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解《论语》中的“君子”“小人”

《论语》讲“君子”“小人”,既有“以德言”,即“君子”指有德之人,“小人”指无德之人,又有“以位言”,即“君子”指居上位的统治者,“小人”指居下位的平民百姓。朱熹解《论语》中的“君子”“小人”,较以往更多地讲“以位言”,尤其是,朱熹《论语集注》解读“樊迟请学稼”而将“小人哉,樊须也”中的“小人”解为“细民”,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小人”解为“仆隶下人”,为朱熹首次。朱熹对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解读,并非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但仍将其中的“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而不是“以位言”。清代的刘宝楠、俞樾解《论语》中的“君子”“小人”,又较朱熹更多地讲“以位言”,并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君子”“小人”解为“以位言”。研究这种解读的变化,无疑有助于当今的《论语》解读,甚至有益于对儒学的理解。

朱熹《论语集注》文学观简论

朱熹的文论家形象一直晦而不彰。朱熹不仅创立了博大精深、光耀百代的朱子哲学,而且善识音律,精通文学,经常从一位情感充沛的创作者或一位掘深探微的鉴赏者的角度入手来解读文学,摇曳性灵、感发生命,揭示出了某些文学创作、鉴赏与批评领域的本质规律。《论语集注》中"文道一贯"的文学本体观、"文质彬彬"的文学创作观、"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观、"玩味""涵泳"的文学鉴赏观初步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让我们得以窥见朱熹理学家身份光环下的文论家面目,并搜索出传统经学诠释路径从经学到文学转向的端倪。

朱熹《论语集注》“四论管仲”注文初探

朱熹《论语集注》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论语》注本。注解文本体现了朱熹对孔子仁、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四论管仲"是《论语》中孔子对人物的评价内容里所占篇幅最大的。通过研读、分析朱熹《论语集注》中关于孔子对管仲的四次评价的注文,有助于理解朱熹独特的哲学思想以及了解朱熹注解经典文本的注释方法。

经典诠释之两种定向与三种路径的兼顾——以朱熹理学化《论语》诠释为例

经学是儒学发展的基本载体,经学诠释过程总会出现"面向文本历史"和"面向当下现实"的两种定向。就今天来说,传统经学完全以经解经的诠释方式已然成为历史,代之而起的是学科分治式的诠释模式,这具体又分为文学式、史学式、哲学式三种不同的路径。通过对朱熹《论语集注》中偏重当下现实定向的哲学诠释方式之得失的辩证审视,指明当代经典诠释要摆脱或偏于历史文本、或偏于哲理创新的疏失,关键在于实现两种定向、三种路径(文史哲)的兼顾。同时强调,当代儒学重建主要是对儒家义理精神进行时代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面向当下现实"定向的诠释方式尤显必要而切迫。

巴蜀书社出版钱穆先生著作始末

20世纪80年代,经武汉大学教授萧萐父先生的推荐,巴蜀书社开风气之先,先后出版了钱穆先生的《论语集解》《朱子新学案》《中国文学讲演集》三部著作,在出版界、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解读相关的书信史料,为读者展现了巴蜀书社出版钱穆先生著作的过程,指出巴蜀书社为学界研究钱穆先生的学术著作及思想所做出的贡献。

论理解《论语》的两种方式——从管仲形象说起

皇侃和朱子对《论语》中的管仲有着不同的评价。皇侃在“皇帝王霸”的经学脉络中定位管仲,遂以之为白璧微瑕的仁者;朱子则在“王霸之辨”的叙事中,因管仲的内圣之阙而贬斥其人。对管仲的两极化评价,映射出两种理解《论语》的方式系联于五经的《论语义疏》与四书系统中的《论语集注》。奠基于五经抑或四书,将生成截然不同的《论语》学风貌。譬如,皇侃谓“学”为修习经业,朱子则尤重“学”的修身之维。皇侃以出仕为儒生之志业,朱子则谓之“事为之末”而已。皇侃塑造出介于政、教之间的两可圣人观,朱子则以夫子为粹然人师。《论语》学的“多样性”,恰能彰显出经典诠释的开放性及其绵延的生命力。

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

借用经典注释的形式创造和构建新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这种传统和思想创构的内在思想机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缺少深入的探究。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可能是借重经典注释而创建新的哲学体系的两个关键性因素或方法。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若干实例可以说明朱熹是如何运用跨文本诠释方法的;同时,朱熹将理学的主要概念一以贯之地全部注入对语、孟、学、庸的解释之中,则是融贯性诠释的范例。在经典诠释活动中存在着两种定向的紧张和冲突。两种定向的简单表述即是面向文本与历史的客观性定向和面向当下和现实的主观性定向。一部诠释作品就是两种内在定向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思想“化石”。在处理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性方面,在处理注释之形式与体系之建构之间的矛盾方面,朱熹都是成就最突出的。但是朱熹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和抹煞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以及语孟学庸与二程学说的不同。

平日涵养与临事持守——论朱子对《论语》“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的诠释

《论语·泰伯》曾子答孟敬子“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一段是理学家讨论持敬工夫的重要思想资源。在与吕祖谦、张栻等人的书信讨论中,朱子作《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说》,批评以谢良佐为代表的程门弟子只重临事持守的诠释,认为工夫在于平曰涵养,曾子所说只是效验。乾道九年以后,朱子一直坚持效验说;直到晚年与弟子讨论,庆元四年以后才修改《论语集注》中“涵养有素”的效验说,重新强调“操存省察”的工夫说。《集注》的修改引起了门人后学的讨论,认为既要重视平日涵养,也要重视临事持守,集注改本正可以包括二者,而诸家之说也都不可偏废。这些讨论对于理解容貌辞气上的持敬工夫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