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

宋人注杜的三种整理本考察

宋代杜诗学极盛,有“千家注杜”之誉。宋人对于杜诗的注释,是杜诗学史上的开创和奠基之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种宋人杜诗注释的整理本,分别代表了古籍整理的三种类型:《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在原本散佚较多的情况下辑佚而成的整理著作;《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是在原本基础上进行了正本清源、斠证发微、订讹掘隐工作,而与原本相较,成为了一种融合较多整理者见解的新著;《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则是恪守古籍整理规范,重在校点勘误、旨在恢复原貌的精审著作。

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

吴若本《杜工部集》是较早的杜集定本,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曾以之为底本,然其原本已经佚失。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对吴若本的真伪提出十点质疑,并最终认为吴若本并不存在,乃钱谦益伪造之本。此后张元济又提出,商务印书馆1957年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乃是吴若本。受其影响,洪业也改变了最初的观点,承认此本确为吴若本。不过这个观点经过此后学界的反复讨论,最终被确认是错误的。吴若本虽已散佚,但仍可从《钱注杜诗》中探寻其概貌。该本保存了南宋初年杜集编纂的原始面貌,具有珍贵的文献版本价值。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教”传统

孔子对《诗》的态度及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都产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对孔子教《诗》的特点、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确立及由《诗》“可以怨”生发出的风雅正变问题,重新做了文献上的印证和澄清,为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及“诗教”传统的来源,提供了新的佐证。

宋词的书册传播

图书是宋词传播的重要媒介,对宋词的即时传播特别是流传后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别集、选本和词话是传播宋词的主要图书媒介。它们的传播方式不同,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也不同。别集传播宋词的数量最多,选本保存宋词精品及作者人数最多,词话则宣传宋词最力。

《韩诗外传》解诗说

以往认为《韩诗外传》引经史、采杂说,不是解《诗》文献。经过仔细梳理分析,认为《外传》是汉初三家解诗文献中一种独特体例。作为一种讲疏体例,在引诗体例,说诗的对象与解说方式的关系,“外传”与“内传”“说”“故”的关系,及解诗的方法和角度等方面的内涵和特点。

郭茂倩的声诗观与《乐府诗集》的编纂

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从音乐性质、社会功能诸方面考虑了“乐府诗”的特征,而“声诗”概念的运用,反映出他所认同的乐府诗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特点:从入乐方式看,“先有诗然后被于声而播金石”;就“诗”之内容看,皆“诗人六义之余”;由应用功能看,大多服务于祭祀、宴享、行军等仪式。他不将当时最为流行的“由乐定词”、“依声填词”的“乐府”录入《乐府诗集》的事实,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他的基本编纂宗旨,也表现了南北宋之交文人士大夫力求维护和恢复诗乐传统,“务尊其体”的诗家立场。

宋词的别集传播

别集是宋词书册传播的主要媒介,对词在宋代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词别集一般部头不大,成本不高,出版商可以多册印刷,因此价格也比大部头的本集、总集便宜,这有利于词集在社会上的销售流通。别集在保存作品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很少会有遗漏,诸多词作都会赖此得以保存。但是相较于本集而言,单行本别集容易遗失。

论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地域不平衡性

清诗承明制,复古习气不改,此其同;明人喜言唐,清人则多尚宋,此其异。清人编辑宋诗选本,作为对清代宋诗运动的一种回应,也打上了极其鲜明的时代诗学思潮印记,并成为选家诗歌审美观念的实践载体。然究其实,此种行为,并非仅体现为编选者单纯的文学活动,它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地域文化、选家素养、刻书水平、藏书条件等因素关系密切。受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清代宋诗选本的编刻上,则呈现出鲜明的地域不平衡性特征,即编刻活动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

《全宋文·杨杰集》校议

杨杰,宋代著名学者,有诗文集《无为集》传世。《全宋文》收录是集,但其校勘不无可商之处,今提出40条。

宋本《乐府诗集》考

文章着重考察了《乐府诗集》一书的三种宋本——傅宋本、绛宋本、钦宋本。描述了傅宋本的鉴定、递藏;部分地复原了绛宋本和钦宋本;并将三者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理清三者的关系并做出价值判断。

元代别集整理的良好先例——读陈增杰先生《李孝光集校注》

元人别集罕见注本,陈增杰先生的《李孝光集校注》开启了良好的先例。全书搜采完备,校勘精当,笺注详赡,评论成一家言。附录研究资料丰富,又有金针度人之功。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风的兴起

《宋诗钞》的编选、刊刻及流传是清初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宋诗钞》被广泛赠送京师著名诗人,为宋诗风由京师向全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吴之振、吕留良的宗宋诗论,尤其是对江西诗派的推重,大大促进了宗宋诗风兴起的进程。

宋代杜诗的辑佚

杜甫的原集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已散佚，宋代“二王”本《杜工部集》是杜甫诗文集的第一个定本。宋人在“二王”本的基础上陆续对杜诗进行拾遗补缺，共得佚诗４６首。今存之《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杜工部集》与文献记载中的“二王”原刻本在诗歌数量上有抵牾不合之处，即前者较后者多收诗歌５首。宋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注本所收杜诗的数量不尽相同，本文对宋代各种集注本所收之杜诗进行了准确的数量统计与评述。

赵师秀考论三题

赵师秀居"永嘉四灵"之冠。本文考定,赵卒年在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终年51岁。对赵师秀的两句论诗名言,从历史背景和四灵派诗学宗旨加以解读,阐发其深层含蕴,澄清曲解误解。赵师秀于当时极得诗家推崇,有"五字专城"之誉,他在五律和七律、七绝的创作上取得出色成绩,而今人所编《中国文学史》大都评价偏低。

东亚汉籍视域下的宋诗宋注——朝鲜本《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考论

刘辰翁《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是宋元之际产生的一部南宋诗人陈与义诗集的评注本。该本以南宋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为底本,删削部分胡注,增加了“增注”;又有刘辰翁及“中斋”评语;同时载录了简斋手定本、武冈本及闽本等已失传的《简斋诗集》宋代版本的信息。《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具有汇校、集注、集评的特质,是“宋人注宋诗”中新的文本类型。《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元刻本已失传,现有朝鲜本、和刻本传世,尤以朝鲜本价值最高、时代最早。本文对朝鲜本的版本形态、文本内容、“增注”的特质,以及《须溪先生评点简斋诗集》在东亚的流传进行了探讨。

补《全宋诗》81首——新补《全宋诗》之二

据《百菊新谱》、《(雍正)四川通志》、《鄮峰真隐大曲》、《机缘集》及《续机缘集》、《宋诗纪事》等资料可得《全宋诗》未收之诗81首,并句5则。

论《诗经》和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

《诗经》和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心态。二者有很多共同点,如多来源于民间歌谣,作者都来自社会各阶层,都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二者又有很多不同之处,如反映内容的宽广程度、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受影响的时代背景以及句式诸方面都有很多差异。对其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婚恋诗的源流和发展。

《词综》与《乐府补题》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咏物词的演变

朱彝尊在编纂《词综》过程中发现了《乐府补题》的版本,并将其大部分词收入《词综》,这扩大了《乐府补题》的传播范围。朱彝尊等人以“拟补题”和“后补题”形式创作了大量咏物词,这形成了浙西词人的独特风格,也影响了以后浙西词派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