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香山买办向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功转型--兼论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近代人物的历史地位

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近代香山买办群体,早期作为洋行买办,在助推外人侵蚀我经济利权方面无可否认地起过负面作用,但所幸他们在积累资本和经营经验之后能够幡然醒悟,当国家发起“外争利权”、“自图振兴”、“国强民富”洋务运动的历史关头,义无反顾地响应召唤,毅然放弃买办职业,迅速转型为近代首批中国有影响力的民族企业家、教育家和启蒙思想家,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率先以具有独立人格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份登临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舞台,并在“官督商办”体制下成功建立“商主商务”的近代企业制度,在推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期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期形成的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

买办与中国近代社会阶层的变迁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尤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 ,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 ,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活动。特别是在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进程中 ,买办最先投资近代新式企业。买办对传统工商行会的改造、使广大农村融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以及他们对封建官员的影响 ,促使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各阶层明显地资产阶级化。在瓦解中国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 ,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直至穷乡僻壤 。

20世纪前期买办阶层职业收入分析——以行业为视角

20世纪前期,买办的职业报酬制度达到成熟和完善。买办的职业收入主要由薪金和佣金构成,还有一部分被外商默许的暗中收入。佣金是多数买办的主要收入,是买办经纪人身份的体现;到了20世纪,买办的佣金制度达到普遍而完善。薪金是买办与外商雇佣关系的一种象征。买办收入的复杂性还在于不同行业的买办收入来源不一,且差距较大。依据买办制度的性质进行归并,大致可以分为洋行、银行和公司买办。他们依据本行业的特色对买办报酬制度进行了各种改造。

买办商人、华商附股与近代中国国人投资理念的嬗变

买办商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活动涉及到政治和经济、城市和乡村、国内和国外、官僚和平民,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足迹。近代中国,买办在为外商的代理活动中,在受西方商业精神、商务习惯的熏陶下,是中国最早改变投资理念的群体,他们的实践活动改变了传统的投资模式,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投资意识,使有志于兴办实业的人开阔了眼界,增强了信心,为社会各阶层的投资活动作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近代中国买办的卑微心理分析

买办在近代中国新式企业活动中一直是一个活跃的也是最富有的群体。但买办一直"耻言身份",他们存在着一种卑微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出身有密切关系。这种心理的给买办们的事业带来极大影响,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中国近代商业教育之萌芽——以19世纪后期上海买办的教育背景为中心进行考察

中国商业的近代化,不仅需要广大商人具有远大的商业视野、先进的商业智能,更需要增强团体凝聚力的商业道德。作为中国近代化的领头羊,上海是近代买办活跃的舞台。在变革的实践中并通过变革的实践,"买办凭借自己的财富和专门知识,成为一种新式商人"。根据中外经济学界的最新认识,有理由认为买办是中国最早具有近代属性的新式商人。19世纪后期产生于上海的商务英语教育和以买办为代表的新式商人在商业革命实践中所受的社会教育,标志着中国近代商业教育的萌芽。

唐廷枢:中国第一位近代企业家

唐廷枢早年毕业于香港教会学堂,在英商怡和洋行做过十年买办,从而积累了丰厚的资产和经营近代企业的经验。后接受李鸿章委派,创办和经营洋务运动时期两个规模较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与开平矿务局,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历史事实客观地表明:唐廷枢作为中国第一代具有近代经营管理才干的企业家,以创办和经营近代企业的独特方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买办与近代民族保险业的初创

买办在近代民族保险业初创时期表现活跃,是创办民族保险业的主力。买办对于保险,从洋行工作中的初步接触到附股求利再到投资自营,从观念上对国人的不懈启蒙到实践层面的积极参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下,加上官府的扶助,民族保险业最终在洋务运动中突破外商的垄断艰难地产生出来。买办于民族保险业实有开拓奠基之功。

试论近代买办、买办制度及其对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吸收与运用

服务于外资企业的买办利用买办职业积累下来的资金,经营着许多新式企业,他们不仅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买办制度,而且吸收了西方大量先进的企业管理思想。这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历史进程

中国早期工业化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早期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办厂虽具有强烈的侵略性和掠夺性,但对中国早期工业化起到了一定的催化、刺激、示范甚至扶持的作用;中期以“求强”、“求富”为旨趣的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工业与近代化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晚期的工业化成就十分显著,对未来中国工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某种奠基的作用。

从文化引步到政治起步——论香山买办文化与中国近代化

近代以降,中外商通,香山居地域之利,得风气之先,买办阶层最先兴起。他们躬身中西贸易,内化了"商战"的理念,揭橥了近代"工业化"的真谛,成为晚清及民初"工商立(救)国"的有力倡导者和实践者,是为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的先驱。香山买办感悟西方文明的优长,寻找中西之间的差距,为缩短中西方文明的差距架桥铺路。通过实践与总结,中体西用与经世致用互动升华,逐渐成为知识商人群体中的新生力量,重置了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排位格局。他们兼融中西文化内涵,凸显"中西合璧"的韵味,改变了中国社会心理与价值取向,在"中转"欧西文明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向西方传播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前驱和中介,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文化移植起了首开风气的重要作用。他们关注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揭示了中国近代化的路向,不失为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急先锋。

中国加入WTO后买办寻租现象透视

中国加入 WTO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新买办具有滋生的可能性。少数行政执法人员、少数国有企业法人代表可能蜕变为买办寻租者。新买办具有“隐身人”特征、“双面人”特征、“边际人”特征、“智能人”特征和特殊的“地球村人”特征。预防中国加入 WTO后买办寻租现象泛滥的对策包括 :要从根本上变“双轨制”为“单轨制”,真正做到政企分开 ,实施综合性的“涉外工程”,建构理性经济人的道德规范体系 。

新买办的辩证分析与管理对策

买办的产生在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他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历经多次变迁。作为开放社会的产物,买办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与合理性。改革开放后,中国产生了一批新的"买办",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其身份地位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皆有新的变化。但是,由于买办的社会效应具有双重性,因此对这一利益集团要施行辩证管理,使其充分发挥积极的社会正效应。

浅析买办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买办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自鸦片战争以来 ,买办对于分化瓦解传统的自然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投资新式企业、推动中国早期工业化和引进西方文化科学观念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

论近代汕头的买办和买办资本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的汕头产生了特殊的买办阶层。汕头买办与外国洋行是复杂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契约雇佣关系。汕头买办资本的积累及其转化对以汕头为经济中心的粤东,乃至闽西南、赣南等地的历史进程有负面影响,但也促进了部分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的进程。

买办与中国近代商业教育

根据中外经济学界的最新认识,有理由认为买办是中国最早具有近代属性的新式商人。19世纪后期产生的商务英语教育和以买办为代表的新式商人在商业实践中所受的社会教育,标志着近代商业教育进入萌芽时期。20世纪初,近代商业学校教育是以商业社会教育为主要形式、以买办等新式商人商务英语教育为重要内容、以商业实践为主要课堂。中国商业近代化,急切催生和呼唤专业化的商业学校教育的诞生。

文化变迁中的“掮客”在不同时代的存在价值

"掮客"在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被称为商人中的商人。可以在中国奴隶制时代寻觅到掮客的历史遗迹,历来对其称谓有很多。唐代时称其为"牙人";近代掮客投靠洋商,成为著名的"买办阶级";现代商业通常称其为"中介"。经历了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洗礼,如今掮客依然有着特殊的生命力。

戏谑与丑化:论吴趼人的谴责小说

以"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为创作旨归的吴趼人,在上海租界难免成为厌世主义者。道德理想的受挫与厌世情绪的萌发,使得吴趼人对晚清社会发出了绝望的戏谑。愤世嫉俗的心态与诙谐夸张的描述相结合,让谴责小说喧嚣着人性与道德的隐秘邪恶,走向了隐私化、情欲化的邪僻路子,所产生的叙事效应偏离了道德教化的初衷。吴趼人属于租界文化语境培育出来的"双视野人",但其双重视野未能达到视野融合,不能为批判洋人提供有力的支持。在民族意识的敦促下,吴趼人以"士"的价值体系为尺度,转而讥讽买办的洋奴嘴脸和名分僭越,在身份与道德上极端丑化买办形象。

买办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买办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在瓦解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吸收西方的经济思想、进行资本积累、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创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等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论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后殖民知识分子是指从第三世界前殖民地流散移民到第一世界前宗主国、操持后殖民批评的知识分子。这部分知识分子身处后殖民语境的核心冲突地带,他们完成了前殖民地到后殖民大都市定居的艰难历程,流散经历使其获得了一种边缘性视野、混杂身份及其文化权力,从而居间发挥了虽边缘但重要的批判性建构功能。同时,在宗主国与母国本土之间,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混杂性受到了来自两边的原教旨主义种族与国族意识形态的排斥,面临从阶级政治出发的特权精英和买办知识分子的指控,从而使其身份认同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多元张力与建构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