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安大简谈《诗经》中的联绵词问题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诗经》与《毛诗》相较,在联绵词上呈现如下情况:《毛诗》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且非联绵词;《毛诗》不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而为联绵词;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而文字有别;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且文字全同。这些情况说明研究中要尊重出土文献自身的文本内容,以客观、统一的标准和原则处理传世与出土文本的异文。其也证明了简本对于《诗经》语言文字和文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也说《诗经》“硕鼠”

关于《诗经·魏风·硕鼠》之“硕鼠”,历来注诗多解为大老鼠或田鼠。其实鼠类吃黍、麦类粮食,可以解读“无食我黍”“无食我麦”,但不吃庄稼“苗”,无法解释“无食我苗”。而对“硕鼠”(鼫鼠)另一种解释:农业害虫蝼蛄,则可以顺利无碍地通解该诗。对于“鼫鼠五技而穷”来说,鼠类不具备这些特征,而蝼蛄却符合条件。新近公布的安大简中的《诗经·硕鼠》作“石鼠”,则是“鼫鼠”的一种异体写法。蝼蛄在古代也有“石鼠”“鼫鼠”的别称,所以《诗经》“硕鼠”应该是指昆虫蝼蛄。

简论安大简《诗经》抄本中的讹误等问题

安大简《诗经》的发现,让我们有幸看到了战国时代《诗经》传抄的一个选本的原本面貌,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但安大简《诗经》的抄写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同篇同字的异体、抄写篇目和文字的遗漏、随意的误书、因声因形的讹写等。这说明它只是有幸传承下来的战国时代众多《诗经》抄本中的一种,我们在研究和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要采取比较客观冷静的态度,不要为其中的问题所误导。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献苴及其他

本文就《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的“耑语”“非山非泽”的释读问题提出不同于整理者的意见,并根据《简二》及《上博四》之《曹沫之陈》,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曹刿”“曹沫”之名进行辩证。

“安大简”《诗经》研究动态

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且较为完整的《诗经》抄本,安大简《诗经》自2019年《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一书整理出版以来,对简本《诗经》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重视。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读秀”和“超星”四个大型学术网站对安大简《诗经》研究的相关论著进行统计的结果来看,目前发现研究成果已多达70余篇,其中大致可分为“常识性介绍”“字词研究”“韵读研究”“文本性质研究”“文本结构研究”以及“价值研究”六个部分。其中,对简文字词训释的研究最为丰富。安大简《诗经》作为一个不同于《毛诗》体例的《诗经》抄本,它的发现和研究,丰富了《诗经》的研究材料,有助于窥探先秦时期《诗经》早期的文本面貌;对研究《毛诗》的文本演变、解说诗旨以及对先秦古文字的考释等具有重大意义。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与先秦美学思想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发现和出版,对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被厘定为"孔子诗论"的战国楚简《诗论》对于中国美学研究有着突出的意义,它表明先秦时期已经发展出了具有一定水准的批评体系,除了道家美学之外儒家亦有着较为丰富的美学思想,孔门诗论与《乐记》《诗序》之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填补了中国古代美学史上的一段空白。

安大简《诗经》用韵研究

虽然安大简《诗经》大部分诗的韵例和所押韵部与《毛诗》相同,但韵脚部分用字的不同必然会导致其用韵的不同。《毛诗》属同一韵部的,简本不属于同一韵部,或不入韵,或与其他韵部合韵。《毛诗》属同一韵部的,简本韵脚字或既不通韵也不合韵,使得整章韵例不同。较《毛诗》而言,简本章句或增加,但仍合韵;或变化大,押韵亦大不同。

安大简《诗经》专字丛考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内容为《诗经》,其文字中有收获之“获”的专字“穫”,仇敌之“仇”的专字“■”,忧伤之“伤”的专字“■”,神主义之“尸”的专字“■”,招请义之“速”的专字“■”,植物名之“李”的专字“■”,公马义之“牡”的专字“■”,鸣鸟之“鸟”的专字“鸣”,车乘之“乘”的专字“■”,谋虑之“谋”的专字“■”,咨谋之“谋”的专字“■”,瞻望之“望”的专字“■”,往来之“来”的专字“■”,宣扬之“扬”的专字“諹”,丝织品朱色之“朱”的专字“絑”,祭祀名之“尝”的专字“■”。它们与传世典籍、工具书及其他出土文献中的字既有可对应者,也有历时的同形关系。

安大简《诗经》“要翟”训释补议

徐在国《“窈窕淑女”新解》认为,安大简《诗经》中的“要翟”应释作“细腰”,传世文献中的“窈窕”当作“要翟”。杜泽逊将“要翟”与传世文献中音近义同的连绵词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仍应归于连绵词,义为姣好之貌。从异文、构词与语境等角度,对该词的训释进行了考察,认为“要翟”应是“窈窕”的简帛异文;它原始的构词理据与“窈窕”基本一致;《关雎》的语境也要求将“要翟”视为连绵词。

《詩·秦風·權輿》毛詩本與安大簡本對讀

本文通過對讀《詩·秦風·權輿》毛詩本和安大簡本,討論三個問題:第一,對於簡本首句的讀法,提出了跟整理者不同的意見,認爲應該讀爲“始也乎,我夏屋渠渠”。第二,討論毛詩本首句“於我乎”的含義及其形成的原因。第三,認爲毛詩本“不承權輿”與簡本“不爯權輿”各有所當,不能將二者等同。文中涉及詩旨、斷讀和字詞等方面的問題,有助於準確了解詩義,對了解古代文本流傳的複雜性也有一定的作用。

安大简《诗经》中的“蟡”字试析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中,有三个隶定为“蟡”的字,从古文字形体演变的角度来看,当是“为”字的后起分化字,实质上可以直接隶定成“为”。战国古文字材料中,“蟡”字形已经分化出来,分担了其所从出的母字“为”的部分表义功能。唯有如此,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蟡”视为“逶”字或体,而没有把“蟡”字单独列为字头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说《卷耳》“我马玄黄”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先生于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卷耳集》后,初出茅庐的曹聚仁先生即展开了与郭沫若先生关于《卷耳》一诗中“我马玄黄”的激烈讨论。郭沫若先生赞成毛《传》“玄马病则黄”之说,而曹聚仁先生则倾向陈奂“马病则玄黄”之论。之前有学者怀疑“我马玄黄”一句的语序问题,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卷耳》篇的公布排除了这种可能。因此,“我马玄黄”一句的理解仍未有确诂,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説清華八《虞夏殷周之治》中的"䢜而不來"

清華八《虞夏殷周之治》中"海外之諸侯通而不來"的"䢜",或釋作"歸",或讀作"饋"或"餽",均有未安.本文認爲"䢜"應讀爲"懷",訓爲"受安撫".簡文"海外之諸侯懷而不來"意爲海外的諸侯卽使受到安撫也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