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董仲舒后学严颜学派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大教育家,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其学说。该学派被东汉政府立在学官,成为官方的学问。严氏学派门人弟子人数众多,分出多家学派分支;颜氏学派略逊严氏学派一筹,但影响亦不容小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存世极少的汉代碑刻也保存了不少严颜学派的史料,反映了董子后学严颜学派在社会中下层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袁枚、曾燠交游考论——兼论《随园诗话补遗》的刊刻过程

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七中言未曾与曾燠谋面,但考之二人的诗文集,两者多有交往,不但相互唱和赠答,且在诗中明确注明袁枚多次到过曾燠扬州的题襟馆,曾燠也曾去随园拜访袁枚,袁枚扶病相见,二人谈论诗学。现存曾燠所刻《邗上题襟集》中存有袁枚佚诗《题宾谷先生西溪渔隐图》一首。根据曾燠与袁枚交游的诗歌可以推定曾燠的生卒年,纠正包世臣《曾抚部别传》的错误。《随园诗话补遗》的刊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得随刻,用原版刻录,只补入,却不修改,于嘉庆二年后定稿,成《随园诗话补遗》十卷。《随园诗话补遗》卷七刊刻时,袁枚未曾见到曾燠,故言“素未识面”。因袁枚有求于曾燠,有了一段名士与官员的密切交往,因为诗歌的媒介,带有了风雅的韵味。

菲涅尔定向传光装置多因素交互作用研究

搭建菲涅尔定向传光装置实验平台,对菲涅尔定向传光装置集热性能进行实验探究,研究菲涅尔定向传光装置抛物反射面焦准距p、反射率ρ、传光距离L、几何聚光比Cg和接收表面吸收率α这5个结构参数及其交互作用对菲涅尔定向传光装置光学效率的相对影响程度,并利用光学软件TracePro对菲涅尔定向传光装置的光学性能进行仿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焦准距和传光距离这2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菲涅尔定向传光装置的光学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传光距离对菲涅尔定向传光装置的光学效率的影响最显著;正北侧全年平均光学效率最高为81.31%,正南侧全年平均光学效率最高为62.26%。

“诸病通用药”的体例构建及辨治模式探析

《本草经集注》序录中的“诸病通用药”以其独特的“病-药”纲目体例及其临床实用性,受到医家追捧推崇,而被后世本草学著作和方书收录及发挥,为“专病专方”“专病专药”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陶弘景以《神农本草经》之“大病之主”为基础框架,以《伤寒杂病论》之方药为参考,以自身及他医用药经验为扩充创建了“诸病通用药”体例,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病症与药物主治之长进行联系、归纳和总结,创建了“病-药”纲目体例。“诸病通用药”体例的构建开辟了“专病专方”“专病专药”的先河,为临床辨治提供新的组方思路。

壮族文献《亦嚣轩诗集》版本考略

民国时期出版的壮族文献《亦嚣轩诗集》,以诗歌的形式和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风土人情和民族心态,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但有关地方文献资料对其版本记录语焉不详甚至出现舛误。文章对《亦嚣轩诗集》所见三种版本进行梳理考证。

论明代的钱粮考课与地方施政实态

钱粮考课作为官员政绩考核与财政管理的结合,是维系国家财政运行的重要制度设计。明代,钱粮考课在定位上经历了两次重要调整,一是洪武中后期,随着国家赋税征收政策从开源转向守成,钱粮考课目的逐渐从追求赋税总量增长向不亏原额的“赋役完欠”转变。二是明中叶以来,因地方逋赋和财政压力,中央改变了明初抚民与钱粮并重的政绩认定原则,逐渐将钱粮完欠置于地方政绩考核的中心地位。通过户部介入、编订钱粮完解册薄和扩大参罚范围等措施,强化钱粮考课力度,形成地方省—道—府—州—县一体参罚模式。在考课标准上,形成一种既部分妥协于地方征收实际,又区分于财政分配内轻重缓急的变动标准。在明代后期专于催科的考课体制下,地方施政压力主要来自于钱粮完欠,地方官员的职责以及施政重心呈现“财政化”倾向。

李涤生《荀子集释》平议

《荀子集释》虽然是一本出版于1979年的书,但却时常活跃在研究者的征引之列,其学术价值显然经受住了时间的淘洗,获得了荀子研究者的认可。鸟瞰后世注释《荀子》之作,此书当在《荀子》注释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从格局、体例、方法三大层面进行衡定,该书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和启迪意义。其一,在研究格局上,广采众家,由博返约。其二,在撰著体例上,题解精妙,案语多当。其三,在研究方法上,训诂为主,兼及义理。这三大层面所彰显出的特色决定了此书是一部融训诂、思辨于一身,兼普及、研究于一体的有着鲜明特色的《荀子》注释类著作。可以逆料的是,当代《荀子》注释类著述与相关研究亦当沿此三大层面进行,才能获得突破性进展。

《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民国时期印花税稽征中的政商纠葛(1929—1936)——以天津汽水贴花纠纷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民国税制结构中较为活跃的变量,印花税的稽征攸关国利民生。1929年天津印花税局援例催征汽水印花特税。1929—1936年间,天津汽水同业公会因汽水贴花“华洋不能一律”反复函请天津总商会、印花税局、市政府(党部),直至财政部,恳请免征汽水印花,均遭到上级机关驳斥拒绝,酿成汽水贴花纠纷。在迁延数年,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天津汽水商民组织反对贴花后援会,衍为群体请愿的暴力抗税行动。后经天津市政府(党部)调节,征缴双方关系虽有缓和,但最终以天津华界汽水厂家尽数迁往租界告一段落。这次汽水贴花纠纷反映了民国税收制度中因“华洋分岐”产生的稽征困境,同时也映射出地方政商纠葛中的复杂运作实态。

苏辙《诗集传》初名考

苏辙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由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著作。此书上承欧阳修《诗本义》,下启朱熹《诗集传》,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它从整体上“腰斩”《诗序》的做法,更是对《诗经》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因此,此书也被后世学者频繁称引。但在具体的称引过程中,学者对苏辙此书的称谓却各凭己意,互有出入,以致有十几种之多。更有甚者,例如朱熹、王应麟等学者称引苏辙此书时,就曾因名实不副,犯下张冠李戴,难证其引的错误。这样繁乱的现象已造成学术上的严重困扰,并且仍继续影响着现今学界的研究。但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却并未引起重视,偶有一二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却也含糊不清。厘清前人对苏辙《诗集传》的误称并探析其初名具有重要意义。

元代书院藏书及其历史贡献研究

元代书院藏书是中国古代藏书史、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藏书规模、内容种类及藏书来源等方面梳理了元代书院藏书概况,总结了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元代书院藏书呈现的突出特点,探究了元代书院藏书在推动南北多民族思想文化交流、促进理学思想嬗变和传承历史珍贵典籍等方面作出的历史贡献。

Tibetan Buddhist Heritage in the Forbidden City

THE Forbidden City(aka the Palace Museum)is home to the former imperial palace,official residence of the emperor,his family,and entourag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1368-1911).The museum now houses 42,000 religious artifacts,80percent of which are related to Tibetan Buddhism.This rich collection witnessed the height of Tibetan Buddhism in China.

魏晋至隋唐时期河北藏书事业发展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文化的蓬勃发展,政治环境的稳定,政策的扶持刺激,经济文化的发展,印刷技术的进步以及抄书队伍的壮大都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河北地区虽然当时并未处于文化和政治中心,但是全国性的文化进步使得河北也沐浴在文化大发展的和煦春光中,藏书事业也由此上升了一个新台阶。河北藏书史是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推进了文化事业的长足进步,民间藏书量得到大幅度提升,藏书家也不断涌现。本文对这一历史时期河北地域的官府藏书和宗教藏书的概况、规模、政策,以及有影响的藏书家的典型事迹做了详细介绍。

帝王之学:《四库全书》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清代官学建构

清代是官学登峰造极的时代,清代官学的实质是帝王之学。作为清代重大国家文化工程的《四库全书》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修纂,是清王朝建构帝王之学的重要举措。清代帝王难以拥有绝对话语权,因为受到两种压迫:一种压迫来自身份相同的前代帝王;另一种压迫来自儒者群体,儒者群体已经抢先一步占据着思想和文化的优越地位。故尔,尊今贬古、尊清贬明以凌厉前代,尊王贬儒以压服儒者群体,这种“言而世为天下则”的帝王之学就成为统摄百家的最高轨范。清代帝王之学有两个根本点,将帝王的文化心态和牧民方法悉数纳入,一是“圣人之道大,兼收并蓄”,二是“群言淆乱而折诸圣”。帝王之学的建构是清王朝达到思想一统的政治手段,也是理解《四库全书》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清代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总纲。

道之辩——以船山对双峰《学》《庸》解的评议为中心

饶双峰是朱子后学中最为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所关注者。针对《四书大全》所收饶双峰《大学》《中庸》解,王船山集中于与道相关之概念展开批判性诠释,以“忠信即道”反驳双峰“忠信之外有道”;以“道者率乎性,诚者成乎心”的道、诚之分批评双峰“诚即道”的诚道合一;剖析知与道、人道与天道、圣德与圣道、鬼神与道之关系,并就戒惧、慎独、敬等修道工夫对双峰说加以辨析。船山对双峰的批判解析上溯朱子及元代朱子学,体现了对朱子后学思想的重视与吸收,显示出双峰对船山思想的积极影响,表明船山学同样建立在层累式诠释朱子《四书》思想的基础上,而具有浓厚的朱子学底色。研究补充了对《读四书大全说》核心内容朱子后学之评的不足,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船山学,把握朱子学传承发展的思想脉络。

基于六经气化学说的张志聪三阳阳明病浅析

[目的]浅析张志聪基于六经气化学说的《伤寒论》三阳阳明病相关论述,为更好地理解及临证运用伤寒阳明病相关理论提供参考。[方法]通过研读张志聪《伤寒论集注》《伤寒论宗印》《黄帝内经素问集注》等著作,旁参其他医家关于《伤寒论》及六经气化学说的相关研究文献,简要解析张志聪六经气化学说,并从症候表现、病机本质、方药选用等方面阐释其对三阳阳明病的分析论述。[结果]六经气化学说为张志聪依照运气学知识,将六气气化和伤寒三阴三阳病脉证并治体系具体结合的学说思想。三阳阳明病症候表现,在不更衣、内实、大便难等“胃家实”症状的基础上各有不同侧重,太阳阳明病兼有小便数,正阳阳明病强调腑实,少阳阳明病兼有心烦。太阳阳明病病机为太阳阳热之气入于太阴脾土,脾阴受损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正阳阳明病病机为阳明燥金之气及悍热之气侵袭阳明本腑经所致液少津亏;少阳阳明病病机为三焦受邪,少阳枢转不利,误治失津而阳明液损。太阳阳明病方选助脾输津、通腑行便的麻子仁丸;正阳阳明病方选推陈置新、荡涤攻邪的大承气汤,少阳阳明病方选承热畅中的调胃承气汤或疏导气机、交通阴阳的小柴胡汤。[结论]基于六经气化学说对三阳阳明病机的分析探究,揭示了人体无形之气与有形之质的紧密联系,二者共同决定了脏腑经络的生理机制及病理反应。

论清初私修杜集与官修杜集关系——以杜诗异文为中心

明末清初作为杜诗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杜诗注本、校勘颇为繁盛,清初杜集版本更是呈现出私修与官修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显著:一是以《钱注杜诗》为代表的私修杜集,凭借其对杜诗的阐释、校勘权威,在清代发挥了学术引领作用,直接影响了清初官修杜集的纂修;二是以《全唐诗·杜甫集》为代表的官修杜集凭借其强大的官方背景,间接保护私修杜集的学术成果延伸;三是官修杜集异文“不校校之”之校勘特征,客观上塑就了杜集异文消长的关键节点,为探讨私修杜集异文“删复”变化及杜诗经典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试析《列朝诗集》的编纂旨意——兼考钱谦益入清行迹

《列朝诗集》是钱谦益编纂的大型明代诗歌总集,通过对其易代前后两次编纂过程的探究,可以管窥其文本生成的诸多细节及潜藏旨意。结合对钱谦益降清后数年间行踪、事迹的考索、辨析以及对其心路历程变化的探究,可以发现该书不仅具有彰显明代诗学发展演变和汇集钱氏诗学评价、诗学理论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意义,而且它的结构布局乃至与之匹配的自序、人物小传等,既是钱谦益暗寓自悔情节、寄托复明心志的重要文本,也是他重返文坛、回归士林的关键环节。

试论中国古代藏书价值观对藏书特色的影响--以官府藏书和私家藏书为例

藏书价值观是藏书活动的指导思想,直接决定藏书特色。官府藏书是为了以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用的,私家藏书主要为了私人(到一定程度就成为民众)用的,官府和私家两种藏书价值观的互动导致了文献从皇家向民间的流动,越来越接近藏书的天然目的藏为之用。

《西北大学学报》的孕育、诞生及其社会地位

通过历史文献考证,认定创刊于1913年7月1日的《学丛》,为《西北大学学报》的前身,并认为由西北大学前身陕西课吏馆和陕西法政学堂先后主办的《秦中官报》(1903-04创刊)为《学丛》的诞生作了准备。结论认为《学丛》为中国综合性大学创刊最早的学报之一,仅次于东吴大学1906年创刊的《学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