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总集编纂中的骚体观念——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中心

文学总集对于文体观念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清人严可均就通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辑整理呈现他的骚体观念。借由对《全上古》凡例、按语、所录作品的分析梳理确认该书录唐前“骚”文59篇,由作品标题或序文体现的拟“骚”(《楚辞章句》所收作品)的立意,是《全上古》确立为“骚”的首要指标,而不论语言形式。题目体类特征不明显的作品“,兮”字句、句腰虚字句则成为《全上古》“骚体”判断的主要依据“。骚”从《诗》出“,骚”包含传统的“辞”体,也是广义的“赋”的一个亚类。严可均的观念受《艺文类聚》影响较大,但有所调整。《全上古》为代表的总集表达的骚体观念在清代较有代表性,刘熙载《赋概》等相关讨论与之呼应。

宋代方志在《宋诗话全编》补遗中的文献价值——以《会稽续志》为中心

吴文治先生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是迄今为止收录宋代诗话最为全面的大型图书,其中不仅汇集了一些原已单独编纂成书的宋代诗话,还整理了宋代各种著述中零散的论诗记载。然而,由于该书搜集资料不全,导致许多宋代诗话被遗漏。特别是在宋代方志类著作中,蕴含了大量宝贵的诗话史料,编者却普遍忽略了这一部分文献。如《张淏诗话》仅有三十条,系从张淏《云谷杂记》中辑录,而实际上,还可以从张淏《会稽续志》中辑录诗话九十余条,是原书的三倍,如此才能完整、全面地反映《张淏诗话》的全貌。

明代词选对周邦彦词的高度接受及其原因

在词乐亡佚的背景下,以声律谐婉著称的周邦彦词被选家取为填词范式,在重要谱体词选中选录数量多高居第一。明中期推崇“婉约为正”的词学观念,周邦彦因其词“柔情曼声,摹写殆尽”,选家视其词为“正宗”,选录数量仍位居前列,《花草粹编》选录更多达104首。杨慎等人有意改变明中期以来较单一的选词标准,兼选婉约与豪放,图以豪放之气驱靡柔之风,周邦彦词选录数量出现起伏,但整体接受“热度”仍较高。周邦彦词在明代的接受与其艺术特质、明代选家的审美标准及正变思潮等密切相关。

所见四川、重庆部分地方文献与《全宋诗》补遗

四川、重庆地方志极其丰富。《中国地方志集成》著录了《四川府县志辑》70册、《重庆府县志辑》35册,这些书籍包含了许多宋人诗歌。今主要利用《(正德)蓬州志》《潼川志》《遂宁县志》《丰都县志》等书共辑得宋代佚诗55首(包括2则残句),补充作者23人。

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首部广泛流传的八大家选本,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自刊刻以来,对文人学者在唐宋文接受及唐宋文选本编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清初储欣就是其中之一。储欣编选《唐宋八大家类选》,在选篇、体例、思想上继承茅坤《文钞》。但因受明末清初意识形态、文体流变等因素的影响,承中又有变化,体现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流变对古文选本的影响。

《全宋文》订补八则:以庐山碑刻文献为中心

众多学者对《全宋文》进行了大量订补工作,成果颇丰。本文以庐山碑刻文献为中心,对《全宋文》进行增补。同时考订这些文章的创作时间、地点及相关背景,并尽量考证作者的生平信息。增加的八篇石刻文章不仅有助于《全宋文》的增补工作,也为宋代历史研究提供文献材料。

《全宋诗·范镇诗》订补

范镇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和音乐家,与司马光并称。《全宋诗》收录他的诗歌67首,残句15句。《全宋诗订补》校订误题1首,辑补8首。据考察发现《全宋诗·范镇诗》仍存在重出误收、诗序及作者自注缺失、诗名误题以及漏辑等问题。文章新辑范镇诗9首,残句1句;新辑诗序及范镇自注4条;辨明诗题误题1首及重出误收5首;纠正以上二书将二诗误为一诗。

从文道之辨到文集校勘——北宋前期韩愈文集传播论略

北宋前期,柳开、王禹偁等人继承韩愈儒家道统之说,对文与道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从创作、理论两方面扩大古文的影响;道教学者种放、佛教高僧智圆亦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对韩愈的高度认同。随着韩愈文集的广泛流传,文人学士对文集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韩愈文集的校勘也日益增多,而每一次校勘都称得上不同版本的韩愈文集的聚合、流传。韩愈文集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加深时人对古文的理解,而且为古文运动的成功培育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江西省地方志与《全宋诗》补正

江西省地方志极其丰富,《中国地方志集成》即著录了《江西府县志辑》87册,这些书籍包含了许多宋人诗歌。今主要利用《(康熙)宜春县志》《(康熙)峡江县志》《(同治)袁州府志》《(同治)萍乡县志》《(同治)鄱阳县志》等书共辑得宋代佚诗54首,补充作者11人。

《全宋文》及《杨万里集笺校》所收杨万里书信辨误

杨万里《诚斋集》流传甚广而又版本繁多,文本现存错舛不少,不同版本间内容也常有不同。曾枣庄、刘琳编的《全宋文》及辛更儒笺校的《杨万里集笺校》虽都对《诚斋集》有过整理和校勘,但因其卷帙浩繁,仍不免有错疑现象存在,两本书中的书信部分文本遗漏、错误现象尤为严重,文章进一步对其进行校正辨误。

江西省地方志与《全宋诗》补正

江西省地方志极其丰富,《中国地方志集成》即著录了《江西府县志辑》87册,这些书籍包含了许多宋人诗歌。今主要利用《嘉靖广信府志》《康熙抚州府志》《乾隆清江县志》《乾隆建昌府志》《同治南昌府志》《同治进贤县志》《同治丰城县志》《同治高安县志》等书共辑得宋代佚诗59首(包括2则断句),补充作者8人。

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宋元禅僧墨迹的形成及在日本的流布

日本保存了近千件宋元禅僧的墨迹。这些墨迹是中日禅者交流的产物,东传日本后,首先作为寺院宝物被珍藏;16世纪以后,作为日本茶人与禅僧对话的媒介,成为抹茶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明治维新以后,成为“数寄者”的收藏品;随着20世纪前期各类文化机构的创立,这些墨迹成为人们鉴赏与研究的对象。这一过程生动地表明:日本藏宋元禅僧墨迹既是文化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并成为特定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探寻以宋元禅僧墨迹为代表的文化交流与交融之背后深藏的本质与规律,乃是我们理解与把握中日文化交流、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乃至人类人明史的有效进路。

所见湖南地方文献与《全宋诗》的补正

湖南地方文献极其丰富,《中国地方志集成》即著录了《湖南府县志辑》86册,今人编辑的《湖湘文库》亦收录了大量的湖南地方文献,这些书籍包含了许多宋人诗歌。今主要利用《南岳总胜集》《(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嘉靖)长沙府志》《南岳志》等书共辑得宋代佚诗67首(包括4则残句),补充作者24人。

《全宋文》正误九则

《全宋文》的出版极大地推进了学界对于宋文的利用广度与深度,但由于篇幅庞大,难以兼顾,致使该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所收苗傅书信所标出处并非最原始者,张守部分中有两篇文章非其所作,苗傅、刘正彦拜节度使的制书也并非全文,唐重、王蔺和蔡元定的文章则存在重复收录的现象,《〈庆元党禁〉序》因所据版本并非善本而存在作者名字错误的问题。我们只有不断补正,才能推动该书不断完善。

四川、重庆地方文献与《全宋诗》的补正

四川、重庆地方文献极其丰富,《中国地方志集成》即著录了《四川府县志辑》70册、《重庆府县志辑》35册,这些书籍包含了许多宋人诗歌。今主要利用《(嘉靖)四川总志》《(嘉靖)潼川志》《(乾隆)射洪县志》《(道光)蓬溪县志》《(光绪)彭水县志》《巴蜀禅灯录》等书共辑得宋代佚诗69首(包括37则断句),补充作者35人。

《宋代石刻文献全编》正误

《宋代石刻文献全编》是宋代石刻文献的总集,对宋代政治、历史、文化、民俗研究有重要作用。然其辑录或有阙失,本文以石刻拓本为据,对编者整理过程中的疏误进行全面订正,以期裨益于宋代石刻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河北、河南金石文献与《全宋诗》的补正

河北、河南金石文献极其丰富,《石刻史料新编》著录收入了《中州金石记》《河南金石志》《保定金石志》《嵩阳石刻集记》等书。另外,今人还编有《嵩山、少林寺石刻艺术大全》《王屋山名胜诗画》等书。这些书籍包含了许多宋人诗歌,今利用这些文献辑得宋代佚诗24首,补充作者9人,又校正了作者及补充字句题序若干。

以清同治《新喻县志》校补朱熹作品四则

由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主编的《朱子全书》是朱熹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其校勘体例以对校为主,本校和他校为辅,一般不作理校,因此会出现一些疏误。在清同治十二年所修的《新喻县志》中,收录了几篇朱熹的作品,与《朱子全书》在文字上有不同,因此将影响文意理解的几处异文整理出来,尽可能援引史料以辨是非,没有旁证可引的则存疑以供研究者取舍。同时,还补充了一封《朱子全书》中未收的书信。

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将枳壳改作枳实的文献考证

《千金要方》三种代表性版本中对枳实、枳壳的记载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早期两种唐代传本《(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真本千金方》中记载的为枳实、枳壳并存,而后来的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仅见枳实,给当今临床应用带来一定困扰。在对勘版本异文的基础上,参考相关文献,结合历史背景,提出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在林亿主导下,或出于个人臆见将全书中的枳壳统一改作枳实,有违原书原貌,与宋代本草学的观点相悖。由于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经由儒臣整理刊行,其文本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现今使用该版本时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对关乎中医学理、法、方、药核心要素的文献资料,需要进行考证辨别。

《四库全书总目》的晚明小品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对晚明小品的评价以否定性为主。四库馆臣针对晚明小品存在的离经叛道、内容杂乱、不著出典、慕奇好异、语言纤佻、体例不当、考证疏舛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同时,《总目》对部分持论笃实、文辞雅洁、考据精核、富于史料价值、作者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晚明小品,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总目》的晚明小品批评,主要是受官方哲学即程朱理学以及考据学风的影响。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总目》对晚明小品积极和进步的一面认识不足。不过,《总目》也敏锐地指出了晚明小品的一些弊病。客观看待《总目》的晚明小品批评,有助于今人全面把握晚明小品的优缺点、理性评价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