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经意识”与文化资本流通——以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译本为例

《域外小说集》的译者持"译经意识",执行"迻译亦期弗失文情"的翻译理念。这种意识与翻译策略是译者基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出的一种互文性选择,体现译者具有个体性与社会性双重身份的意识形态、文化意识、伦理意识、规范意识、语言意识、诗学意识,这些意识及读者需求的共谋成为翻译选择的主因,也成为文化资本是否能成功流通与积累的关键。

内外皆宜 两全其美——从三篇爱尔兰小说的翻译看郁达夫的翻译选材动机

从动机论的角度出发 ,从动机的内在要求、外在诱因及自我调节等三要素探讨郁达夫翻译爱尔兰小说的原因 ,认为郁达夫翻译爱尔兰小说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及个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通过内在的自我调节后产生的行为活动。从动机论探讨个人的翻译活动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翻译者的主体性。

章太炎对周氏兄弟早期文学翻译之影响——以《域外小说集》为例

东京留学期间,周氏兄弟曾师从章太炎,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章太炎的"文学复古"思想,不仅拓宽了周氏兄弟的文学视野,而且影响了他们的早期文学翻译风格和翻译方法的形成,这种影响在《域外小说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鲁迅在早期的文学翻译中追求文风古朴,周作人崇尚"名从主人",周氏兄弟的文学翻译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与章太炎的影响密不可分。

试论晚清短篇小说译本的现代性——以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为个案

在晚清中国小说追求文学现代性的过程中,外国小说译本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1909年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译文集《域外小说集》,通过其中收录的16篇外国短篇小说译文以四种不同类型的小说结构模式一举突破了中国古代传统小说固有的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结构特点。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小说集在当时没有产生影响,但却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历史向上推溯了十年。

协商直译:重论鲁迅的直译与《域外小说集》

作为鲁迅翻译研究的重要文本——《域外小说集》历来被视为鲁迅直译的典范。很多学者认为鲁迅的直译总是与其文学救亡的政治诉求紧紧捆绑在一起,这种批评模式所构建的鲁迅翻译批评话语中,直译总是被作为论证的起点,却鲜有学者质疑直译本身在鲁迅翻译体系中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文章认为,鲁迅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运用的直译策略与其后期的硬译风格大相径庭,两者分别呈现而非兼容了鲁迅的“易解丰姿”和“宁信不顺”的翻译思想。鲁迅试图通过硬译来改良汉语语言的不精确性,从而改变国民思维习惯,改造国民性。他的这一政治诉求并不能强加在他的直译之上。相反,在很大程度上,鲁迅的直译指向的并非政治,而是翻译的科学性、文学审美的现代性以及周氏兄弟“为人文”的文学理想。

试析《域外小说集》初期的传播困境及成因

《域外小说集》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享有盛誉,但就是这样一部被今人视为开时代风气之先的译作,其在初期的传播和接受却呈现出惨淡的光景。周氏兄弟作为译者十分重视作品的宣传和流通,赞助者蒋抑卮通过特殊的方式来扩大译作的接受人群,而作者的赠书活动也在无形中推动了译作的传播。即便如此,译作的销量和传播还是十分有限,主要原因在于译者语言的僵硬和译作文体形式的陌生化,译作难以满足当时受众的阅读期待,也与彼时图书市场的发展趋势有关。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中所体现出来的超前意识使这部译作成为“将来时代”的经典。

从《达夫所译短篇集》看郁达夫与德国文学的关系

郁达夫以其独特的语言优势广泛地吸收外国文学的养料,在海纳百川的同时,又有他出于自身气质和性情进行的审美选择。其中,郁达夫对德国文学的偏嗜显得尤为特殊。本研究以他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达夫所译短篇集》中的三篇德国文学作品为切入点,从翻译的角度透析郁达夫与德国文学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