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诗集传》初名考

苏辙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由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著作。此书上承欧阳修《诗本义》,下启朱熹《诗集传》,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它从整体上“腰斩”《诗序》的做法,更是对《诗经》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因此,此书也被后世学者频繁称引。但在具体的称引过程中,学者对苏辙此书的称谓却各凭己意,互有出入,以致有十几种之多。更有甚者,例如朱熹、王应麟等学者称引苏辙此书时,就曾因名实不副,犯下张冠李戴,难证其引的错误。这样繁乱的现象已造成学术上的严重困扰,并且仍继续影响着现今学界的研究。但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却并未引起重视,偶有一二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却也含糊不清。厘清前人对苏辙《诗集传》的误称并探析其初名具有重要意义。

从《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看钱谦益笔下晚明诗人的群体呈现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是《列朝诗集小传》中具有独特意义与价值的一部分。钱谦益以地域、社集为主要线索,在《丁集下》小传中依次勾勒出吴中、金陵诗社和闽派三大诗人集群,并兼顾其他小规模群体及独立个体的呈现,向读者展现出全方位式的晚明诗坛立体图景。在诗人集群递次展开的文本形态基础上,结合对选录诗人收诗数量的考察和分析,钱谦益在晚明诗坛图景的架构与描摹中更潜藏着如推尊吴中诗学、消解拆分闽派等一系列梳理发展脉络、重塑明诗谱系的诗史建构企图及诗学批评表达。

《毛诗》晚出四证

《毛诗》晚出,这已是诗经史上不争的事实。但《毛诗序》、《毛传》晚出于何时?晚出的原因何在?证据是否确凿?这些问题均未得到深入的研究。为此,本文拟对《毛诗序》、《毛传》与《礼记》、《史记》与三家诗的关系,对《毛诗》学派的发展流程作较为全面的考察。

论《唐诗三百首》的经典观

《唐诗三百首》是以《唐诗别裁集》初刻本为蓝本编选而成,主要表现为编选体例和选诗宗旨相近,所选篇目相合率较高。《唐诗三百首》选诗既重"诗教",又重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它在沿袭《唐诗别裁集》初刻本推尊盛唐观念的同时,降低了初唐诗的比重,突出了中晚唐诗歌,并把李商隐归举为唐诗大家。《唐诗三百首》的经典观反映了清代中期诗学思潮对唐诗经典体系的重新建构。

从苏辙对《毛诗序》的辩驳论其诗学思想

苏辙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论家 ,《诗集传》是其研读《诗经》的重要学术著作 ,此书阐述了他独特的《诗经》学思想和治学态度 ,其中最重要的特点 ,是打破了盛行千余年的《诗序》的束缚 ,对于《诗序》的作者及其尊废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 ,并主张废序言诗 ,这在整个《诗经》学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探讨了苏辙在《诗集传》中对于《毛诗序》的辩驳 ,以正视苏辙在《诗经》

《毛诗正义》“疏不破注”论

"疏不破注"仅仅是经学注疏的一般原则。《毛诗正义》对《毛传》《郑笺》常有违逆,一切以实际需要为目的,学派观念并不十分突出。

朱熹《诗集传》对明代朱谏《李诗选注》的影响

中国儒家经典阐释史上,南宋大儒朱熹的《诗集传》具有里程碑意义。朱熹解《诗》,既合乎以“义理”为旨归的理学阐释框架,又开辟了文学阐释路径,对宋以后的古典诗学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基于文本细读与经典接受的双重视域,朱熹《诗集传》对明代朱谏《李诗选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以“义理”为旨归的诗学思想、以“熟读涵味”为路径的阐释方法、以“赋、比、兴”为框架的阐释模式。这些影响本质上是以中国儒家传统文艺思想为根柢,是理学思想与理性精神对中国古典诗学领域的渗透与悬照,反映了哲学与文学互渗兼容的历史语境。

《列朝诗集》甲集前编的编次与寓意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的"州次部居"编次中蕴含了细致考证与丰富寓意。如果说小传是《列朝诗集》的眉目,选人选篇是其肌骨,那么编次就是经脉,它联通上下、贯穿前后,使整部《列朝诗集》得以成为有机整体。以甲集前编为例,全目和篇目都有编次规律,展现了钱谦益对元末诗坛的认知。

苏轼早期至黄州时期的记体文研究

“记”是文体中很重要的一种.本来主要用以庆贺庙宇、书斋、亭台楼阁等建筑物的落成,或纪念作者生命中的某一件事。但在苏轼手中,“记”成了他思考的工具,包括自我认同、作者和外界的关系、佛教思想和实践的种种争议、对绘画的理解、收藏书画所遇到的问题、行政策略的选择、通往知识的途径等。苏轼早年灵活地应用记体,熙宁年间拓宽记体的内容,他的记体文在乌台诗案中被他的政敌曲解成为迫害他的证据之一;而苏轼被贬到黄州后,他又用记体文表达他对新环境和作为逐臣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