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之监察理论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完善国家监督体系,加强国家监察和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形成了内容丰富、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政治与法律密切交融嵌合的科学监察理论。以依规依纪依法为多元依据的相对独立支系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向度看,该支系统是通过对“公权力监督全覆盖”理论和实践经验提炼总结而形成的认识论范畴,其特定内涵和思想要义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文化基石。从实践向度看,监察体制改革属于我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在宪法上确立监察权,重塑了我国政权组织形式;在机构设置上,国家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了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有机统一。监察法的颁行,更是推动了多元法律、法规之间的有效衔接与整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监察理论的重要论述不仅丰富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容构成,也成为国家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的指引,还将推动以“对人监督”为核心的公权力监督理念日益国际化,推动对监察权的再监督体系逐步从以自体监督为主转向以异体监督为主,确保监察权行使的规范化、法治化,最终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宏观目标提供内生动力。

香港特区廉政公署为何监督私营机构人员?

香港特区廉政公署的监督对象除了公职人员,还包括私营机构人员。其制度逻辑是:私营机构腐败与公权力腐败有深刻关联,且对市场公平和有序造成重大威胁,应当纳入反腐范围。廉政公署在打击公职人员腐败的同时一并打击私营机构人员腐败,具备组织成本优势。尤其是在有效遏制香港公权力系统的集团式腐败后,廉政公署有足够精力与资源投入对私营机构的反腐。而廉政公署对私领域可能的不当干预,也因相应的法治设计而被有效抑制。最终,廉政公署监督私营机构人员这一制度获得香港社会认可。这一经验表明,专职反腐机构的监督范围不必局限于公职人员,但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与制度设计。

回顾与廓清:中共纪委职能研究问题辨析

纪委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发凸显,但学界关于纪委的职能与定位研究仍显不足。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纪律检查系统的设改停启和工作范围的扩大与缩小不是主要以反腐倡廉为依据的。然而,学界的一种流行叙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将“纪律检查委员会”窄化为“反腐败委员会”的倾向。相关研究或流于抽象化的分工类比和简单化的归纳定性,或宽泛地从权力监督的角度进行分析,对纪委机关的职责和定位认识都有待加强。从本质上讲,不同于旨在争夺选票、相互制衡的议会制政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群众夺取和巩固政权、不断进行社会改造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政党,而党纪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根本保证,即“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因此,要从中共为“革命政党”的角度出发,回归纪委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纪律检查的政治机关定位,去理解纪委职能问题。

港澳药械跨境委托生产监管实践与探索

港澳药械跨境委托生产是粤港澳大湾区医药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工作。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港澳药械跨境委托生产的监管实践,探讨了药品监管创新发展工作的亮点,同时对委托生产监管工作提出了建议。研究发现,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改革和居民对港澳药品需求是促进跨境委托生产的重要前提,药品监管部门通过制定细化方案、创新“境外持有+境内生产”模式等主要举措推动制度落实,明确委托生产双方的责任和应履行的程序的建议,建立完善粤港澳三地药品监管协作机制。

“十八大”以来我国纪检监察机关的改革路径及成效分析

作为反腐败的主要执行机构,纪检监察机关的运行机制如何,直接影响到反腐败工作的成效。长期以来,纪检监察机关在推动反腐败工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影响了反腐败机构的效率。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纪检监察体制机制进行了重要改革,使纪检监察机关的运行效率、专业性、独立性、权威性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然而,当前的改革也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在未来的反腐败工作中,必须重视并着力解决好这些问题。

从制度反腐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

强化党内监督与推进监察体制改革,是当前制度反腐的两个重要支柱。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6年11月7日印发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通过在试点地区设立监察委员会为全国范围内的监察体制改革积累经验,拉开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帷幕。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创建对我国的监察体制改革和制度反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合宪性问题、自身监督问题、与检察院的职能衔接问题等也有待从法理上得以解决,值得进一步探讨。

国家机构现代化视角下之监察体制改革——以香港廉政公署为借鉴

近年来,内地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面临着组织建制的有效性以及对组织机构的制约等关键问题。一方面,香港廉政公署的组织建制实现曾为很多国家的反贪腐机制提供了可参考的模式;另一方面,廉政公署权力的扩张性行使也引发公众对其权力监督的关注。廉政公署的监督机制可以分为委员会监督、立法会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等多种类型,各机制之间互相配合、协调,对廉政公署权力行使起到了有效的制衡。廉政公署的运行经验以及多层次、多主体的联动监督机制对内地监察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旅游业中回扣存在的经济原因及其对策研究

长期以来,回扣一直是阻碍旅游业健康发展的顽疾,旅游主管部门也曾运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整治,然而收效甚微。但从导游人员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角度来分析旅游行业中回扣存在的经济原因,必须引入公务员制度改革中“高薪养廉”,以及市场营销学中“认知价值定价”的概念,才是彻底解决该问题的办法。

澳门地区廉政公署与内地监察委员会比较研究——兼论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廉政协同合作

澳门廉政公署是负责澳门特区反腐倡廉的机构,内地的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产物,后者将内地反贪腐资源全面整合,行使国家监察权。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两地廉政机关应加强廉政协同合作,共同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本文从廉政公署与监察委员会的性质、职能、运作、监督制约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便为更有效地打击跨境贪腐、搭建畅通的合作桥梁提出对策建议。

内地与香港反腐运行机制比较研究

宪法修正案在"国家机构"一章中确定了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地位。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实现了国家监察职能的有效整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机构。与监察委员会职能类似的香港廉政公署,因其成熟的实践运作,使得香港跻身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虽法治背景不同,但并不影响监察机构设置、实践运作中取其精华。本文从实体法、程序法层面,比较内地与香港反腐机制运行的异同,基于可对比性的引进学习与差异性比较进行讨论,对我国的监察法律制度提出完善可行性的建议。

监察委员会调查权两分构造之提倡与实现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委员会所享有的调查权实际上是一种集党纪调查权、政务调查权和刑事调查权于一身的权力集合。这种"三权合一"的模式在有效整合反腐败力量的同时,却一定程度造成程序的控权作用有所减损、案件证明标准无所适从、调查措施易被滥用等问题。在政治意义上,监察委员会具有政治机关的面相,同时在法律意义上,它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依据形成的新的国家机关。从权力来源、权力内容、刑事诉讼流程和与相关权力的关系等角度考察,监察委员会行使的职务犯罪调查权具有侦查权的性质和效力,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具有复合性和可分性的特点。在当前"三权合一"的背景下,以双轨的逻辑和两分的构造来反思和重塑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具有重要价值与现实可能。在此前提下,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两分构造具体需要从规范遵守的二元化、内部机构的两分制、以及调查程序和措施的分野三个方面展开。

构建高等学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级党委从落实"全面领导责任"到"主体责任"的转变,教育部加强高等学校监督体制改革,支持高等学校设立二级纪委,都为高等学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形成了有利的形势。但是,高等学校廉政风险防控也存在权力配置不合理、风险预警作用难以发挥、高等学校纪委的监督乏力等困境。在新形势下构建适应高等学校发展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需要科学合理配置权力,突出廉政风险防控的顶层设计;加强信息化建设,发挥廉政风险的预警作用;进一步完善监督体制,加强二级单位纪委的制度设计;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发挥高等学校党委的优势。

全面从严治党与高等学校二级纪委监督作用研究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学校二级单位拥有的权力日益增加,其廉政风险也随之加大。在中共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并向基层延伸的大背景下,高等学校必须强化二级纪委的监督作用。但在现实状况下许多高等学校二级纪委监督实践中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缺乏制度规范、监督渠道不畅通、监督实效欠佳、监督人员素质急需提高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建设现代化大学制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强化高等学校二级纪委监督作用,高等学校必须明确监督内容,突出监督重点;结合单位特点,完善监督制度;注重继承发展,创新监督方式;加强纪委队伍建设,提高监督人员素质。

未来纪委建设的方向——基于党内监督机构的演变规律

党内监督机构受腐败形势和反腐败模式影响,权威性和独立性不断提高,运作不断规范。未来将推行新的双重领导体制以提高纪委的独立性,纪委的权威性将得到适度控制,腐败的复杂化将迫使纪委不得不提速自身的能力建设,纪委将更加注重吸纳网络民意,并与社会生态的改变形成良性互动。

中国反腐败机构改革研究——基于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间的比较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反腐败方面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突破,反腐败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要想把惩治腐败"进行到底",做到"不敢腐",就必须要把反腐败机构及体制改革到位,以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中国香港廉政公署是卓越反腐败机构的样板,其许多经验值得内地反腐败机构借鉴。通过对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反腐败机构的比较研究,明确内地在反腐败机构体制方面存在着一些的问题,指出卓越反腐败机构应当具备独立、权威、廉洁、专业四大特征。具备这四大特征是中国内地反腐败机构改革的终极目标,而进行整合型改革、职业化改革、组织结构改革是当前内地反腐败机构改革的三项重要任务。

印尼民间力量在反腐斗争中的角色与作用——以2009年印尼根除腐败委员会领导人事件为例

印尼根除腐败委员会自2002年成立后,尽管没能如民众所希望那样开展摧枯拉朽式的反腐,但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但是,2009年却相继发生了两起其领导人被警方指控涉嫌刑事罪事件,与此同时,国会也紧锣密鼓地试图取缔根除腐败委员会的起诉权。而法律界的专业人士及民间反腐人士却一边倒地认为根除腐败委员会被上述机构集体操纵报复,他们如倒苏(哈托)时一样少有地意见一致,积极行动,使形势朝着有利于根除腐败委员会领导人的方向发展。

澳门青少年廉洁教育的方式与经验

青少年廉洁教育是澳门廉政建设的重要环节,澳门廉政公署将这一环节放在澳门廉政建设的整体布局中稳步推进。青少年的廉洁教育按教育对象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式,而相对于大学生和社会青年来说,价值观具备更多可塑性的中、小学生是廉洁教育的重点。澳门廉洁教育的一系列做法,如廉署主导、学校配合的廉洁教育模式、结合青少年的生活环境、寓教于乐地推行廉洁教育以及注重发挥青少年的主动精神和亲身参与等做法,符合青少年的成长规律,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的建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惩治机制的新进路

现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重刑罚轻预防、重刑法而轻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而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则兼具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功能。私法语境下的信托法具有权利分割和财产独立的基本理念,其为反贪污贿赂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本逻辑范式。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需要在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管主体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协调与党规党纪、部门规章和刑法等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协作、预防优先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体系。

风宪耳目:明代腐败治理的监察机制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腐败十分严重的一个时期,从明初到明末,腐败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为了治理腐败,明代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便是设立监察机构,在中央设置都察院和六科,在地方设置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提刑按察使司、总督、巡抚,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严密的监督网络。监察机构被称为风宪耳目之司,主要职责是纠举贪官污吏的腐败行为。风宪官吏尽职监察,发现并惩处了一些腐败官吏,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吏治。风宪之设虽然起到一定的治腐作用,但并未从根本上杜绝腐败。

高校廉政文化传导机制研究

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等。传统高校廉政文化研究注重的是一个平面层次的理论探讨,而高校廉政文化传导机制研究则是对廉政文化在高校的传导过程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个视角认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要注重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创新和激励强化等,改善廉政文化建设环境,加强信息传导和重要影响因素的控制管理,真正将廉政文化建设落实到高校管理的各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