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再生性保护与价值释放——基于中医药古籍的调查分析

通过调查统计河南省各类图书馆、文博单位等中医药古籍资源存藏、保护、整理和利用情况,分析河南省中医药古籍资源馆藏开发整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领导与统筹”“深入挖掘整理河南省中医药古籍资源”“确定重点保护对象,推进中医药古籍多层级保护”“加大中医药古籍保护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加强中医药古籍艺术与文化价值的发掘与传播”等推动河南省中医药发展的举措。

论古典目录学与学术史的关系

古典目录学是用书目的形式反映学术发展源流的一门学问。古典书目是学术史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学术史的必读典籍。古典目录学对于学术史研究,有不可替代的功用。与学术史关系密切的四部古典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和《萃编续刊》的汇编整理出版,摸清了中国文献典籍的家底,为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建立文献典籍数据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存朱彝尊旧藏经部图书知见录

朱彝尊是清代最具代表性的藏书家之一,探明其旧藏图书的遗存现状,是富有价值的一项研究课题。经部图书是朱彝尊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知仍然存世者尚有四十余种。以提要的形式,简要介绍这些图书的作者、卷帙、版本、钤印、著录等基本信息,可以略窥朱彝尊藏书的丰富面貌,并为相关藏书史、学术史议题的拓展与深化讨论提供参考。

仪式向文本的过渡--春秋赋诗的诗学传播价值

在西周时期诗与乐舞结合起来,成为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诗的传播呈现仪式的一致性。由西周仪式中歌诗发展到春秋时期的赋诗,诗的仪式性逐渐淡化,文本意义逐渐凸显。诗的传播经历了由重仪式到重文本的转变过程。在春秋赋诗中,诗仪式一致性逐渐解体,而文本的一致性尚未产生。这导致了关于诗文本意义的多义性解读,从而使得诗所承载的西周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面临传承上的断裂危险,恰恰是赋诗中遵循的"赋诗观志""歌诗必类"等原则,暂时承担了文化传承的责任。直至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诗文本进行经典化阐释,诗变为《诗经》,形成了诗的文本一致性,保障了中华文化的一致性传承。

《韩诗外传》编排体例考

《韩诗外传》的编排体例非常独特:几乎每章皆引《诗经》语句作为主题句,并围绕所引《诗》句中的关键词或《诗》句比喻引申意义来组织前人论说、故事、佳言懿行等阐释材料,构成一章的内容;在大多数卷次内,章次的编排按所引《诗》句在《诗经》完整篇章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考索揭示这种编排体例,对正确认识此书的释《诗》性质,追寻其卷次增改的踪迹,很有意义。

中朝汉籍交流的文化史章

第一次公布了西北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朝鲜汉籍 49种 35 7册 ,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研究了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特别是对收藏的李朝“奎章阁”皇家藏书源流作了系统论述 ,指出了中朝传统文化双向交流的源远流长 。

古代书院藏书对现代图书馆的启示

书院藏书是中国古代三大藏书系统之一。与另两大藏书系统相比,书院藏书无论是从收藏图书的来源、规模和特色而言,还是从藏书管理体系及服务原则而论,在中国文化史、藏书史以及图书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有效借鉴书院藏书的优势特长,重视藏书建设和图书管理,扩大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深化为读者服务,必将推动现代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

论古籍藏书印的辨识方法

藏书印辨识是古籍普查登记的重要项目,关系藏书源流的考证和版本价值的判定;同时也是古籍普查的薄弱环节,影响普查数据的质量并制约普查的进度。藏书印的辨识应掌握以下八条要点:寻找位置不遗漏,识读文字善思考,确定印主多查检,判定次序有耐心,辨识结果须查证,平台著录应详尽,确定书影细甄选,完成之后做整理。

日藏汉籍与敦煌文献互读的实践——《镜中释灵实集研究》琐论

《镜中释灵实集》虽然不是敦煌文献,但其中收入的愿文属于敦煌愿文的同时期、同文类、相似书写状况的写本。与《镜中释灵实集》相似的文献还有现存日本的《杜家立成杂书要略》等写本。敦煌文献的研究推动了这些日藏汉籍研究的深化。今后,我国学界有必要加强对日本敦煌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加强两国敦煌学界的学术交流,其中也包括对日藏汉籍研究新著的译介和研究。

宋代新儒学与经典世界的重建

11世纪宋代新儒学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源于各方面思想资源的促成,佛老之学及魏晋玄学等外源因素需消化以外,儒学内部如汉唐经学的思想资源对于新儒学回归经典的创新更有直接关联。中唐思想文化特别是"是经疑传"等经学新风气,推动了唐宋之际"疑经改经"的思潮发生,新儒学通过创造转化汉唐经学知识的固有范式,实现了"经学理学化"的诠释学转向。最终,朱子学建构了一套"四书学"及"家礼学"的新典范,标志着新儒学"经典世界"的全面重建,有力推动了儒学在哲学、经学及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诗经》阐释与中国古代诗学

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是以儒家为主体的诗学理论,它主要建立在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典解释传统基础上。不过,对于儒家经典阐释与中国古代诗学的关系来说,最值得重视的是《诗经》的阐释。这是因为,《诗经》不仅与文学诗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且可以看成是儒家经典的一个总汇,最典型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精神,所以成为儒家诗学阐释的内在根据,深刻影响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进程。

试论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对文化典籍传播的贡献

本文在叙述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源流、概况和特点的基础上,着重从私家藏书在传播文化典籍上的独特地位、典籍的传播途径和对文化典籍长远传播所起作用三个方面论述了私家藏书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广泛传播所作的巨大贡献。

桐城派的阅读、知识谱系与流派风尚

桐城派效法韩愈的读书旨趣,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读书法。这也规定了桐城派的书籍选择范围,甚至推衍成独具桐城风味的书单。其书单的增删,能反映桐城派在不同时期的新气象及其酝酿的缘由。桐城派的说经实践又是其读书法的具体运用,“文本于经”“文能通经”“说经之文是古文”是其三个重要内涵。而对桐城派“空疏”的批评因此得以展开,这一批评直接影响到对桐城派学术品格的判断。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得出桐城派的经典化与知识系谱建构一直处于“进行时”的结论。

学术、学风与黄宗羲吕留良关系之新解

清初浙东学者黄宗羲与吕留良之间的争执,是清代学术史上一桩有讨论而无定论的学术公案。我们有必要从经学史的角度,对此进行新的探索。“黄吕”的真正原因,是缘于他们不同的经学理念和争夺经典解释权所致。这种认识具有开拓经学研究新方向的学术史意义。

从“贯革之射息”到“王道成”——《召南·驺虞》早期传解的转换逻辑及安大简的整理

《召南·驺虞》早期传解之差异是分析《诗》在宗周时期及从宗周官学到孔门仁学转变的典型案例。从安大简《驺虞》来看,此篇之起,或与狩猎纵生及其所喻指的弭兵止杀相关。由《墨子》和《乐记》所载,《驺虞》篇在周初即发生过一次传解的转化,从息"贯革之射"的止杀弭兵诗发展成歌颂众官齐备的颂赞诗。至于解驺虞为嘉瑞仁兽,实际上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山海经》《尚书大传》《淮南子》等所载之瑞兽故事、《尚书·洪范》《礼记·中庸》和董仲舒的天人相应之说、以及《毛诗》序传自身内在系统性与整齐性要求,等等。《驺虞》篇早期传解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字用习惯,其传解逻辑之转换同文字形态之变化亦正相关联。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风尚及其文化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在多重因素催生之下形成为一种文化风尚,在藏书群体、藏书地域、藏书目的等多方面都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私人藏书家们"藏用并重",并对其私家藏书进行了校勘、编目、著述等整理利用活动,对这一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文化典籍的保存传播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隋书·经籍志》“总集”概念辨析

现今仍有许多学者对《隋书.经籍志》总集多有收录某些作者的个人作品集存有争议,如"毛伯成诗一卷"、"江淹拟古诗一卷"等;清朝的大学者姚振宗在其《隋书.经籍志考证》中也对"毛伯成诗一卷"、"百国诗四十三卷"等作品集何以被编入总集存有疑问。对此,文章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序与《隋书.经籍志》总集之小序所述进行比较,并对《隋书.经籍志》总集中的多个作品集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隋书.经籍志》总集的概念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的概念,与我们现在所理解之总集的概念有所不同;后两者的"总集"是单纯的总而集之,而《隋书.经籍志》总集是"选而集之,而后总为一类成为总集"的观点。

焦循“以《易》释《孟》”的实践及其方法考察

焦循认为《周易》相比于《孟子》,具有哲学和历史的双重权威性。《孟子正义》"以《易》释《孟》",用"通变"观对以"辟异端"、"道统"、"性善"等为代表的孟学关键命题进行了新的诠释,以此为基础,从"因"、"用"、"规矩"等维度构建起新的孟子学。"以《易》释《孟》"是经学注疏中"经典互证"方法的代表,这种方法在保证经学文献体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内部整合,丰富了经典的意义结构,发展了儒家的哲学思维。

宋元时期地方学校藏书研究

宋元时代是印刷术从发展到成熟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包括书院和官学在内的地方学校的藏书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关注这一时期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希望抛砖引玉,促进对宋元藏书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楚辞》题名英译对比研究

《楚辞》总题名英译是供译语读者识别这一中华典籍的重要标识。随着《楚辞》英译的蓬勃发展,针对这一总题名的英译已有不下十数种,且不同译本对于同一题名的内涵解读颇有不同。如此繁多的译本在给译语读者带来困惑的同时,难免降低这一典籍在海外的影响力和接受度。通过对比分析法,分析所收集的十五种具有代表性的"楚辞"总题名英译,有助于挖掘楚辞题名中最需保留的文化内涵,并由此遴选出最能体现这些核心文化内涵的《楚辞》题名英译,以供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