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行合一”的再教义化:民主原则对国家权力横向配置的规范要求

对国家权力配置原则传统通说——“议行合一”的争论,不能脱离对宪法上民主观的理解。“议行合一”集中体现了特定社会理论中的直接民主式民主观。1982年宪法修改不仅调整了国家权力配置,更重要的是将直接民主理念制度化了,强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背后的代议民主式民主观。这体现了1982年宪法“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价值决定,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突出了民主原则作为宪法规范的属性。宪法上的民主原则拘束国家权力的配置,从政治面向看,其强调国家权力机关与民主意志的直接关联,国家权力机关凭借“产生”“监督”“负责”的规范体系实现对执行机关的制约;从法律面向看,其要求立法机关垄断一般规范创制权,对重要事项立法权与决定权施行层级保留。

教育行政处罚的设定权探究

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作为一项立法权,其权力来源由宪法、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进行严格限制,但在立法与司法实践过程中,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存在超出立法限制而受到合法性质疑的情况。为了达到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规范化的目的,需要从教育立法系统性、法律位阶调整以及事后评估三方面对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进行规范,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建设。

何以最高: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创构史

新中国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创构,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理论和建政学说的中国化实践。基于巴黎公社确立的社会主义建政原则、苏俄/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和边区参议会的探索发展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创制出新,“五四宪法”全面建构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各项制度体系。厘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性,需要释明四组关系:党的领导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人民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宪法的关系,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关系。经由四组关系的对比和判断,方能确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何以最高”。基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创构史,可归纳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四点规范内涵:最高并非自足,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党领导人民建政和执政的政治机关;最高立基民主,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人民的政治一致性”的代表机关;最高但是有限,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旦完成制宪后就成为宪法之下的有限机关;最高兼容分工,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产生并监督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权源机关。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运行与完善

调查核实是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办案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检察机关在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过程中,调查方法不断规范,公益受损事实认定更加精准,但仍存在若干实践运行阻碍。应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设计,更好地促进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职责。

“三个行为法”与地方立法权

《行政处罚法》开始,法律明确区分设定权和规定权,随后《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也在规定地方立法权时分别按照这样的区分作出了不同规定。三个行为法由此与地方立法权产生了紧密关系。三法自制定至今已施行多年,相关的权限内容与制度规定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一些实践上的问题。《立法法》2015年第一次修改,其中关于地方立法权的修改是最引人注目的。本文试图将地方立法权与三个行为法关于设定权限的规定勾连起来进行分析,并从实际需要出发,得出应当适度扩大地方立法权的结论,进而提出完善三个行为法关于地方立法设定权的可行性建议。

论我国行政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现行行政立法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包括 :立法意图和立法原则的定位存在偏差 ,行政立法权限不清、职责交叉 ,立法工作人员素质偏低 ,立法技术欠缺以及行政立法不能及时立、改、废等方面。针对以上问题 ,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PPP模式行政监管权之生成逻辑及配置

行政监管权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政府所享有的核心权力,在PPP项目推进过程中,同为国务院权力分支且有不同权力范围和部门利益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财政部基于本部门利益的考量,意欲借政策主导甚至立法牵头将监管权整合到本部门,可能形成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中双重监管主体,呈行政主导立法倾向,偏离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行政监管权生成逻辑,将造成法律不和谐不统一。现实立法实践中呈现的重视立法信息,主张立法的广泛参与、有效互动和利益权衡的博弈立法有可能纠正现实中的行政立法主导偏误,使PPP模式立法中行政监管权制度设计符合其生成逻辑。

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困境与出路

行政处罚的设定本质上属于设定法律责任的立法权。依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地方立法行政处罚设定权可分为狭义的设定权(即创设权)和规定权,其同时受到我国《立法法》关于地方立法权限之规定的调整。当前,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面临明显的权限困境。对于创设权的行使,存在设定行政处罚种类的单一化、所设行政处罚的规制力度不足、无权设定“其他行政处罚”导致回应性缺失等问题,对规定权的运用陷入重复立法和合法性质疑的双重困境。在地方立法权扩容和我国《行政处罚法》被提上修改日程的双重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厘定地方立法行政处罚创设权配置的考量维度,合理划定地方立法行政处罚规定权运行的范围边界,并据此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作出修改,以回应学界关于行政处罚设定的“限权”与“扩权”之争,同时,从制度层面推动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权限困境的解决。

应用模型拼接建立的全电网模型

为提高电网分析的准确性,调度中心采用的电网模型应从外网等值模型逐步过渡到全电网模型。通过BPA(bonneville power administration)电网模型与能量管理系统电网模型进行模型拼接可生成全电网模型,分析了模型拼接的难点、步骤。算例结果表明应用全电网模型进行电网分析可提高计算精度。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从"议行合一"到"议行分设"再到"居站分设"的巨大变化。在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强社会建设的形势下,社区的重要性将更加凸现,社区管理体制面临新的改革。可能的改革方向包括行政化方向和民间化方向,前者的基本思路是"街站合并重组,街道办小型化",后者的基本思路是"把社区工作站定位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方向各有特点,各有利弊,各有阻力。

议行合一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议行合一“就是“议”和“行”组织的同一与职能合一。“议行合一”作为一个描述社会主义政权权力结构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不符,作为一种理想的权力结构模式更是有害。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议行合一”只有在不正常的时期才短暂地存在过,除了战争年代,它给人们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音。因此,“议行合一”的理论与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行政权力监督探讨

行政权力是一种以国家存在为前提的政治权力、公共权力,它的产生是人类生存之必需。由于人性的弱点及权力自身内在的扩张性和变异性,人类不得不始终追求科学有效的行政监督机制,以规范权力的运行。目前,我国现有行政监督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多元化监督体系整体功能不强,缺乏有序性和耦合性;监督主体缺乏独立性、权威性;监督侧重点失衡,缺乏全程监督;行政监督法规不健全,缺乏可操作性。科学有效的行政监督机制呼唤构建合理有序的监督体系,重视人大监督机制的完善和行政监察地位的提升,加快行政监督法治化进程。

程序控权与程序性立法的控权指向检讨——以《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为个案

就对权力的规制而言,一个合理分权的权力结构当是最为根本和富有实效的,然在这一根本性前提尚未具备且短期内难有实质性变化的境况下,程序对于控权的意义更应被特别强调,尤其在如《行政诉讼法》这样的程序性立法中。因为对权力的规制需要程序要件的满足;权力行使的过程性要求对其制约的程序性;程序特别是正当程序本身即为控权机制;程序制约的过程正当性是法治之德的核心;程序的牵制性有助于催发权力结构的合理变化。但遗憾的是,在如《行政诉讼法》这样的控权性质相当浓厚的程序性立法中,由立法目的所体现的对于权力刻意维护的立法指向却是需要深刻检讨的。

关于行政机关依职权立法问题

目前学界对职权立法涵义多有误解，对我国有无职权立法也存在明显的分歧。依笔者所见，职权立法应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依据其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的职权，根据法律和其它上位法的规定精神，对其行政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制定执行性行政法规或规章。职权立法不同于授权立法。职权立法在法制建设中不仅是必要的。

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规定权的法治限定

行政处罚作为政府规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手段,应当发挥其应有的规制功能。然而,当前强调依法从严的政策导向,容易造成地方立法权限的过度扩张,某些地方性法规经由取消或者提高行政处罚下限等方式,将法律、行政法规赋予其具体细化的法定授权予以虚置化处理,很大程度上悖离了法律位阶原则和国家法制统一的整体要求。据此,在我国现行规范框架内有必要论证重述地方性法规作为一种执行性立法的权限范围,并且结合立法原则和立法技术细致地考察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规定权的行使边界。坚持依法立法原则这一相对保守的规范法学思路,亦不失为一种系统且审慎的法治思维。

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具有双重功能 ,它在运作中的“自由性”和“封闭性”特点决定了它更易受权力、金钱等非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枉法、滥用自由裁量权 ,这严重影响了法律适用的公正和准确。为此 ,必须大力加强立法 ,加大对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深度 ,严格对执法者的考核任免和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行政法制监督 。

论中央与地方税权的划分

税权是国家权力在税收领域的体现,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三个方面的内容。税权具有可以进行纵向划分的性质,是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的核心,是地方是否拥有地方税的立法权。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司法权和民主制度的制约,可以有效防止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滥用。按照不同税种的归属确定税收行政权的归属,是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行政权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控制性详细规划行政“立法”的法理分析

《城乡规划法》明确了控制性详细规划在规划许可中的地位,但是并没有明确控制性详细规划就是法律文本。作为干预物权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如何处理物权保护与行政效率的矛盾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控制性详细规划存在的问题,然后从宪法理论"公共目的、正当程序、合理补偿、法律保留"的角度,对规划权力中的严格规则和正当程序模式进行了讨论,提出对控制性详细规划应采用行政立法以及其在法制化方面应重视的问题。

论PPP立法与营商环境优化

加强PPP立法,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较大作用。法治环境是重要的营商环境,通过PPP专门立法来整合各类规范性文件内容,为PPP合作提供和谐一致的法治环境。法治政府建设是PPP合作平等营商环境的关键,通过PPP立法来规范和制约政府的行政权,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减少不当干预,为PPP合作营造平等的合作环境。纠纷解决多元化法治方式是优化PPP营商环境的重要手段,通过加强PPP立法,为PPP合作提供多元、高效、可信赖的纠纷解决途径,对社会资本方的合法权益进行有效救济,将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方式。

从政策问题建构权看社会治理体系的演变

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可以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转移过程中加以认识,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中,政策问题建构权掌握在立法部门。立法部门从事政策问题建构和制定政策,行政部门只负责政策执行。19世纪的"党争"破坏了三权分立的政体框架,以至于在民主政体的重建中发展出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使行政被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来加以建构,并规定政治部门是决策部门,掌握政策问题建构权,而行政部门则是执行部门。随着行政部门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出现了政策问题建构权向行政部门转移的趋势,并形成了"行政国家"。其中,"新政"时期是行政部门攫取政策问题建构权最为关键的阶段,自此,行政部门独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伴随着这一现象的发生,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衰落和宪政体制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