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中资企业的审查逻辑——基于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视角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基于中美战略竞争和护持美国霸权的战略需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CFIUS)会不断强化对中资企业的国家安全审查,对中资企业的区别指向性明显。尽管如此,仍有大批中资企业顺利通过审查,成功在美投资。CFIUS对中资企业的审查结果取决于其对中资企业交易所产生的经济收益与安全风险的预判。其中,经济收益体现了中资企业能够助力美国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安全风险反映了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中资企业的消极认知。在消除国家安全风险以及丰厚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中资企业有可能通过审查,顺利进入美国市场。研究发现,在排除中资企业的政府背景、确认交易不涉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敏感领域以及中资企业能够遵守美国市场公平与竞争原则等法规的基础上,CFIUS批准中资企业通过审查的可能性较大。当前拜登政府将主要精力聚焦国内经济议程,这为中资企业赴美投资提供了新思路。中资企业可以在中低端制造业、医疗健康行业、清洁能源行业等领域进行布局,开创投资新窗口,谋求发展新机遇。

中国民营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美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目的地国家,而其中民营企业是对美投资的突出力量。运用EXCEL和ARCGIS软件,定量分析了2000年至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州空间分布特征。运用灰色关联法,探讨了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因子,分析结论为:中国民营企业在美投资的空间格局呈现出集中于一点(五大湖地区)两带(太平洋沿岸和大西洋沿岸)的特征。投资动因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性和技术创新导向性。各州的GDP、对中国的进口贸易额、人口数、专利数量以及R&D支出是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子。

2000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变

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中美经贸合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至2012年,美国已成为接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国家。利用地理集中指数和空间自相关,以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为研究单元,分析2000-2014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2000年以来COFDI在美国地域分布的不平衡程度有所下降,整体逐渐趋向均衡;2美国吸收COFDI的区域差异较大,南部地区总量领先但增速较慢,东北部、中西部、西部地区实力平均但增速较快,整体差距逐渐缩小;3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由沿海向内陆,由南部向中西部扩散的趋势,表现为"以点带线,多点成面"的时空演化过程;4总体来看,COFDI的空间分布存在较弱的空间自相关性,集聚程度尚不显著,呈现"集聚—随机分布—离散"的空间形态,局部区域形成"冷、热区"的分化。

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异特征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美国,逐步使美国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国。文章分别以美国大区和洲为研究地域单元,多角度地分析了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异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在大区层面上,各大区的投资比例具有不平衡性,高投资比例的大区与低投资比例的大区之间的不平衡性具有稳定性,且低投资比例的大区比高投资比例的大区的稳定性强。在洲际层面上,外商直接投资分布有沿海性倾向,呈“U”型分布状态;投资密度以密西西比河为界,东西对比格局强烈;制造业带所在地区整体位次上升快,显示了制造业带的较强的聚集效应;一般而言,人口少,面积大的洲,人均投资额高。

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关于外汇转移条款的分歧

随着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不断推进,有关外汇转移问题必将成为争议焦点。两国都存在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中美范本关于外汇转移条款有诸多差异。这些差异既涉及次要利益之争,又涉及核心利益之争。对于次要利益之争,我国可以在必要时作出一定的让步,按照美国范本来制定两国之间的条约。但是,对于核心利益之争,我国不宜作出让步,而是应当坚持中国范本中的相关立场,即应当将"按照东道国法律和法规"作为外汇转移的前提,并保留"危机例外条款"。

美国收紧FDI国家安全审查新动向、影响以及对策

美国FDI国家安全审查已经严重阻碍中资企业赴美投资,近期美国又进一步收紧安全审查政策。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美国收紧FDI国家安全审查的主要内容,然后分析美国收紧安全审查的动因和影响并提出对策。研究发现FIRRMA赋予CFUIS更大的审查权并扩大监管审查的行业范围,这将进一步增加中资企业赴美投资的难度。建议短期内中资企业尽量规避大型和敏感交易、民营企业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更多选择财务投资和绿地投资,以及选择最恰当的交易方式。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动向与国际投资保护主义

2018年和2019年美国相继出台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及其试点计划和具体实施规则,这是美国自2007年通过《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后对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进行的首次全面性改革,其审查对象、审查程序和审查权限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并呈现出投资保护主义特征,不仅增加了中国投资者赴美投资的风险,而且使中美投资关系面临挑战。中国应密切关注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发展动向,利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加强沟通,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鼓励投资者调整投资战略和时机,利用缓解措施提高审查通过率,积极探索法律救济渠道。

移民对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对美国各州的移民和直接投资数据,运用重心模型分析得出：美国华人移民的人口重心和集聚重心均向东北方向移动,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重心变化区域也位于美国东、中部地区,二者在空间上的重叠性和耦合性日益增强。进而运用灰色关联法实证华人移民对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处于中等水平,且影响长期稳定。

我国民营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

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美国是中国直接投资的重要东道国。而我国民营企业以其产权明晰、机制灵活、运作高效等优势成为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中最具发展潜力和最活跃的一部分。根据国家商务部提供的数据,对我国民营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现状、投资的行业分布、投资的方式、投资的空间分布等进行了分析,并以我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研究其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空间分布特征,从而为我国民营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文化距离视角的美国OFDI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和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测度了基于KSI、EDI、WVS的3种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CD),结合美国对52个东道国(地区)的直接投资及各项控制指标数据,使用面板校正标准误差(panel correction standard error,PCSE)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CD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并非呈现简单的正负向关系,而可能存在门槛效应。通过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考察了二者的内在作用机制,结果显示,CD通过了单门槛检验,即CD对美国OFDI存在门槛效应;当CD小于门槛值时,其作为正向因子积极促进美国OFDI,一旦CD超过门槛值,美国OFDI将显著减少。同时对“外来者劣势”和“外来者收益”二者关系的解释说明,CD与美国OFDI呈倒U型关系;CD较大时对美国OFDI的阻碍作用远大于CD较小时对其的促进作用,体现了美国OFDI对CD的敏感性。

美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改革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目前,美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正在进行改革,《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已成为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的一部分而生效,这意味着对美投资将面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为严苛的审查。美国是中国企业重要的投资目的国,美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改革将对中国企业对美投资造成影响。在此情形下,我国企业应全面深入了解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我国立法机关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我国政府应促进国家安全问题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框架下解决。

中国对欧美直接投资趋势：比较分析

21世纪,中国成为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峰值。此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下降,主要表现为中国对欧美直接投资减少。2018年中国对美国与欧盟的直接投资规模出现较大差距。这里既有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也有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回应。

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简析

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 RMA)》及其试点计划从现代化的高度显著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限,全面收紧外国对美投资审查,尤其是法案中加入"歧视中国"的条款已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产生明显负面影响。本文详细分析了FIR R MA在人员、资金、流程、技术等方面对CFIUS的改革情况,认为该法案将使全球赴美投资面临更大经济损失风险,提出应高度关注该法案及其细则相关外溢效应、全面加强国家经济安全、加快相关立法进程等相关建议。

美国选择性投资限制政策的政治逻辑及中国的应对

美国政府对华实施的选择性投资限制政策的演变并非“一日之寒”。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逐渐走向保护主义,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包括:一是美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竞争,即美国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把崛起的中国视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二是美国政府、国会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即由政府与国会在国际投资政策上的立场不同所导致的博弈背后的党派政治。近年来,这种以选择性投资限制政策为主要内容、主要针对中国企业的外资审查制度严重影响了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关系的发展。这其中的政治因素已经超越经济因素,成为影响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障碍。为应对美国政府的选择性投资限制政策,中国企业应该在投资进入方式、时机选择以及地域分布等方面积极探索,并加强对国际政治风险的跟踪和预测。从长远来看,通过重启已处于停滞状态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构建一个安全稳定的双边投资关系,是美国唯一的理性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会挤出国内投资吗

本文借助1999—2018年美国63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在剖析因果关系的同时,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方法,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作用于国内投资的生产路径、金融路径,梳理其内在作用机制。这既是使用最新数据对经典问题的再次探索,也是中美博弈背景下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读。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对国内投资增速存在显著挤入效应;第二,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生产路径对国内投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倾向于水平分工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增速提高对美国国内投资增速的促进作用小于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第三,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金融路径对国内投资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和显著性水平均弱于生产路径。

美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解析与应对

美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以分散式立法为主的萌芽阶段、以相对集中式立法为主的形成阶段和以专门立法为主的成熟阶段,呈现出审查机构权力不断扩大、审查对象和标准不断拓宽、审查程序不断细化、审查监督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并导致了审查目的异化、审查权力滥用、审查监督失序的后果。为了维护中国的海外投资利益,一方面中国要修订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亦要遵循事前风险防控、事中加强沟通、事后总结经验的策略,双管齐下地应对美国国家安全审查。

美国再工业化对我国出口贸易与利用外资的影响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实体经济遭受重创,2009年美国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该战略旨在恢复实体经济活力,提高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由于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所以美国再工业化对与之有重要经贸关系的中国带来了多重影响。本文主要从出口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两个方面考察美国再工业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再工业化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均具有显著滞后的正向影响,而且国内经济状况和信贷增长也是影响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显著因素。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美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新动向及其应对——以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为例

《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对美国现行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进行了系统修改,扩大了受管辖交易对象范围、强化了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权力、优化了审查程序,致使赴美投资限制不断增多、投资成本明显增加、投资风险持续提升、审查政治化空间变大和审查救济进一步压缩。为了有效应对FIRRMA给中国投资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可以利用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相应制度、在中美BIT框架下明晰国家安全审查的相关内容、编纂赴美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指南,从而规避FIRRMA为中国投资设置的国家安全审查障碍。

美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及其启示——以《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为中心

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于2018年8月生效。该法案代表了美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最新发展。《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限范围,优化了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程序规则。该法案增加了对网络安全、核心技术、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审查考虑因素。2015年的《中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对外国投资安全审查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但是在规则内容的明确性与联席会议机构的合理设置问题上仍可以借鉴美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完善。我国应深刻把握美国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发展方向,以维护我国在美国投资的利益,同时完善我国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变和驱动机制分析

利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等空间分析方法,对2000—2015年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FDI)的行业特征、时空演变进行研究,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对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业FDI不断发展,投资行业趋于多元化。(2)投资区位主要在经济基础较好的沿海各州,并逐步扩展到中部州,形成多中心共同发展的格局。(3)投资在深化发展,但规模化集聚尚未形成。(4)市场规模、高科技人才、技术条件、科研创新能力、华人人数、通讯设施、集聚效应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中国对美国各州高新技术产业FDI。集聚效应的影响尤为显著,而公司执照税则表现为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