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共同性思想刍议——以《左传》《国语》为中心的探讨

春秋时期是早期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前奏阶段,在共同性思想上既有对上古三代依据血缘、亲情的祖先神信仰、礼法制度、德行教化等的继承,又呈现出从重血缘、亲情的礼法向重才能、相对平等的法治等新思想演进的趋势。就传世文献看,春秋时期所关注的共同性思想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重大伦理政治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另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饮食、音乐等日常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就春秋时期达到共同性的路径而言,主要是依据血缘、亲情的礼治和依据功利、能力的法治两大类。前者是规范社会生活、达到人际亲和关系的基本路径;后者更多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达到共同性的路径。春秋时期开启了关于共同性思想本身内涵的讨论,比如辨析“同”“和”“比”“党”等标志共同性思想的观念之间的差别,这些围绕共同性思想内涵的讨论是对思想观念本身的反思,亦是先秦诸子相关思想的源头。

宗周治理经验之反思: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

周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浓缩为一个字,便是“礼”。宗周社会万邦谐穆,社会成员皆在礼乐制度的框架之下自觉行礼,此时无须赘言“礼”的重要性。东周时期,社会变革,号称“三千”“三百”之序的礼乐体系行将崩坏,人们意识到礼治的危机,才开始了对“礼”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当时的有识之士围绕着“礼”的渊源、合法性、功用、涵义、礼德法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不乏精辟之言。这些论礼之言汇集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虽不像后来的“哲学突破”那样大放异彩,却也开启了人们的思维视野,为即将到来的“百家争鸣”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也为当今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一个“礼治”方案。

春秋战国“舆人”辨正

先秦文献中的舆人有二义,均可从"舆"的字源上找到依据,均非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其一,由从事农业的庶人阶层中征发而来的夫役。这是具有临时性的身份,战时主要负责搬运车舆,亦可参与军事性伪装,平时从事筑城、抬棺等,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多有舆的编制。舆人在参与某些劳作时归由皂管辖,在职务等级上低于皂而高于隶,但这并不意味着该人群本身的社会地位也低于皂。其二,特指造车箱的工人。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法律变革——春秋成文法的公布及争论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化,人文主义精神的诞生以及王权的失坠和霸政的兴起,新兴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新兴地主阶级将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以秘密专横为特征的奴隶制法律制度,并将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意志的成文法公布于众,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法律变革,揭开了中华法系的序幕,在法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论春秋时期法律制度的变化

春秋时期,以儒、法、道家为代表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法律思想,各诸侯国为适应政治经济的变革与发展,在法律制度上也相应地起了变化,其总的特点是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中心的成文法在各国陆续出现。新法颁布之后,在各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最终新的法律体系取代了旧的法律制度,从而使中国的法制实现了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转化,使法律真正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并为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建设起到了保障作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春秋时期谥法的流行及其人物品评性质

春秋时期,谥法制度大为流行。其与这一时期人物品评活动的兴盛有密切关系。春秋谥法是一种特殊的人物品评方式。谥号是对人的一生进行盖棺论定的总结性评价。谥法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于死者的禁忌;二是祖先崇拜和祖先祭祀。谥法在西周已经产生。周公制礼作乐应当已包括制谥,但周公制谥只涉及美谥。成熟的谥法制度的确立应该是在厉王之后。谥法制度由周公首创,经过从"美谥"到"恶谥"的发展,最终经受住政治权力的影响而被推行,在春秋时期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文化制度。

春秋霸道:恩德政治的初始形态(内政篇)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出于争霸的需要,施行霸道,其中包括改革内政,德法兼治,成为霸道的内政方面。霸道政治既区别于周代宗法制的王道,也区别于法家的刑政,而是一种恩德政治,即在君民关系和君臣关系方面,建立起施恩-报恩的政治伦理,以爱民、尊贤换得臣民的忠诚。春秋时期建立的霸道政治,作为中国恩德政治的初始形态,在经历了战国以及秦帝国法家政治的否定之后,从汉代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恩德政治的传统。

从《春秋》礼学到春秋礼学——评《春秋礼学》

管正平博士的新著《春秋礼学》是一部研究春秋时期礼学整体现象的著作。礼包含特定的价值追求,作者将其归纳为十六类价值观原则,每类先界定表述内涵和讨论范围,然后列举该原则的相关表述,并运用实际例子给予详细解释。礼的内容与形式的结合非常复杂,作者区分了四种结合的状态并作了详细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作者将礼置于运动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对礼在运行过程中的规律作了创造性的探索。

法律演进的历史时空环境比较——以春秋战国和清末民初为例

纵观中国法制史,法律演进与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有二:春秋战国和清末民初。这两个时期在法律演进的历史时空环境上有许多共通之处,对其法律演进的历史背景、文化环境、时空条件等外部环境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历史时空环境因素对法律演进的影响,为推动我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启示和借鉴。

董仲舒法律思想的法治现代性因素新探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深远,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合法治的现代性,如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对人性道德的重视,对现代法治建设存在着有益的启示。

董康与中日法制交流

董康,清末曾四渡东瀛日本考察法制,聘请法律顾问和法律学堂教习,参观裁判所与监狱,并编撰成《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在他具体主持及在法律顾问指导下,翻译日本法典八种,拟定《大清新刑律》等七部法律草案。董康在北洋政府初期曾到日本留学、访友、进修;回国后,刑律方面对日本顾问"签注"进行整理,讼诉法方面对日本"博士案"加以修正。后来,又从日本找回我国失落的法律、礼仪,获得日本丧仪、《和汉合律疏》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邀赴日讲中国法学史,如《周礼》《春秋刑制考》等;参观日本刑具博物馆、控诉院、大审院等,并参加东京儒道大会,重获失传的祭孔仪式。总之,董康是清末向日本学习近代先进法制,形成最初"六法";而民国时期向日本介绍中国古代法律文明与近代法制改革情况的第一人。因而是中日法制交流的"巨擘"。

春秋战国与古希腊的"法治"思想之比较

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百家争鸣,法家所倡导的法治思想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加以推行,而同一时期的古典希腊在民主政治的改革中也产生了法治思想,后成为西方法治之源。但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东西方的法治在本质上也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章首先分析了各自的特点。然后从内容、产生的主要原因上加以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法治的本质和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

法律儒家化的初步实践:以秦汉的司法判文为视角

在秦汉时期,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就已初步开始,并给当时普遍严格酷烈的刑罚制度注入了仁爱宽容的清流。通过对这一时期官方司法判文的研究,从而探讨法律儒家化在传统中国法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论证表明儒家思想在中国法律进程中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大一统”格局与中国两种延续性背后的普遍主义——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

在《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一书中,赵鼎新的问题意识起源于20世纪末期对"超稳定结构"的讨论。但是,与这一影响了20世纪末期中国知识界的重要问题不同,赵鼎新的新著对这一稳定性表现出了强烈的理论与文化自信。他尝试从比较史与历史社会学角度出发,梳理中国历史发展中对"大一统"追求背后的历史逻辑。本文认为,这种对宏大叙事的回归背后传递了《儒法国家》最核心的理论关怀与当代意识。本文试图从解读《儒法国家》问题意识背后的学术脉络的角度出发,梳理"春秋公法"观念产生的历史脉络,对本书处理的核心问题——中国"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形成及其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阐发,并尝试阐明书中强烈的当代意识。

先秦法家法哲学思想概论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核心就是提倡"以法治国"。先秦法家不但有一套系统的法治理论,而且还有一套推行法治的方法。但法家的法哲学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君权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