《法苑珠林》卷帙浩繁,所收录佛经文献来源复杂,加上古人编著类书有随意更改的毛病,故错讹之处较多。此选取其中18条可商之处,略加考辩,以就正于方家。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知人论世探析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是中国古代楚辞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该书重视知人论世,考辨屈原生平事迹甚详,对屈原作品多数作了编年;探讨屈辞意旨,考论屈辞作时,多发掘作品内证,联系创作背景,权时势以论其书,以史证诗,作知人论世之辨,持论稳健,信而有征。

《〈聊斋志异〉校注》的几点商榷

盛伟先生的《〈聊斋志异〉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中有的人物没有注释,个别注释有待商榷。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考证出"王蒲令"是淄川举人王启泰;"潍水邑令"是陕西临潼举人王珍;"王侍御"是胶州进士王垓;"章丘邑令钟"是浙江钱塘人钟运泰;以及青城进士于重寅的简要身世。认为长山举人李笃之不是蒲松龄的表哥;新城进士李鸿霔任职云南元江知府,而不是湖南沅江知县。

《屈原赋注·音义》的内容、性质及其作用

本文通过对三卷共1185次音注的定量数据分析,探讨《屈原赋注·音义》的实际内容、性质及其作用。

诗性体悟,诗意考究——林庚楚辞研究的方法

林庚关于楚辞的研究著作《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融诗体探源、生平考证、作品审定于一体,《〈天问〉论笺》融笺释、今译、论文于一体,虽写作时间不同,研究内容有异,却体现出林庚稳定一致的研究方法与特色。林庚这两部著作,不论是校释、考证还是审美批评,始终贯穿“诗性体悟”的研究方法,立足文本,会通诗心,蕴含“创作主体”的研究立场、“文学本位”的研究视角、“诗理逻辑”的研究思维,折射出林庚诗人之身份、诗人之性情。

《元曲选校注》补注二则

"杷推"一词的连用始见于唐诗,作为元代"熟语"多用于元曲中,存在误字及混用,其词应释为:泪水之多。"摇桩"见于明清叙事文学中,"摇桩厮挺"一词连用则多见于元曲中,应释为:前后来回往返晃动,不断加深顶撞或反抗。两则俗语意义的演进,反映出元曲通俗直白的曲辞艺术特点。对传世杂剧中的俗语进行全面考证与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元杂剧的曲辞与艺术特点,对于元代文学与文化的整体认知,亦大有裨益。

王邦采生平著述考

王邦采是清初重要的楚辞研究者,由于相关记载较少,目前对他的生平事迹和著述情况仍然缺乏了解。结合文献记载,考证王邦采的生平事迹主要有刊刻古籍和书画活动。除了楚辞研究之外,王邦采的著述成果还包括前人诗集笺注三种、读书笔记三卷以及诗二十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