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意识:《易传》之“定位”观念与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比较

"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及其伦理层级上的"中国正义论"之间颇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重大差异。一个人的"角色"是由其所居之"位"规定的,因此,可以从儒家《易传》"位"或"定位"观念来切入这个问题:1、"正位"并且"当位"指的是恪守既定的位置及其角色,这是行为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对此都有基本的确认;2、"得位"指的是获得一种新的位,即对原有之位置与角色的超越,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对此的理解有所不同;3、"设位"指的是对社会角色秩序本身的设置或重置,这是制度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未触及这个问题,而生活儒学则通过中国正义论的重建来探索这个问题。

中西之间:轴心时代文化转型的比较——以《周易》为透视文本

中国文化形态在轴心期发生了第一次大转型:由神学文化形态转变为世俗文化形态。这次转型确立了作为人文主义精华的心学传统,这是今天现代化的宝贵精神资源;但同时也逐渐失落了作为"第一实体"的个体精神,这是与现代性相悖逆的。这次转型经过三个阶段(西周、春秋、战国),而《周易》文本正是其经典表征:《易经》观念是其发端,《左传》筮例是其发展,《易传》思想是其完成。唯其如此,《周易》后来成为中国群经之首、百行之源。

《周易》的生生哲学及其诠释——以《易传》和“易一名而含三义”为中心

从观念起源看,强调"生"或"生生"是盖天说背景下的宇宙生成论的固有之义。三《易》从一开始起即体现了二元思维方式。《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和"生生之谓易"这两个命题是对于天地或阴阳二元的宇宙生成论之客观原则及其价值原则的直接宣示。《易传》的生生哲学大致包括:天上地下、天阳地阴、天尊地卑的二元对待关系,是《周易》生生哲学的发生结构;"生生"观念包括"变易"与"生成"两个法则,同时是其价值和目的所在;"生生"哲学还具有连续、贯通和相感的特性。"易一名而含三义"是对《周易》生生哲学的一种诠释。它将《易传》的"变易"一义推展为三义,即"易也,变易也,不易也"三义。《乾凿度》和郑玄注的解释属于宇宙生成论式的,而孔颖达的解释则属于体用论式的。它们都包含着生生思想。程朱理学以"变易"和"交易"两义取代了汉人的三义说。在宋明儒看来,"生"或"生生"即是宇宙法则("理"),即是"天地之心",即是"仁""仁心"或"恻隐之心",甚至认为"生"或"生生"即是宇宙本体。生生哲学在宋明时期得到了大力提倡。

《周易》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

孝道是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现实与历史基础,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延伸。而《周易》则建构了孝道的理论基础,《易传》彻底改造了《易经》中的先天平等思想,由所谓"先天不平等"(天尊地卑)的虚构逻辑前提出发,推演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的理论主张。后代的统治者与御用文人,在理论上把这种专制性的孝道观加以细化,在实践中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典范化,导致了奴性化、反科学性、反人性的严重后果。只有彻底抛弃专制基础,对传统孝道观加以扬弃,才能真正古为今用。

《程氏易传》论道与政

《程氏易传》的政治思想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治体",即政治的方向与基础,对此程颐通过"中"与"正"的关系作出说明;其次是"治法",即政治的法则与举措,对此程颐通过"仁"与"公"的关系作出讨论;最后是"治者",即政治的决策者与管理者,对此程颐通过"德"与"位"的关系作出展开。通过对这三个层面的阐发,程颐既保证了"以德为本"、"政道合一"的儒家政治思想的传统,同时又承认了政治问题的相对独立性,确立政制、社会、经济、教育、人才等具体建设的必要性。

童子问易,石破天惊——欧阳修《易》学著作简论

本文对北宋学者欧阳修的《易》学著述进行考察评说,指出欧阳修《易》学思想以“义理”为归依,落实于“人事”的特点;以及他大胆疑古,开启辨正经典之学风的意义。

论朱伯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观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文章属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探讨。首先介绍了朱伯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工作与成果,其次介绍和分析了朱先生50年代以来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的反思和他的哲学史观,最后阐述了朱先生易学哲学研究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文章也提供了一些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角度来看较为重要的史料。

论苏轼散文与《东坡易传》学术思想的关系

《东坡易传》是苏轼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中的学术思想与他的散文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散文中涉及到《易》学的观点被直接移植到《东坡易传》中;第二,《东坡易传》中的部分观点是在早期传论散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第三,《东坡易传》中的学术思想对苏轼后期散文的创作,尤其是散文思想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学术与散文相互影响的关系颇能启发后世研究者思考。

《周易》在春秋时期的接受——以《左传》为例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divining by means of the Eight Diagrams occurred during the acceptation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State.The symbols and speeches base all the divining activities on the springing of the theories of the practice.

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与易学的会通

作为春秋公羊学的一代宗师,董仲舒以天人之学的视域解读《春秋》,敞开了春秋学的天人之学底蕴,实现了“推见至隐”的春秋公羊学与“本隐之以显”的易学的会通,开显了通贯三才的王道,标举了人偶副天地的生命自觉,揭示了王之以成民性为重任而以人文化成天下的王道愿景,重建了仁义之道,最终以春秋公羊学确立了汉代经学的典范形态与基本精神。

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理想人格

从《东坡易传》中最主要的几个概念———“性”、“命”、“道”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关系,可以得出苏轼终其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内涵———具有终极视域的、与“道”相合的境界。这一境界是苏轼所创造的文化世界的出发点和归宿。

《易传》“修辞立其诚”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修辞立其诚",语出《周易.文言传》。这一论述,被后代学者不断地阐释和发挥,从而使古代文论中,延续着优秀的思想传统──重视创作主体人格品质的修养,强调作者应具有高尚的情操,美好的道德,诚信的态度。

從《論語》看孔子與《易傳》之關係

歷來言《易傳》作者,或以爲出孔子之手,或以爲非孔子所作,莫衷一是。本文在前賢研究基礎上,從《論語》入手,找出書中孔子言論與傳世《易傳》内容相似之處,共得17條,所言道理,包括朋友講習、改過遷善、節用愛民、慎言節食、敬義立德、寡慾致剛、不貳己過、順言以悦、非禮勿履、尊卑有序、止息争訟、赦過宥罪、思不出位、君子固窮、裒多益寡、修美文德、不言而行。以上諸點,《論語》與《易傳》立論,互爲表裏。據此,知孔子之於《易傳》,雖無撰述之實,或有闡述之功。本文證明《論語》與《象傳》及《彖傳》具密切關係,此對孔子闡述《易傳》之説,或可提供足資參考之佐證。

《易经》理论体系与《说卦传》——“中和贯通”和“说卦和中”

《周易》以《说卦传》为理论纲领,《说卦传》的思想理路是使《周易》“经传统一”的逻辑始点。《说卦传》承诺了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其以“中和贯通”的思想理路和“说卦和中”的理论架构,使《周易》的历史与逻辑、形式与内容、思维方式与概念范畴实现了理论统一性。

“蒙以养正”辨

通过字源探究与文本辨析揭示"蒙以养正"之本义。"蒙以养正"即"童蒙"长养本有之道心,其包括存体起用两个方面。存体之关键在发明纯一之道心;起用的根本在践行天地之"生"德。辨析"蒙以养正"本义,旨在去伪存真,很好地传承中华传统教育思想精华。

《易經通注》之帝王學特色

《易經通注》作爲清廷第一部帝王學《易》學的教科書,並惟朱子學是從。然而當其"道統"與"治統"融爲一體於致用之時,卻不無與朱子《易》學理論和哲學立場有所出入、異同互存、貌同實異之處。如《通注》對"天人"、對"法天"思想的强調、對君臣關係與君民關係以及"中正"觀念的詮釋,都與朱子《易》學有所牴觸,此實爲彰顯帝王學《易》學的旨趣所致。本文僅限於《通注》"元"的概念處理"法天"思想所蘊涵的哲學義涵。本文將帝王學分爲"爲己之學"型與"爲人之學"型,進而扣緊帝王學與道統論的關係,分析《易經通注》帝王學《易》學的核心特徵,並與朱子《易》學較其異同,依此凸顯《通注》帝王學《易》學對儒家道統觀的關係和影響。

周易君子学与古典生命伦理观的奠基

"周易君子学"由《易经》奠基并最终在《易传》中系统完成,自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阴阳之变,象征了生命间的交互作用关系;乾坤之德,确立了"生生"的古典生命伦理原则。在周易君子学理论系统中,乾坤两卦德、八卦德、六十四卦德和九卦德,共同确证了君子德性学的生命伦理价值,形成了古典中国独有的生命伦理观念。

苏轼《东坡易传》考论

本文考辨了《东坡易传》的作者、系年，指出：元丰三年苏轼在黄州独立撰写了《东坡易传》，其中关于事物刚柔动静形理的辩证的哲学思想深刻制约和影响了他的文学思想。

“观”的哲学

"观"的行为统摄耳目,贯通主客,不是对外界刺激的简单反应。"观"不是普通的视觉,而是"谛视"。要紧的勘察活动亦称之为"观"。作为哲学概念的"观"不是纯粹的名词,而是"动名词"。"观"的哲学,其内容包括"观"的依据,如"以道观之"、"以我观之"、"以心观之"或"以物观之";"观"的主体,如"我观"、"他观"、"童观"等;"观"的对象,如"观其妙"、"观其复"、"观天之神道"、"观乎天文"、"观乎人文"、"观我生"、"观其生"、"观国之光"、"观世音"、"观自在"等;"观"的方法,如"静观"、"旁观"、"反观"、"窥观"、"中正以观"、"仰观俯察"等;"观"的结果,如"天地万物之情可见";"观"的意义,如"会通"、"超越"、"体悟";"观"的等边界,如"不欲观"、"不可观"等。《周易》中的卦象,既是"观"的系统性的结果,又是"观"的系统性的工具,而《易传》的阐释,则集中体现了"观"的哲学:如"观其象"、"观其变"、"观其会通"等等。基于"观"的哲学(思维及行为),天地、鸟兽、自身、外物的特征、属性及相互关系,都可以通过归类象征的"伏羲思维方式"来把握。《易传》所言"大观",是"伏羲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对后世的政教文化影响深远。

《周易外传》的诠释体式及其诠释的创造性

王夫之的《周易外传》以"外传"的经学诠释体式,阐发了深刻而富有诸多新义的哲学思想,其中的"道论"与"知能论"思想最为系统而深刻。其"道论"中"阴阳与道为体","盈天地皆器,道者器之道","圣人依人建极","圣人之治"乃述器、制器而非"治道"等命题,与其"知能论"中"夫人者,合知、能而载之一心也。故曰‘天人之合用’,人合天地之用也"的思想,既基本上奠定了王夫之的唯气论的思想路线与带有近代新人文主义性质的肯定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品格,也让他与宋明理学中的程朱理学一系初步划清了界限。其中、后期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在《周易外传》一书基础上充实、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