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复仇与汉代复仇作品

汉代复仇之风盛行,最为直接而重要的原因在于主张“大复仇”的春秋学占据了国家政治思想和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春秋》大复仇学说的最终形成主要得力于公羊学的鼓吹。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形形色色的复仇故事,将自己深刻而独特的大复仇意识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越绝书》、《吴越春秋》及《燕丹子》三书也是著名的大复仇作品。

(弘治)《吴江志》所见《全宋诗》未著录诗人辑考

明莫旦所编纂的(弘治)《吴江志》中保存了数量可观的宋人关于江苏吴江胜迹的题咏,其中不见于《全宋诗》著录的两宋诗人共49人,佚诗64首。通过相关史料,可对其中18人的生平进行考证。

《吴越备史》的成书、流传及版本源流考

笔者在尽可能走访了中国大陆现存《吴越备史》的所有版本、搜集抄录了37则序跋、23则著录的基础上,按照“版本实际第一,前人的著录文字对版本的描述、交代第二”以及“宁阙疑,勿妄断”两个原则,通过对各版本文字上的比对,并结合前人的序跋、著录,梳理了《吴越备史》一书的成书过程、流传过程、版本的存佚及其源流。文章的结论有三个:一,《吴越备史》的成书分三个阶段;二,《吴越备史》的流传过程;三,中国大陆现存的23个版本共有三个源流。以上三个问题的结论可从文章附录的《吴越备史版本录》、《吴越备史流传过程和版本源流示意图》及其《吴越备史流传过程和版本源流示意图说明》一目了然。

“宋孝武帝二十八子之死”诸说考辨

关于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二十八子之死,历代史家有不同的说法,彼此互有出入,难以圆融,以致于影响到今天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过对记载这一历史事件的相关史料考辨祛疑,最终证实沈约《宋书》的记载属于历史事实,可以消除各种记载之间的相互歧异,纠正历代学者的某些错误结论。

《史记》《国语》叙史风格之异探究——以吴、越国事的记载为例

《史记》《国语》在记载吴、越国事时,采用了大致相同的线索和文本,但在具体的叙述风格和特点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史记》之文简,《国语》之文繁;《史记》详时地,《国语》略时地;《史记》写轶事,《国语》记正事;《史记》贯古今,《国语》叙当时;《史记》文深情,《国语》文平白;《史记》尊儒术,《国语》信百家。

上海出现于五代?——对崇祯《松江府志》一条史料的考辨

引用文献原文对正文加以说明,是崇祯《松江府志》编修的一大特点。然而,经考辨,该志中一条《吴越备史》的引文并非原文,而应是志书编修者对当时历史的综合评论,且是一个失误的评论。总之,上海、上海镇在五代时期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失误举隅——《吴越备史》馆藏等情况的记载舛漏之正补

中国大陆现存《吴越备史》一书的善本共有二十一个,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著录了十一个,而且对此十一个版本的著录颇多舛漏。本文先对这些舛漏予以订补,然后补充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漏载的十个版本,并修正了相关图书馆对此十个版本内容的记载失误。

《全宋诗》诗句重出十二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九千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全宋诗订补》、张如安《〈全宋诗〉订补稿》。除此以外,阮阅、郭印、孙元卿诸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这些重出诗大多皆为《全宋诗》编者据他书辑佚时产生,当利用影印《诗渊》及清代诸方志辑佚时往往错讹很多,这是应特别注意的地方。

刘宝文“药对”治疗血液病

刘宝文教授认为多数血液病病机关键是本虚标实,病位在骨髓,涉及肝脾肾三脏,尤与肾脏关系密切。常用党参-黄芪、当归-黄芪、女贞子-墨旱莲、桃仁-红花、何首乌-鸡血藤、莪术-三棱等"药对",临证遣方灵活,用药精确,疗效明显。

《武阶备志》著者吴鹏翱生平考述

《武阶备志》作者吴鹏翱的传记最早见于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其传存在着传主功名、仕宦经历等方面的问题。后来虽然有吴鹏翱的新传出现,但不仅没有推进相关问题的解决,还增加了新的歧义。因受制于传记体裁,撰写者未提供相关的佐证材料。因而,关于吴鹏翱的生平问题依旧存在着很大的探讨空间。文章以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己酉科《各省选拔同年齿录》、嘉庆《扶风县志》、光绪《洵阳县志》这些记录着吴鹏翱生平信息的史料,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以订补和完善吴鹏翱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