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颖达《礼记正义》著述体例之优及其原因

孔颖达的《礼记正义》自问世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它不仅集两汉至初唐《礼记》学之大成,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且在著述体例上展现了众多优势。通过对《正义》文本的梳理,可以将孔颖达著述体例的优势归纳为六点:一是贯通“三礼”及其他经传;二是对名物和制度的考释详实丰富;三是努力补充《礼记》经文及其郑注的遗漏;四是善于阐释精深的义理;五是表现出谨慎的著述态度;六是训诂文字典雅而流畅。这些著述体例的优势,既与孔颖达深厚的经学素养密切相关,也与《五经正义》修撰发起者唐太宗的政治抱负有着重要联系。

计算人文视域下的《史记》三家注引书知识标注与计量分析初探

基于古籍文本知识挖掘和知识库构建、围绕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呈现等视角展开的计算人文探索,已逐渐成为古籍保护和研究利用的重要方向。计算人文视域下的古籍引书研究能够为传统研究问题带来新思路与新技术,拓宽古籍研究视角,提供可靠数据支撑。本文以人工标注结合深度学习的方法,对《史记》三家注中的引书知识进行了标注研究,随后分别从分类视角和三家注对比的视角出发统计并呈现了引书和引用作者的分布规律。本研究以《史记》三家注为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古籍引书知识标注技术流程和框架,并将统计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方法引入了古籍引书研究,对于推动和完善《史记》研究和古籍引书研究均具有参考价值。

韩愈《诗》学观之承变及其创作实践

韩愈尊重《诗经》的经典地位,不否认《毛诗序》的本事附会,赞同“刺实”“隐文达意”的手法,承继前代《诗》学传统。韩愈的创作实践,大量引《诗》,曲笔刺实,辞讳君上。由于自身良好的诗学修养、戆直性格及拟圣追求的激发,韩愈驳子夏作序、审慎描述孔子“删诗”,其《诗》学观的新变性与中唐时期的疑经思想同频共振。韩愈诗文创作骨相稜嶒,于舒忧娱悲中扶树教道。韩愈《诗》学观及其创作实践兼具承变,有效推动着唐宋《诗经》研究的过渡转型,深刻启发着北宋前期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

文本断代与文献环境:《史记》对《天子游猎赋》成篇过程的重构

《天子游猎赋》成篇年代历来聚讼纷纭,对已有研究进行考辨,发现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奏赋为郎”时间等同于赋成时间的研究思路存在问题。《天子游猎赋》实际写作时间应在司马相如为郎之后,且后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动态修改过程“。奏赋为郎”是司马迁出于叙史连贯而作出的史料剪裁与重构。司马迁如此处理,一方面与著史目的及编史体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编史时所面临的文献环境有关。由于《天子游猎赋》动态成篇,定稿时间未被强化,故年代信息本就失载。司马迁参考口碑史料,安排与作赋渊源最深的“征召为郎”作为赋作出场契机,并简化赋作成篇过程,进而前置与“为郎”合并,最终虚构了“奏赋为郎”情节。这一调整既保证了行文连贯,又表现出接近历史实情的一面,且不悖全篇主旨,从而实现了司马迁心中特定的“真实”。

《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注疏文献中的注释语句自动分析

注疏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并且它们的行文方式具有半结构化特征。研究了经典古籍与其注疏文献句子对齐的方法,以及注疏文献中注释语句的自动分析方法。该项研究成果能为古籍语料库精加工提供便捷的途径,也能为语言研究者提供更为智能的检索模式。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古籍《诗经》中的鸟类古汉名考证

《诗经》中有许多鸟类古名与现代鸟名大都不一致,为了承救古文化,沟通古今,沟通中外,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文,笔者应用现代动物学与训诂学相结合的方法考证了《诗经》中记载的鸟类名称,把它们归属于现代鸟纲10个目、22个科,共42种.

说商代的“天”和“帝”

商代的"天"观念,在甲骨卜辞里是由"帝"来表现的。甲骨文的"帝"能够表示"天"的大部分意蕴,但无有"处所"之意。《尚书·商书》部分所载的"天"观念,与甲骨卜辞基本一致,但杂有周人述古之语,有一些是周人的观念。所以应当予以缕析和区分。从甲骨卜辞和相关文献的记载里,可以较为清楚地认识商代的"天"、"帝"观念,这对于研究我国上古时代思想文化的起源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古籍《诗经》中的鱼类古汉名考证

生物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拯救古文化,《诗经》是我国先秦文化的精品,其中记载的鱼类有14种,多数种类古今称谓不同.本文运用现代动物学和训诂学的方法对其名称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沟通了古今,沟通了中外.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诗经》与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诗经》产生的周代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成为中国社会生产的主体,这种农业经济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价值观念、思维特点。基于这一观点,文章从该书中诗歌所展现的物质、制度、行为心态各个文化层面进行剖析,认为《诗经》已经涵盖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各层次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古籍注疏的知识表示与语义化建模研究

注疏是对古代典籍注释及再注释而形成的文本,不仅反映注疏者对古籍文本的认知理解,也是后人理解、传承与传播思想与文化的重要基础。利用本体和纳米出版物等语义技术对注疏文本进行知识表示和语义化建模,可以揭示注疏文献中蕴含的知识间的语义关系,并实现注疏文献的语义化出版与再造。为验证注疏知识表示和语义化建模方法的可行性及实用性,本文设计了包含引用关系的阐释本体,并以部分注疏文本为语料,实现了以纳米出版物为独立出版单位的注疏语义化表示与引用关系推断。实验证明,阐释本体可作为单语篇注疏知识单元结构化和跨语篇注疏知识单元关联化的数据模型,助力注疏文献的数据化处理与价值增值。注疏知识的语义化表示路径可以为古籍知识库建设、语义出版和数字化再造提供参考。

中西之间:轴心时代文化转型的比较——以《周易》为透视文本

中国文化形态在轴心期发生了第一次大转型:由神学文化形态转变为世俗文化形态。这次转型确立了作为人文主义精华的心学传统,这是今天现代化的宝贵精神资源;但同时也逐渐失落了作为"第一实体"的个体精神,这是与现代性相悖逆的。这次转型经过三个阶段(西周、春秋、战国),而《周易》文本正是其经典表征:《易经》观念是其发端,《左传》筮例是其发展,《易传》思想是其完成。唯其如此,《周易》后来成为中国群经之首、百行之源。

“角色”意识:《易传》之“定位”观念与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比较

"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及其伦理层级上的"中国正义论"之间颇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重大差异。一个人的"角色"是由其所居之"位"规定的,因此,可以从儒家《易传》"位"或"定位"观念来切入这个问题:1、"正位"并且"当位"指的是恪守既定的位置及其角色,这是行为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对此都有基本的确认;2、"得位"指的是获得一种新的位,即对原有之位置与角色的超越,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对此的理解有所不同;3、"设位"指的是对社会角色秩序本身的设置或重置,这是制度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未触及这个问题,而生活儒学则通过中国正义论的重建来探索这个问题。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从《诗经》看先秦的美女观

通过对《诗经》中诸多歌吟和感叹女性之美的诗篇的分析和论述,可以发现先秦时代对女性美的要求与后世传统社会有较大的区别,高大健壮的女性被视为最美的女性,最受君子欢迎。女性之美与男性之美并无明显的不同,只要高大健壮、眼睛明亮,不论男女都是美丽的。此种美女观的产生与宗法社会要求女性多生多育以使家族繁衍和壮大有关。

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孔门后学的诗学倾向

楚竹书《孔子诗论》非出自孔子 ,乃孔门后学之作。其与《论语》中所体现出的孔子《诗》学 ,应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风。竹书《诗论》与孔子《诗》学之间 ,在学诗以培养人格、传承礼乐文明等文化精神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但更多的是发展。竹书已不再强调《诗》的社会功能 ,不再考虑《诗》的比附性意义 ,而是在对诗意的理解中 ,把握诗旨 ,并把诗与社会、政治及历史联系起来 ,从《诗》中探寻周代社会政治盛衰之迹。呈现出由《诗》之文本入手的学术性倾向。其对孔子诗学的最大发展则在于对诗歌本质与性质的认识。

戴震的“讳言”——论《天主实义》与《孟子字义疏证》之关系

已有研究者指出《天主实义》对《孟子字义疏证》之影响,但侧重史学的学理依据,而缺乏哲学的学理依据。从哲学上看,《孟子字义疏证》从方法到原理,都有《天主实义》间接和直接影响的痕迹。但《天主实义》对《孟子字义疏证》的影响并非根本性质的。《孟子字义疏证》的思想仍处在新儒家语境内,与《天主实义》的神哲学实有本质区别。这是戴震虽受了《天主实义》的影响但却讳言其影响的学理原因。

援史解经:诗经学的阐释传统

《诗经》作为经,目标是传达儒家思想。怎样从诗歌文本中阐发出经学义理?在很多时候需要引入历史故实作为中介环节,由此形成“援史解经”这一诗经学的阐释传统及“由言及事、由事及理”的阐释路径。经与史互为表里的关系为援史解经提供了思想依据。援史解经的实现方式包括:将《诗经》字词注释为某一历史要素、通过《诗经》语境补出历史要素等。援史解经为《诗经》阐释提供了颇具特色的阐释范式,但诗、史、经的互动和调适,又使得这种范式带有先入为主的强制阐释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