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共治助推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与重构路径

社会治理,要合理磨合与协调互补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提高公众的道德素质,提升治理精度。从做实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做好社会治理的民众关切,做优社会治理的资源整合等方面重构德法共治社会治理的路径,以增强向心力,激活内驱力,提升服务力,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荀子礼治思想现代价值的社会治理分析

荀子在承袭孔子礼学思想时受到法家思想影响,提出援法入礼,创新性地把礼与法提到同等地位,强调隆礼至法、援法入礼和隆礼重法,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礼治思想,且对当今完善社会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论新时代法德结合共治之道

法德相互结合与法德兼治、共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的治国理政之道。法治与德治虽然都是国家的治理方式,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作用与功能,二者各存其局限性。只有把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调整人的外在行为,以道德教化人的内心,二者相互辅助、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做到内外兼治,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和社会。从历史和实践维度观之,法德结合共治既是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要真正实现法德结合共治,方法与有效路径有三:第一,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使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结合;第二,以法治承载道德,以法治保障道德;第三,强化领导干部在法治与德治中的关键作用。

规则主导与制度耦合:自治、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分析

从村民自治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转变,不仅仅是乡村治理体制形式上的变化,还是我国统筹推进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的新举措。理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首选要分析和认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把握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作为治理的一种方式,自治、法治、德治都需要以规则为根据,由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形成制度耦合关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村民自治的基础地位不变,同时强化法治的保障功能和道德的教化功能,建立规则主导型的乡村社会。

论我国古代“礼法合治”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法治资源,深入挖掘并正确解读古代法治思想,有利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本文试图通过对古代"礼法合治"思想的剖析,在梳理传统治国方式的过程中,探究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蕴含的借鉴意义。

十八大以来“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研究综述

十八大以来,围绕如何理解和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理论界和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达成一定的思想共识,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和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用辩证思维、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世界眼光研究"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则反映了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向。

“德法合治”是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的提出 ,并不是对“依法治国”的否定 ,而是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共同构成了“德法合治”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它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要求 。

探究传统礼治文化对当代乡村治理的借鉴意义

我国传统治国理论以礼治文化为基础,礼治文化以道德约束为核心。在我国,礼治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基因,同时在我国乡村地区具有较好的社会基础。当今德治模式与我国传统礼治有诸多相通之处,同时由于我国的具体国情的实际情况以及法治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德治模式在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具有较强社会需求,应该充分发挥道德约束对乡村治理的促进作用,积极推进国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实现"德法并举",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儒法两家治国思想的分歧和结合

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推行惠政、薄敛、节用、爱人;重教轻刑,反对"不教而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臣子不能欺君,但君主有错应犯颜谏争。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峭法严刑,"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君主用"术"驾驭群臣;独揽大权建立专制,"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汉武帝以后的统治者,根据封建统治的需要,"德主刑辅",德治与法治结合,刚柔相济,成为中国传统的治国方略。

国家治理生态:以法治为主导的“德法合治”——兼与戴茂堂、余达淮两位教授商榷

"德治""法治"以及"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等概念需要正本清源。德治有广义德治与狭义德治、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治之分。法治,不等于法制,是一个与人治相对立的概念,是"政道"而不是"治道"(治术),法治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一种民主政治理想和政治模式,是一种与专制、独裁相对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转化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是两个有限度的命题,既有逻辑上和理论上的偏差,也有实践的风险。"道德与法律相互作用、彼此支持"的命题,已经充分涵盖了所谓"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两个命题中的合理因素。社会转型以及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国家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法治为主导的"德法合治"才真正构成我国当代国家治理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