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志所见生活文化及文献辑考四则

基于周绍良、赵超编纂的《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新辑并考论唐代墓志所见唐人生活文化及文献辨正五则。唐人存在名与字完全相同的现象,主要是为了表示强调和尊重。唐人于亲人沦丧之际,对积善无征多所质疑,佛、道二教提供了一定抚慰作用。唐人的奉佛因缘,主要包括幼年性格、自己或家人生病、夫妻逝世、暮年淡忘尘世等。对三方涉及墨子信息的唐代墓志予以校勘,其中“暴翟”当为“墨翟”,“五墨”当为“三墨”,“黑子”当为“墨子”,主要因刻石之际形似而误。

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诸王世表》正误

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为诸本明史中最佳版本,然而由于《明史》卷帙浩繁,点校本中仍有一些错讹。其中的《诸王世表》是研究明代藩王的基础文献之一,有必要对其再做校订,以求信实。本文使用多种明史版本及稿本进行校勘,对于记载不同处又分别用《明实录》、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等重要明代史籍查证。通过校订,发现其中可加正误及缺失可补漏者49则,其中4则内各含2条错讹之处。

论《唐鉴》的编纂特点及其历史评论特色

《唐鉴》的编纂特点是把传统的编年体记史格式与纪传体史书中的“论”、“赞”形式相结合,形成了以历史事实或人物为评论对象,阐发史家政治见解的历史评论体裁,并模仿《春秋》书法,表达其对于正统问题的看法。其内容特点为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展开历史批评,运用理论思维的方式提出一系列有关政权建设的见解。

《旧唐书》至乐楼抄本与叶石君校本考略

《旧唐书》通行本文字讹脱甚多。今存宋刻又残缺严重,学者无以据校。而新发现的叶石君原校本,乃据明常熟陈察至乐楼抄宋本对校,态度极为严谨,其中有六十五卷为残宋本所无,正可补宋本残缺之不足,可正通行本之讹误。本文对至乐楼抄本及叶石君校本的流传进行了详细考察,得知清初至乐楼抄本已多有残缺,其后则不知下落;而原以为可能亡佚的叶石君校本则幸存于湖南图书馆。对叶石君校本之价值则进行了举例性质的说明,认为其最有校勘价值的是本纪部分:有点校本已校改而此本可补确证者:有点校本已疑误而未校改,此本适可补证者;而可补点校本漏校者为最多。

论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

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最有成就的史学大家,所撰《廿二史考异》代表了当时考证史学的最高成就,而考校两《唐书》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之一。钱大昕不仅对两《唐书》作了精详的校勘,指出文字的脱、衍、倒、重并纠谬正讹,还对两书在编纂中出现的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彼此重复等弊病一一论述,同时就两书所及官制及氏族问题深入研究,探幽发微并进行概括总结,全面反映了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

评吴玉贵《唐书辑校》——兼就疑义三则与之商榷

《唐书辑校》出于宋代类书《太平御览》,推翻了岑建功关于《太平御览》所引《唐书》是《旧唐书》逸文的说法,同时指出岑仲勉先生认为《太平御览》所引《唐书》"兼举"韦述《唐书》、柳芳《唐历》和唐朝历代实录的结论也是不能成立的。辑校指出了现行点校本《旧唐书》不少差讹。但在"条疏"、"请条"、"禁架"等词语上存在主观臆断。

南宋唐诗文献工作的深化

南宋唐诗文献工作的深化, 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唐集校勘、整理工作进一步发展, 杜甫、韩愈等人诗集注释达到空前繁荣, 诗作系年与诗人年谱编撰进入新阶段, 大型诗歌总集汇纂开始启动。这为后世唐诗学的盛兴和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唐西域记校注》订补

《大唐西域记》(以下简称《西域记》)是一部古代重要文献,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由季羡林注、范祥雍校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以下简称《校注》)以其材料丰富、论证严谨、注释精审而著称学界,是《西域记》较好的校注本。然而由于条件所限,《校注》仍存在不少漏校、误校等问题。文章利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思溪藏本《西域记》这一新材料,同时参考高丽新藏本等几种古本《西域记》,结合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慧琳《一切经音义》等佛经音义书材料,试对《校注》存在的疏误的地方进行订补。

唐作藩教授对中国语言科学研究和发展的贡献——为唐作藩先生九十华诞而作

唐作藩教授是中国当代著名的音韵学家、语言学家和语文教育家,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六十余年,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文章评述了他在音韵学、汉语史、古代汉语、方言学和词典编纂以及古代汉语教学方面的学术贡献。

唐代官修史书编纂中的“奖励”问题初探

唐代是官修史书制度初步确立的时代,官修史书主要包括官修前代"六史"及本朝国史两类。官修史书机构并无固定的属员配置,修史者多是临时措置而来的"兼职"官员。修史兼职人员多,工作耗时长、难度大是补偿性奖励官修史书编纂人员的重要原因。官修史书具体的奖励形式包括赐物、玺书褒美、封赐爵位、加散官、追赠、职秩变迁六大类。这些奖励具有前后期时代差异,既重原则又不失灵活性等特点。

史学理论视野下的唐修正史探析

对于唐修正史问题的考察,应回到历史"现场",采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予以整体性观照,进而从史学发展的连续性中探寻唐初史学演进的脉络。唐初政治家、史学家以政治性需求与学术性考量二重性原则为指导,历时30年先后撰成八部正史。从八部正史成书的时间与撰修的过程来看,唐初正史编纂的演进有着内在的逻辑。在运用纪传体撰写断代史已成为修史范式的背景下,唐初当权者对李延寿《南史》与《北史》的成就与地位,采取包容与肯定的态度,从而使唐初正史的编纂兼具断代与会通两种不同风格。在史书性质上,唐初所修八部正史可以分为官修正史和私修正史两大类型。从二十四史成书的历程来看,唐初正史的编纂处于私修向官修的范式转型期。

点校本《新唐书·艺文志》正误

中华书局点校本《新唐书.艺文志》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收录图籍七万九千二百二十一卷。相较《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点校本《新唐书.艺文志》存在不少错讹,或作者名张冠李戴,或书籍名鲁鱼亥豕,在此予以正误。

唐初正史中的文学观及其意义探析

唐初八部正史文本体现了实用而审美的文学观,主要表现于经世纬俗的文学功用观和妙发性灵与形言之美的审美观。从文学史角度看,这种文学观在唐初具有纠正时弊和为盛唐文学奠基的重大意义,从文学批评史角度看,具有综合创新意义,而且这种文学观的形成过程对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北宋唐诗文献整理工作述略

北宋唐诗文献的整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唐人别集的辑佚与校刊;二是大型诗文总集的编录及有关文学史料的汇纂;三是杂史、野史、笔记小说对唐诗文献资料的保存。这些工作,为宋代唐诗学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的撰修及其反映的早期吐蕃史

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的主修应该是在松赞干布后期至噶尔·东赞域宋主政时期,之后续记内容不多,为当时吐蕃政权的官方行为,具有档案的性质。《小邦邦伯与家臣》为吐蕃政权完成统一之前青藏高原存在的诸小邦及其家臣名。从《赞普世系表》可知,吐蕃政权的历史早在唐代以前,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六国、北朝早期已经开始;《赞普传记》大部分内容反映的是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统一高原的历史,主体应该也为噶尔家族当政时期撰写;《大事纪年》为唐初受中原王朝实录影响创制,开头有反映贞观九年唐灭吐谷浑以后,吐蕃与唐朝争夺吐谷浑故地的内容,还有部分内容分别涉及吐蕃废立泥婆罗王的具体时间与松赞干布灭象雄的时间。

类书研究的百年回望与前瞻

类书叙录虽取得了突出进展,然而仍存在边界不清、收录不全、叙录不准、体例不一等问题,因此撰写全面而详审的中国古代类书总目提要势在必行。类书的影印和校点日渐丰富,却还有大量稀见类书逸出学界的视野之外,亟待更多类书整理本和影印汇编资料的公布。类书研究已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然而相对精审的断代研究尚不多见,类书史的发展脉络和深层规律仍有待研究揭示。

《唐史论丛》近年所刊墓志释文校勘举隅

《唐史论丛》近年来公布了一系列墓志文献资料,而墓志作为一种出土文献,内容真实,为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然而,部分墓志的释文在文字校勘方面有可供商榷之处,文章对比图版,综合运用文字学、训诂学等方面的知识,对这些墓志进行了系统研读,就文字校勘方面提出商榷意见,以期提高墓志在历史考释、文字研究等方面的价值。

点校本两唐书《儒学》正误四则

研究唐代历史,首先面对的就是纪传体的《旧唐书》和《新唐书》。目前点校版两唐书仍存在着诸多问题,比读点校本两唐书列传中的《儒学》,就存在字形不同,称谓不一致等疑点,拟遵循陈垣《校勘学释例》所列诸方法,就其中的疑义提出商榷。

唐代学士修书考论

学士修书是唐代官修书活动中的常见组织形态之一。它源于南朝中期,历经百年发展,至唐代发扬光大。唐代学士修书主要有两种类型:文馆学士修书和非文馆学士修书。由文馆学士主导的官修书活动并不多见。相对来说,非文馆学士的修书成果更大,遍及多个领域,取得了较为耀眼的学术成就。二者皆为唐朝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学士修书也具有政治意涵,可视为政治权力在官修书领域的延伸或政治诉求在该领域的表达。

唐代史馆史官的使职官名

本文检讨了唐代史馆史官所带的几种使职官名,从初期比较笼统含糊的"史官"、"修史官",到后来比较精确的"修国史"、"监修国史"、"直史馆"和"史馆修撰",并论证何以这些是使职官名,有特定的动宾结构和含义,以及唐代官员如何带着各种本官,去出任这些史馆使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