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不确定性:世界一流大学数字化教学的发展策略——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为例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借助数字化教育的历史优势,在新冠疫情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加速推进了学校的数字化教学战略。学校推进数字化教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的制度化举措展开,包括面对数字化的开放包容态度,基于战略规划和标准的制度设计,数字化教学能力的发展支持。通过这些举措可以发现学校的数字化教学建设呈现出人文性、主动性、立体化三个特征。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经验为我国高校的数字化教学发展带来四点启示:积极借助数字化手段规避风险应对不确定性,将数字化发展提升到战略高度,在数字化教学的技术、标准、伦理框架建设中下足功夫,以及要建立学校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机制。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模式构建与特征分析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对于建设现代化大学尤为重要。哥伦比亚大学作为高校治理领域的先行者,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政策先鞭和策略优势。采用扎根理论分析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参与治理的政策文本,可以凝练出其治理模式中所贯彻的自治、民主、高效的治理理念,公平、公正、公开和规范的治理要求,多方参与、多维途径和多点支撑的参与过程,“综合+深远”的成效评价体系等一系列高校治理经验。以此为鉴,我国高校需进一步完善学生参与制度,提升学生治理的权利比重,拓宽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途径。

立足本土,放眼全球,塑造国际化人才——哥伦比亚大学本地化和全球化的办学特色

哥伦比亚大学以其塑造人、服务社会的价值追求,扎根本地、放眼世界的办学理念,形成了其本地化和全球化相互辉映的办学特色。无论是“本地化”坚守,还是“全球化”进程,其动力都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意识。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治理:多重效应与治理效能转化

当人工智能与大学治理相遇后,数字化不仅成为提升大学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还成为推进大学治理创新和制度变迁的重要途径。根据大学制度的层级结构、治理结构的复杂性程度以及治理事项的数字化程度,建构制度嵌入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大学治理的解释模型,并借此模型着重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影响的多重效应及其治理效能转化机制/过程。研究发现,在制度嵌入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共同影响下,现代大学治理随着大学制度外显性的不断加强而愈显复杂,在此渐进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也就愈加微弱,由此产生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影响的多重效应及其治理效能的不同转化和提升机制:大学治理结构的复杂性程度越低,大学制度的层级结构越低,治理领域可数字化的程度就越高,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积极效应越显著,大学具体制度得以更迭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愈容易借助“技术—制度”协同机制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大学治理结构的复杂化程度越高,大学制度的层级结构越高,治理领域可数字化的程度越低,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抑制效应越明显,其所依靠的(部分)基本制度和基础制度被替代/更迭的速度越慢,而被同化的可能性越大,也就越容易走上模仿西方大学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为此,一方面,要注重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的积极效应,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大学常规性治理、(部分)决策性治理的积极作用,通过大学具体制度和基本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的标准化建设和精细化发展;另一方面,要警惕人工智能技术对大学治理带来的潜在危险,充分考虑现代大学的组织特性,避免过度技术化而导致大学治理中技术应用的无限拓展和无序泛化。

大学生自杀行为影响因素的分类决策树分析

为了识别大学生自杀行为的风险和保护因素。对在校大学生实施感恩问卷、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自杀问卷及人口学信息调查,获得有效数据11288份,进行分类决策树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近一年内自杀意念发生率17.1%,近半年内自杀行为发生率3.8%。分类决策树分析发现,自杀意念为根节点,感恩、冲动、控制、家庭阶层、是否独生均为重要的子节点(AUC=0.959)。结论:自杀意念是大学生自杀行为最重要的近端风险因素,冲动为中端风险因素,感恩特质和适度控制分别为远端保护因素;低社会家庭阶层、中高阶层家庭的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由自杀意念转变自杀行为的风险较高。

民办高校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兼谈民办高校治理和大学文化建设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民办高校优化提升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不同于公办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民办高校实行的是董事会依据大学章程进行办学和管理、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校有机统一的制度。民办高校党委要行使两大职能:一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包括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及立德树人的工作;二是要执行政府对民办高校的督导功能,督促学校依法办学,规范管理,切实维护民办高校的和谐稳定。同时,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完善内部治理模式,加强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建设,找准定位、依法办学、特色强校、文化聚人,走个性化、特色化办学之路,从而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学生编程学习行为分析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为教育提供高效且个性化的智能化服务和技术支持。作为典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ChatGPT在编程中的应用已然获得业界的广泛关注。然而,鲜有学者从实证研究的层面探究学习者如何利用ChatGPT来进行编程学习。研究通过细粒度地采集学习者的编程行为和知识探究问题,对36位学习者的编程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学习者将ChatGPT视为有用的编程学习资源,依赖其指导学习过程,并倾向于将代码或调试错误信息拷贝至ChatGPT,进而复制其反馈信息;(2)高绩效组主要在前期使用ChatGPT辅助编程,低绩效组在整个编程过程中更频繁地使用ChatGPT进行编程;(3)学习者在使用ChatGPT时主要关注浅层和中层知识的探究,其中,高绩效组通过自主提问获得ChatGPT的反馈,中低绩效组则依赖对ChatGPT反馈内容的追问获得问题解决方案。研究针对如何利用ChatGPT辅助大学生开展编程学习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以期为提高编程学习效率提供参考。

数字融合背景下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模型与路径

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是推进高等教育专业建设的必要举措,是助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议题。数字素养是包含知识、技能、特质、态度、伦理等要素的数字能力体系。该文从大学生群体出发,构建了数字素养陀螺模型,涵盖了多元知识、实践技能、个性特质、态度动机和道德伦理五个维度。基于此,立足于高等教育专业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有针对性地提出大学生数字素养培育的路径:丰富数字资源供给,编制多元知识专业教材;强化数字培训力度,提升实践技能研习成效;加强个性特质培养,搭建虚实融合学习场景;重视数字意识培植,激活强化主体态度动机;拓展数字伦理边界,架构数字道德评价机制。

基于信任理论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用户关系管理新探

如何开展用户关系管理是高校图书馆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必然面临的问题。北京大学图书馆将用户作为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自2018年以来,基于用户信任统筹推进用户关系管理,秉持真抓实干、重在参与、实在受益、贵在信任、凝心聚力的战略方针,构建相互信赖、深度协作、长期友好的用户关系,取得明显成效。文章对基于信任理论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用户关系管理的实践探索进行初步总结。

研究型大学校院联动有组织科研的实践与探索——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

基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开展有组织科研以及和涉海单位协同开展“大海洋”行动计划专项的实践,从职能定位、管理方式、组织形式等维度探究了研究型大学校院联动有组织科研运行的机制。二级学院采用闭环全生命周期科研创新管理模式,探索形成了科研区域协同创新管理模式,并探索融入上海临港进行有组织的科研合作,为研究型大学校院联动开展有组织科研提供了最佳实践标杆案例。“大海洋”行动计划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有组织地从多学科交叉创新、创新基地建设、优势资源导入、组织机制建设等方面,以需求导向和平台化布局开展协同攻关,形成一种产学研用融通全链条生态体系科研发展模式。研究结论可为我国研究型大学校院联动开展有组织科研实践提供参考。

知觉压力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心理复原力和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知觉压力与自杀意念的关系,并探究心理复原力和抑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知觉压力量表、大学生复原力量表、贝克抑郁量表和自杀意念量表对875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①知觉压力与抑郁、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与心理复原力呈显著负相关;②知觉压力不能直接影响大学生自杀意念,但能通过3条间接路径对自杀意念产生影响:心理复原力的单独中介作用、抑郁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心理复原力和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结论心理复原力和抑郁在知觉压力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中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大学生社交媒体信息安全风险感知影响因素

文章提出社交媒体信息安全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关系假设,以大学生社交媒体用户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风险感知现状,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基础上对问卷数据进行了模型验证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发现:大学生社交媒体信息安全风险感知程度的城乡间差距明显,其面对信息安全风险主要采用系统式处理;媒体信任度、社会群体归属感、卷入认知会对系统式处理产生影响,知识和信息有效性会对启发式-系统式处理产生影响;系统式处理在知识、媒体信任度、社会群体归属感、卷入认知、信息有效性和风险感知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负面情绪直接正向影响风险感知。

开放大学发展社区教育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

针对地方开放大学发展社区教育面临思想认识不到位、办学体系不健全、运作模式滞后、办学经费匮乏和师资队伍不足等问题及制约因素,从提高政治站位、创新办学理念、实现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出发展社区教育的对策与建议,为办好社区教育、推进学习型社会做出新贡献。

数字技术赋能大学治理:价值、技术与制度的逻辑

借助数字技术的赋能,实现大学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既是顺应数字时代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数字技术赋能的大学治理,在理论层面,需在合理选择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技术赋能实现治理目标。在实践层面,也要理解其技术机理,从制度层面规避、防范与应对数字风险,形成治理与技术双向构建的可循环模式。因此,可以从价值、技术与制度三个层面探析数字技术赋能大学治理的逻辑理路。其中,价值逻辑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耦合,技术逻辑为数字技术对大学治理体系多维重构,制度逻辑为对技术与风险的动态响应。基于逻辑理路发现:当前实践过程中还存在工具理性僭越、数字技术异化与制度机制落后等实然困境,需要从深化相关理论,培养数字领导力与推进制度创新三个方面上探析数字技术赋能大学治理的优化路径。

新时代大学生高质量就业问题及对策

人才是第一资源,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基于我国社会的就业背景下,对高校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进行理论分析,提出高校对大学生就业指导的现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理论与实践知识脱节,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比较单一;就业指导时间集中,指导内容简单;相关指导人员缺乏专业的培训。文章分析新时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并对高校毕业生如何进行高质量就业提出建议,帮助高校毕业生解决在求职、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受资助大学生感恩现状及教育路径改革研究

现阶段,我国高度重视教育公平,并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落实贫困资助工作,使学生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顺利地完成学业。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少受资助的学生价值观出现偏差,感恩意识淡薄,违背资助工作的初衷。对此,具体分析受资助大学生感恩现状,针对受资助学生感恩行动存在的不足,探索感恩教育创新路径,并从实践层面提出教学策略,以期为高校育人工作提供参考。

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文化符号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性研究

中国文化符号具有高度的独特性和民族性。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符号不仅是现代大学英语的要求,也是对国家形象进行正面传播的重要步骤。使用各种策略将中国文化符号和优秀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课堂,引导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符号进行思考和接受,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而且也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和价值观。

荷兰应用科学大学专业博士学位项目改革及启示

为加快高层次职业人才培养,提升应用科学大学战略地位,荷兰政府积极推进应用科学大学学位体制改革,授权在应用科学大学设立专业博士学位项目。荷兰专业博士学位项目以欧洲博士学位通用能力标准为依据,明确规定了不同于专业硕士和工程博士的专业博士能力标准,注重通过产科教协同机制和实践研究反哺机制培养博士生解决复杂实践问题的能力,强化教授团队对博士生的专业指导,以三级质量保障机制监测博士生学习质量。荷兰应用科学大学专业博士学位项目具有较强的赋能社会增值和职教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对我国加快推进高层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从课程教学到文化教育:北京大学信息素质教育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文章分初创时期、共创时期、网创时期、融创时期等四个阶段回顾北京大学百余年来信息素质教育工作的发展历程,总结工作成效、实践经验和基本认识,认为信息素质教育是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基于信息素质课程教学的文化育人活动,是改善人与信息、人与文化等关系的重要途径,并提出高校信息素质教育的时代命题与未来展望。

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大学美育课程教学设计与实施

新时代背景下,高职教育肩负着为社会培养高素质职业型、应用型人才的重任。美育是促进人才全面发展、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美育课程是高职院校实施美育的主阵地,为学生获得全面发展提供保障,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高职美育课程应积极响应时代使命,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明晰课程目标,结合学生专业职业特性,对大学美育课程内容进行优化重组;根据教学内容,灵活设计多样化的参与式学习方式,形成动态的课堂形态;注重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探索增值评价,构建多元评价主体以及动态的考核评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