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到权利:数字经济构建的非均衡性及法治矫正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构建蕴含着数据要素驱动的市场化、数字GDP提升的指标化与数字设施普及的效率化逻辑,“效益”成为数字经济构建的价值基础。在效益价值支配下,数字经济构建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困境,即数据要素过度集中与垄断,数字资本导致个人主体性消解,横向与纵向数字鸿沟对个人融入数字生活形成了侵扰。鉴于此,应立足共享型法治的基本理念,实现对数字经济构建的矫正。数字经济构建应秉持“权利”立场,通过数字防御权、数字参与权、数字平等权的树立以实现对效益价值的扭转。具体而言,应加强法律监管与保障以防止数据过度集中,提升制度伦理以增进数字福祉,构建普惠化机制以破解数字鸿沟,从而从整体上促进数字经济构建向人性价值的回归。

重整融资之超级优先权模式:功能与构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明确了破产受理后借款性质为共益债务。这意味着我国法确立了其清偿优先顺位,解决了我国《企业破产法》第42条第4项规定模糊的问题。各国立法以及司法实践证明,规定重整融资借款为共益债权虽明确了其共益性与优先性,但并未确立其超级优先权地位,无法实现促进融资、重建企业的制度初衷。大多数国家破产法均借鉴《美国联邦破产法》中的重整融资制度,其主要立法模式分为共益债权模式和超级优先权模式。这两种模式均需要与本国的担保制度等相协调。不同立法模式在司法适用以及理论上面临法律体系之阻碍,需在法律技术构造上衡量各方利益,分析超级优先权的功能与构造,这有利于廓清适用边界,进一步确保重整融资的畅通,造就良好的营商环境,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从集体成员权到法人成员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权的内容构造

相关政策和法律文件中,对农村村民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农民集体成员”两种表述。实际上,“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性质上属于总有团体,后者则属于集体财产所有权行使主体,但在相关政策性文件在成员权益方面并未对二者作出明确区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权与农民集体成员权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农民集体成员权中的自益权即财产性权利,其中包括集体土地占有使用权、集体财产收益权、集体剩余财产分配权;共益权即非财产性权利,其中包括决策参与权和监督权。农民集体成员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成员,除享有原“农民集体”成员的自益权和共益权外,还应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发展股认购权、招标项目优先承担权、股东诉权等权利。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权利问题的新考量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大范围流动给农民权利的实现带来时空障碍,农民集体治理结构的缺失增加了农民权利实现的难度,公权力的过度扩张限制了农民权利的行使。农民的自益权与农民在农民集体中的个人利益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共益权与农民在农民集体中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围绕农民集体民主管理和集体收益分配展开的权利。为保障农民的自益权和共益权,赋予农民直接诉权和派生诉权就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

和谐语境下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律保护

社会保障权是一种基本的和谐人权,一种选择性社会权利,一种接受权亦即积极人权。应然逻辑从平等生存权、人的尊严、平等发展权三个维度要求国家必须保护农民社会保障权,实然逻辑要求国家建构以宪法为核心,以立法为基础,以司法为手段的农民社会保障权法律保护体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背景下,充分考量中国农民的现实特征,从共同体道德原则与人权哲学角度,构建对农民权利保护的全新理念以及维护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的制度安排,以期为破解我国“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思索。

论企业破产清算中劳动债权的优先权问题

企业破产清算中,劳动债权与有财产担保的债权、部分共益债权之间存在优先权冲突。立法应当基于现实需要进行修改,赋予工资债权等部分劳动债权优先于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和部分共益债权分配,这符合公共秩序优先的公共政策,也符合人权保护优先的法理原则。然而,优先于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以及部分共益债权的劳动债权受偿的,只能是与生存权相关的工资债权以及医疗、伤残、抚恤费用等部分劳动债权。

论优先权的种类

优先权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破除债权平等,追求实质的公平和正义,是维护公共利益和推行特殊的社会政策需要而赋予债权人的一种特权。这种特权制度,对其他债权人来说是一种“真正的痛苦”。因而,立法者在考虑赋予哪些债权以优先权保障时,非常重视债权本身的性质或发生原因。文章对优先权的种类设定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将优先权的具体种类限定在基于为全体(或特定)债权人利益而发生的共益费用和基于生存权的需要而产生的债权两大类。

论公共利益之合理界定——以“中国最牛的钉子户”为视角

公共利益理念是行政执法中的核心理念,然而,目前学界对其认识不够理想,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冲突、公共利益认定的程序等问题也缺乏相应的研究。笔者认为,在以公共利益之名行使行政职权时,应当从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界定公共利益,赋予公民一定的救济权利和救济途径,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生存权。

Sars危机与公民道德权利

在Sars危机中发生的道德侵权现象 ,说明当前强化公民道德权利意识的重要性。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虽有差异 ,但是却有很大共性 ,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互补作用。应该利用法律、政策等措施强化道德权利的要求权、受回报权和自由权 ,建立公民维权意识和尊重他人、尊重社会公众权利的理念 。

共同富裕视域下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的制度构建

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制度应以促进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发展为目标,以相关者利益分配均衡为中心,以公司法规则为基本依托来构建。农民股东的特殊利益应主要通过辅助性的社会性制度安排实现。如是,或可通过营利性制度逻辑更充分地释放土地的经济价值,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具体来看,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经营权入股作价规则体系,并构建农民股东持有优先股的引导、促进和保障机制以及农民股东清算退股时的土地经营权优先购买机制。

论破产法中待履行合同的解除权

《企业破产法》赋予管理人对待履行合同的解除权,但对解除权的行使标准、实施效果以及限制规定均缺乏体系化考量。待履行合同本身蕴含着一定的经济价值,是资产与负债的结合。对待履行合同的解除应当遵循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利益平衡检验与不可分割原则。合同解除并不导致已履行部分归于消灭,而是产生相互返还的债权请求权,这一新的解释论构成不仅有其实证法基础,也能有效解决将恢复原状请求权作为取回权或共益债权优先受偿而有损债权平等原则之不合理做法。在未来修法时,应采取一般条款与特别列举并用体例,即在《企业破产法》第18条第2款下增设一款,规定管理人解除合同对合同相对人显失公平时,管理人不得解除。同时明定涉所有权保留合同、劳动合同、居住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处理,须排除管理人解除权的使用,以保护相对人的权益。

产权科层视角下集体成员权的实现机制研究

近年来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拓展成员的财产性权利方面成果显著,但同时也导致了成员自益权与共益权之间的进一步分离,且使以程序性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共益权陷入困境。近期公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不仅不能解决上述问题,反而会加剧问题的恶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多个层次间的博弈,并且各层次间形成循环往复的嵌套性关系。因此,可基于产权科层的视角,从个体、集体和国家三个层次探讨集体成员权的实现机制。即,拓展个体层的参与渠道和参与方式,并实行多元激励机制。健全集体层的决议机制和统合式监督机制。国家层的制度设计和相关立法应对集体成员的自益权与共益权、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等加以明确区分,并在立法中完善集体决议撤销权的相关规定,为集体成员监督权的实现提供有力保障。

论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的监督功能——以查阅权的共益性为中心

会计账簿查阅请求权是股东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股东会计账簿查阅请求权不仅对于股东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保障公司会计账簿等财务文件的适法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近年来,围绕股东会计账簿查阅请求权的争诉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多有发生,法院判决的内容不仅不尽相同甚至观点截然对立,从而凸显出对于股东会计账簿查阅请求权制度的理解上存在巨大的争议。应当明确将股东会计账簿查阅请求权确定为一种共益权,理顺该制度的理论基础,鼓励股东积极行使权利,从而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更可以完善股东权结构,进而对公司经营监督的强化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社员权的法律保障——以农村资金互助社为研究视角

针对当前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社员权面临的困境,本文从社员资格、共益权和自益权三个方面,分析了以农村资金互助社为代表的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社员权的法律保障。社员资格方面,应加强对社员资格限制和社员资格取得方式的完善;共益权方面,应加强对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完善;自益权方面,应加强对享受服务权、盈余分配权和退社剩余财产返还请求权的完善。

论破产重整中裁员产生的经济补偿金性质

经济补偿金的性质问题在劳动法学界多有争议。而在破产法领域,在企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前后,因解除劳动合同而产生的经济补偿金在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下被认定为职工债权,予以优先清偿。但企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产生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由于其符合共益债务的时间要求,在有利于全体债权人共同利益的情形下,亦可能具有共益债务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