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简《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兼与传世文献互证

新出安大简《仲尼曰》作为战国写本,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新材料。本文重点探讨《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对论及言行关系的简文加以解析,并指出《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的三个方面:主张言不过行,要求少言慎言,并强调慎言与“仁”的关联。在战国竹书本与传世文献相对读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窥见儒家思想的传承性与复杂性,同时能够对《论语》等传世文献的成书、流传以及儒家思想的演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孟子》中孔子言论辑疏

研究孔子、儒家思想,不能仅限于《论语》,还应注意参考先秦其他典籍中记载的资料,尤其是《孟子》。《孟子》一书保存了《论语》未载的28条孔子言论,这些言论有比较高的可信性,它们不但可补《论语》之不足,而且其本身义蕴丰富深刻,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单集解本《论语集解》版本与源流考论

单集解本系统《论语集解》版本与流传涉及较多争议的,是西夏文《论语集解》、"宋监本"《论语集解》和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西夏文《论语集解》其实是根据北宋陈祥道的《论语全解》翻译而成。"宋监本"《论语集解》实际乃是南宋中期福建刘氏天香书院私刻本,该本非是延自六朝至北宋以来单集解本系统的流传,较之皇疏本更不可能与日本正平本存在所谓"同一祖本"。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之岳氏非是南宋岳珂,该本应是元初宜兴岳浚严格按照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原本覆刻,都是同出于邢疏本系统非严格意义上的单集解刻本。

朱熹《论语集注》“四论管仲”注文初探

朱熹《论语集注》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论语》注本。注解文本体现了朱熹对孔子仁、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四论管仲"是《论语》中孔子对人物的评价内容里所占篇幅最大的。通过研读、分析朱熹《论语集注》中关于孔子对管仲的四次评价的注文,有助于理解朱熹独特的哲学思想以及了解朱熹注解经典文本的注释方法。

《洪兴祖〈论语说〉辑佚》补正

洪兴祖《论语说》是宋代重要的经学著作,惜乎不传。《洪兴祖〈论语说〉辑佚》一文据《论语集注》、《论语大全》辑佚二十五条,亦间有疏误。今补充《辑佚》漏引二书之2条,并据《论语或问》补17条、据《四书通》补13条、据《论语集说》及《经典稽疑》补4条,共增补36条。另将《或问》、《四书通》所同于《大全》者进行比较,纠讹正误,以显《论语说》之原貌。据此可窥洪氏论语学考证精详、说理透彻之特点。

试析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训诂

朱熹的训诂学是宋学的代表,他将义理与传统训诂学溶为一炉,克服了理学家空谈义理的时弊,其《论语集注》是宋代《论语》注释的代表作。文章从训诂的视角、训诂的内容和训诂术语来分析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训诂。

由柏拉图与孔子的比较浅析人类文明源头东西方文化的互融

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公元前四世纪初是人类文明的觉醒时期,通观东西方文化,此期涌现出了先前未曾有过的众多的先觉者。古中国的孔子和古希腊的柏拉图便是典型代表。孔、柏二人治国理想的建构体现了"尚善"的原则,追根溯源他们又有着相同的贵族阶级出身背景,这就有可能窥探出一些人类文明源头的精神共鸣。

何晏《论语集解》的成就及影响

《论语集解》是我国训诂史上第一部集解体训释专著,它打破了两汉学界的师法门户之限,杂糅古今经学,吸收了汉魏以来八家学者的优秀成果,援道入儒,训释简洁精当,不但本身成果卓著,跻身于《十三经注疏》之列,亦能破除两汉注经的烦琐和阴阳五行之说,给经学注入一股清新简洁之风,也导致了魏晋经学“儒道兼综”思想格局的形成和经学的玄学化,可谓影响深远。

巴蜀书社出版钱穆先生著作始末

20世纪80年代,经武汉大学教授萧萐父先生的推荐,巴蜀书社开风气之先,先后出版了钱穆先生的《论语集解》《朱子新学案》《中国文学讲演集》三部著作,在出版界、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解读相关的书信史料,为读者展现了巴蜀书社出版钱穆先生著作的过程,指出巴蜀书社为学界研究钱穆先生的学术著作及思想所做出的贡献。

“宋监本”《论语集解》版本研究——兼与高华平先生商榷

"宋监本"《论语集解》全称是《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集解序后镌有"刘氏天香书院之记"牌记,表明其为刘氏天香书院刻本,该本往往被误当做北宋国子监刻本,通过考察实际乃是南宋中期福建刘氏天香书院私刻本。同时,经过比勘该本与邢疏本、皇疏本和日本正平本的经注文字异同情况,发现天香书院本较之皇疏本更不可能与正平本存在所谓"同一祖本",即该本并非是延自六朝至北宋以来单集解本系统流传的《论语集解》,然亦有其自身特别的版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