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nd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of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Since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oil spill damage, there have been many discuss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is regime. Based on the existing tworegimes, the writer tried to analysis the advantages of the new regimes and foresee the trend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of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隐性关联关系与审计费用——基于供应链工商大数据的研究

近年来,上市公司将其供应链商业关系隐藏化以规避信息披露要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不利于投资者评估和判断上市公司的交易性质和盈利能力。本文从审计师角度出发,以2010-2021年度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供应链工商大数据度量隐性关联关系,分析隐性关联关系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上市公司与重要交易对象之间存在隐性关联关系提高了审计费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保持一致。在渠道检验中,研究发现隐性关联关系通过影响审计师投入,进一步影响审计费用。在分组检验中,研究发现隐性关联关系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高市场化进程地区、低信息透明度的公司以及当上市公司为事务所重要客户时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为审计师如何判断隐性关联关系问题提供了经验数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替代或互补效应

以国务院在2020年10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政策为研究契机,选取我国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治理作用的基础上,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替代还是互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发挥这一治理效应,以及剖析其传导效应和企业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有治理效应,且“双向进入”式党组织参与治理会提升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即存在互补效应;而“交叉任职”式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效应,即替代效应。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会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会计信息质量发挥治理效应,并在媒体关注度或盈利能力越高的企业中这种治理效应更好。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新视角拓展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丰富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单独及联合治理效果,并为政府、企业等相关利益者在实践中发掘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积极作用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启示。

证券虚假陈述赔偿的巨额化与有限社会化分散机制

当前,证券虚假陈述损害赔偿出现了巨额化现象,导致威慑过度与赔偿不足的双重困境。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巨额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侵权法的过度扩张,凸显了完善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法律制度的现实需求。要建立健全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分散机制,但社会化分散机制是有限的。这些有限的社会化分散机制包括侵权人赔偿梳理、责任保险制度和公平基金制度等。同时,还应适当限缩证券虚假陈述民事法,进一步发挥合同法对特定的专业投资者的救济功能,引入非故意的被告赔偿责任上限制度。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创设与再发展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条第1句创造性地规定了第三人责任类型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法律适用时,要结合《民法典》第500条,并准用《民法典》第509条,承认第三人也应当负有合同前的保护义务。第三人责任的成立以违反先合同义务为前提,第三人原则上承担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在第三人欺诈的情况下,还可能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并且在刑事追缴、退赔之外也可能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条第2句的但书规则,排除了非真正的缔约过失责任类型以及侵权责任属性的缔约过失责任类型,但在体系上仍保持一定的再发展的可能性,第5条第1句规定的第三欺诈人、胁迫人责任可以类推适用到“引发信赖、影响缔约”的第三人责任类型。

论侵害监护权的损害赔偿责任

相对于监护关系外的第三人,监护关系具有绝对、排他的效力,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属于绝对权,受到侵权法的保护。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的行为构成对监护人监护权的侵害,侵权人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财产和精神损害。监护权被侵害的财产损害既包括监护人为恢复监护关系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也包括因此遭受的误工损失等其他财产损失。侵害监护权的行为只有使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时,父母以及担任监护人的其他近亲属才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被监护人在脱离监护期间死亡时,作为监护人的近亲属既享有因监护权被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有权就被监护人的死亡向侵权人行使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被监护人伤残的,只有被监护人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赔偿合理的奔丧费既符合民法典的规定,更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论高空抛物侵权场合公安机关违反调查职责的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1254条第3款规定了高空抛物侵权场合中“依法及时调查”属于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违反该职责所引发的法律后果在《民法典》未作规定的情况下应回到一般法,即在《人民警察法》中予以确定。其中,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可经由《人民警察法》第50条引致到《国家赔偿法》中进行认定。当公安机关违反调查职责导致真正侵权人难以确定时,受害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遭受的纯粹经济损失可以纳入《国家赔偿法》的调整范围。当符合《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的构成要件时,受害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可以向违反调查职责的公安机关主张国家赔偿。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建筑物管理人应承担补充责任的影响,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主张的赔偿责任数额与其承担的补偿责任范围相同,受害人主张的赔偿责任数额是其从真正侵权人处获得的赔偿总额与建筑物管理人承担的补充责任数额及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的补偿责任数额相加之后的差额。

物权登记错误行政赔偿裁判规则争议问题之再认识

需要受害人穷尽其他法律救济途径才能判令行政机关承担因登记错误致损赔偿责任的司法实践于法无据;物权登记错误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救济途径具有同等独立法律价值,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诉请依法裁判;司法实践和司法规范将以房屋登记为代表的物权登记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确立为过错归责原则缺少法律依据。确立结果归责原则理据在于:具有法律规范依据,更加符合《国家赔偿法》《民法典》立法宗旨;与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相匹配;结果归责原则并不要求物权登记机构承担绝对责任。将登记错误行政赔偿责任作为一种补充责任涉嫌违反《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规定,也会造成新的不公平。根据物权交易民事侵权人与登记机构(工作人员)是否具有实施故意侵权意思联络为标准,登记错误行政赔偿责任可以分为份额责任和连带责任。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教义学展开

《公司法》第191条在一般条款层面规定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在理论基础上与法人机关理论形成内在协调,其逻辑根基在于董事执行职务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具有组织法和行为法上的复合可归责性,该责任无法因组织关系而免除。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是具有复合属性的法定责任,须同时满足两个法域面向的构成要件。组织法层面包括主体要件、执行职务的行为要件、违反对公司信义义务以及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主观要件,主观要件的认识对象系执行职务;行为法层面包括侵害行为、损害结果以及相当因果关系要件,损害范围包括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责任形态应为补充责任,同时根据不同董事行为的具体过错程度及对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确认其责任范围,以保证过责相称。

新型疫苗接种异常反应国家补偿责任之证成

附条件上市及紧急使用的疫苗是有别于传统疫苗类型的新型疫苗,无法直接套用现有的异常反应补偿责任模式;而其异常反应若得不到有效补偿,会使社会陷入接种迟疑,导致群体免疫目标无法达成。鉴于国家补偿责任的决定因素为公益性,主管部门“应种尽种”的劝导虽无法定强制力,但有行政权威背景下的事实强制力,且受种人对之具有信赖利益,因而对该类疫苗异常反应的补偿责任,不应比照非免疫规划疫苗由疫苗企业承担,而应与免疫规划疫苗一致由国家承担补偿责任,这也是国家承担宪法义务的体现;且该类疫苗异常反应的国家补偿责任也普遍为世界各国及地区和世卫组织所采纳,因而也有充分的比较法依据;而国家或国际合作平台替代企业责任后,疫苗上市后的警戒和采购控制对提升疫苗安全更起着关键作用。

代位清偿制度释论

代位清偿制度的正当性在于,在债权人、债务人的实际利益不受负面影响的情况下,第三人对于债务履行的合法利益优于债务关系不被他人介入的利益。作为核心要件,合法利益原则上指法律利益,例外地也涵盖第三人与债务人或债务关系有密切关联、从而有事实利益的情形。法律利益可分为保存权利、实现债权、避免纯粹经济损失、维护民事活动四大类型,相应的第三人有物上保证人、普通债权人、承租人、连环交易的后手、共有人、股东等具体类别。在法律后果方面,对担保权移转、债务人是否担责两个重要问题应采如是立场:物上保证人、担保财产受让人代位清偿后能否随同债权取得担保权须区分情形判断;倘第三人提出履行而未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债务人原则上仍应担责。

论个人信息侵权中的“损害”

数字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侵权中的损害与传统私法中损害的经典概念之间存在龃龉,使得个人信息侵权难以被损害赔偿请求权所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中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但司法实践中几乎不存在财产损害;同时,作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要件之一的严重精神损害也较少出现。个人信息侵权的实质是对人格利益,即人格自由与尊严的损害,从损害救济角度来看,传统的“损害”概念应当进行革新与扩张。故而,将非严重精神损害与升高的未来风险纳入个人信息侵权损害概念体系之中,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比较法解释基础。为了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和对被告予以充分威慑,文章认为,应当基于损害类型构建赔偿责任体系,淡化精神损害赔偿认定的标准,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确定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小额损害最低赔偿限额。

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侵权责任研究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的建立,是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实现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新事物的发展与现有法律规范之间定会产生如何衔接的问题。通过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侵权责任承担的分析,可以发现存在分担不均衡、构成要件不明确的现状,认为原因在于共同侵权认定无标准、违法性要件缺失等,影响着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设立目标的实现。因此,应当在完善并明确相关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明确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共同侵权如何界定,确立违法性为侵权责任认定的构成要件,完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侵权责任制度。

保险公司参与ADR赔偿制度建立的意向调查

为探讨商业保险参与ADR赔偿制度建立的可行性,以某市商业保险公司为对象,随机抽取四类职员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对ADR的知情度和途径,探讨在当下商业保险公司参与ADR赔偿制度建立的可行性和存在障碍,为建立全方位的ADR赔偿制度提供参考。

党组织“讨论前置”对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党组织“讨论前置”对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党组织“讨论前置”有助于降低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和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安慰剂检验和替换变量测度等一系列检验都表明了以上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垄断行业国有企业以及经营业绩不佳的国有企业中,党组织“讨论前置”对降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治理效果更为显著。

新《公司法》下失权股东的责任承担与救济

新《公司法》第52条建立了股东失权制度,取代了司法解释规定的股东除名制度。股东失权后其对公司债权人的义务和责任并未被免除。股东承担责任的理论基础应为债权人的代位权。股权被处理前,公司债权人仍可向失权股东主张其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就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失权股东向债权人承担责任的,原则上应允许失权股东复权。当公司和失权股东无法就复权达成一致时,应由公司享有最终决定权。无法复权的,失权股东可向公司追偿。股权被处理后,仅在股权被依法转让且新股东未实际缴纳出资的场合下,债权人才能要求失权股东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即使股东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此时也已无法复权,但有权向新股东追偿。

高空抛(坠)物致害中物业服务企业责任的法律适用

高空抛(坠)物案件中,物业服务企业既可能依《民法典》第1254条第2款承担(因过失)违反安保义务的责任,也可能依第1253条承担管理人责任。其依何规则承担何种责任,不取决于将案件事实定性为高空抛物还是高空坠物,而取决于“侵权人”身份之认定。第1254条第1款的“侵权人”既包括抛物行为实施者,也包括第1253条中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物业服务企业何时依第1253条承担管理人责任,宜以坠物来源作为标准。物业服务企业违反安保义务,依第三人之故意或过失分别适用第1198条第2款或第1172条,对前一条文之适用范围应作限缩解释。物业服务企业与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独立承担责任,相互间并无追偿权。

风险社会条件下行政追偿模式的解析与完善

在国家赔偿与追偿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追偿制度的功能发挥不够充分,其规范化程度不足,实践成效未达至理想状态。问题的根源在于对行政追偿性质定位不明,制度功能层面存在认识误区。根据我国行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与追偿共同构成双阶层责任分配体系,在制度功能意义上应当实现分阶段运行的国家、公务员和受害人三方主体的利益平衡机制,因而需在整体视域下对两个阶段、三方主体予以系统性观察。目前在国家赔偿的“自己责任说”与“代位责任说”视角下的两种追偿主张均存在某种不足之处,而风险归责视角下的“组织责任说”能克服责任归属平面化、单一化的弊端,依“组织责任说”建构的国家赔偿与追偿的双阶层责任分配体系,通过统合自己责任、代位责任与混合责任,增强了该体系的适应性。从风险分配的视角重新审视过错界定,体现了行政追偿从外部责任向内部责任的转向,但行政追偿权仍然是法律明文授予的单方决定权,并非单纯的内部惩戒权。该项制度的功能在于以矫正正义为宗旨,对前一阶段国家赔偿责任的再分配。

论无效婚姻的损害赔偿

无效婚姻损害赔偿责任在实证法上的确立始于《民法典》第1054条第2款,该损害赔偿责任在信赖原理的指导下构建,其责任成立要件与法律效果都应在信赖原理下统一考察。在信赖方信赖的合理性程度与责任方的可归责性程度之间进行比较权衡,可得出责任成立的构成要素:信赖婚姻登记的效力,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婚姻无效的一方为无过错方;有重婚情事、未达法定婚龄或者明知具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一方为无效婚姻中的责任方。就损害赔偿的范围而言,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的损害有同时获赔的可能,因婚姻无效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无过错方亦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惩前毖后”与“率先垂范”:第三方干预行为的影响效应

第三方干预是维持和发展社会规范的关键力量,对整个人类群体具有进化意义。补偿和惩罚是第三方干预的两种主要形式,二者均是维护社会规范的重要力量,具有恢复得失平衡以及促进规范遵从的积极作用。研究者广泛认可威慑效应是第三方惩罚促进规范遵从的主要作用机制,然而也有许多研究结果与该假说相悖。除威慑作用外,第三方干预行为作为高代价信号,也具有澄清社会规范、改变人们规范知觉的作用,这暗示着信号效应可能也是第三方干预促进规范遵从的重要作用机制。探究第三方惩罚促进规范遵从的边界条件、检验第三方补偿等非破坏性措施在维护社会规范方面的有效性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