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过程中的多维结构变迁与能动者策略

推动执法权属地化与综合化是夯实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但在政策实践中,并不必然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事权下放后,基层治理结构的实质性变革如何形塑执法主体的行为策略,以提升事权承接的有效性,是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文章从“结构—过程—功能”的视角出发,对一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考察,构建理解多维结构变迁中能动者策略生成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改革过程中,综合执法部门所嵌入的横向结构在权力、责任和资源维度发生系统性变迁。执法主体在基层治理结构所设定的规则约束与行动空间中,基于复杂性和概率性两个维度,划分四种类型的执法任务,并能动地创设动员式、裁剪式、扩容式等执法策略,衔接再配置的结构性要素与复杂外部事务治理环节,从而有效回应“块块”运作规则和事权下放的内在要求。

治理吸纳执法:乡镇行政执法何以运行——基于中部多个乡镇综合执法改革的经验考察

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执法权下沉是其重要表现。以执法下沉为目标的行政执法改革旨在通过行政执法权的属地化配置缓解乡镇治理权责失衡的困境,促进基层治理规范化。但实践中,乡镇行政执法形成“治理吸纳执法”的运行特征,即行政执法作为“条条”体制下的一种专业化事权呈现出“块块”主导的属地化运作,这源于乡村社会的弱执法需求以及伴随多中心工作而来的乡镇治权弱化。行政执法下沉客观上为乡镇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但并未带来预期的执法效益,也没有根本改变乡镇治权不足的结构性困境。乡镇治理权力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乡镇治理情景,具体分析行政执法权的性质,才能正确理解行政执法权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以及行政执法改革对乡镇治理的意义。

地方综合执法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整体性韧性治理研究

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是实现行政执法体制创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一环。在当前深化综合执法改革阶段,依循政策推进的地方综合执法改革实践受制于诸多主客观因素,地方政府所处的改革生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暴露出其所不能以及乏力的“非韧性”症状,出现了“有改革无变革”的叠变性“内卷化”风险。研究发现刚性过度扩张的环境中改革预期动力消解,“内卷化”风险在改革过程、结果效能、改革效率、边际效益等层面上显现,改革原有政策设计成效不显著。从生成逻辑看,科层制与属地压力叠加生成改革约束、治理机制缺位引发改革结构分散、非常规治理工具依赖演化脆弱系统、地方行为主体异质等共同形塑了“内卷化”风险。由此,在复杂多变环境中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因应治理,需在适应地方改革情境张力的基础上,着眼于整体性和注重包容调适的推进路径,系统构建集治理主体、制度框架、运作机制、治理技术、结构功能于一体的整体性韧性治理策略,推进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多层次、立体式构造,增强其承载改革的组织韧性,进而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治理与规避。

整体智治理念下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逻辑基础与规制路径——基于对龙港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观察

在全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中,“一支队伍管执法”主要集中在乡镇(街道)层级,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是龙港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探索的创新实践。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不增层级增协同”的原则,遵循条块协同、整体智治理念,将专业化、数字化、科学化嵌入改革全过程,使法治、协同、效能、服务为民等价值属性统一于县域行政执法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市直管社区”综合行政执法地方实践。整体智治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其核心逻辑表现为将制度和技术嵌入治理过程,重置治理结构、重整治理资源、提升治理质效。构建综合行政执法整体智治的治理机制,通过“执法队伍—执法手段—执法程序—执法监督”全过程闭环、多维度规制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在执法理念、体系构建、体制重整、规范配套及队伍能力尚存短板的难题,保障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

条块互动视角下基层职能整合的实现逻辑——基于S市G街道“三整合”改革的实证分析

在基层治理领域,条线属事与街镇属地之间的权责不对等,制约着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面对基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职能碎片化问题,基层治权在职能部门与基层政府间寻求平衡、推进条块部门联合行动,是推进基层职能有效整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益探索。从S市G街道“三整合”改革案例切入,梳理当地在行政审批、综合执法、城市管理三个重点领域的改革措施,探究基层治理中条块联合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基层条块互动并非简单的“条条带动块块”或“块块调动条条”的联动模式,而是在信息机制、压力机制和权责机制共同调节下形成了一种动态化、长效化的条块配合机制。在基层职能整合场域探索条块互动新机制,为深化条块关系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北京市街道综合执法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J街道为例

在管理重心下移和给予基层更多权力的背景下,北京市实施了将执法权力下沉基层的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以J街道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改革中出现的职权使用率较低、缺乏强制性手段和人员积极性有限等问题,提出健全职权动态调整机制,提升基层业务能力,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建立保障激励机制的对策建议。

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队伍建设问题研究——以山西省J市为例

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当前全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队伍建设问题是改革的重点工作。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山西省J市为例,分析认为,其乡镇(街道)执法队伍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专业化、专职化、构成稳定性和装备规范性等方面的不足。乡镇(街道)执法队伍建设的经验与启示:(一)创新帮扶指导机制,提升执法队伍人员专业化程度;(二)完善激励机制以增强执法队伍人员动力信心;(三)加大执法人员下沉力度以提高执法队伍专职化与稳定性;(四)统一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车辆标志以彰显执法规范性与权威性。

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有关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模式是一种新兴的处罚权配置方式,其通过将原本分散于各个部门的行政处罚权进行整合,从而实现权力的科学配置和高效运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顺应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有助于解决“权责不一、多头执法”等问题,实现行政处罚权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我国的法治建设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提供制度支撑,改革实践为其积累了经验,社会诉求是其改革动力。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法律依据不完善、部门利益难以协调、执法机构职能重叠、执法能力仍不足的困境。需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划分部门职责、统筹推进体制改革、加强队伍能力建设,集中行政处罚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挑战与应对--基于浙江的考察

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通过率先出台综合行政执法地方性法规,坚持“整体政府”理念与数字化赋能,赋权镇街综合执法,重构了“综合执法+专业执法+联合执法”体系。当前该项改革进入深水区,正面临着来自理论体系、立法体系、改革方式、行政体制等方面的严峻挑战。为此提出了四方面的应对建议。理论上科学界定综合行政执法权责,立法上加强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制度供给,方式上注重推进“放管服”改革,体制上加强国家层面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统一指导协调。

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核心要务是整合统领相近的执法职能,实行执法队伍综合设置。这一改革举措在其它领域的成功应用可为改良国家公园行政执法模式贡献思路。通过梳理发现,我国首批国家公园行政执法呈现执法主体多元独立、执法职能整合不一、执法地位保障不同等外在特征,影响了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体制建立,为此,设计了“强综合行政执法”和“弱综合行政执法”等2种具有不同适用场景的执法模式。其中,“强综合行政执法”的执法主体为属地政府,要求地方政府与国家公园的发展目标易于匹配;“弱综合行政执法”的执法主体为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承担资源保护类执法)+属地政府(承担多种社会职能执法),要求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自身具有较强的资源保护综合执法能力。未来,要真正实现国家公园综合行政执法落地,还需从政策、立法、体制等层面给予充足保障。

钱塘江水政辨析

从当代水政的现状与理念出发,梳理钱塘江水政发展脉络。法规修改、机构改革和浙江省行政执法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后的跨行业衔接问题,导致钱塘江水政在一定范围内出现认识不够明晰、机制运行欠畅的现象,相关水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存在一定风险。基于此问题,迫切需要厘清法规、改革与机构队伍3个维度的实质内涵与运行规范,同时就浙江特殊的“河海划界”等问题阐明成因与对策,提出解决当下钱塘江水政问题的路径。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机制研究

民族地区多处于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是我国生物资源最富集、生态环境最优美的区域,也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高发区域,需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健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根基,完善地方法规体系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根本,“合宪性法规审查”是确保地方立法质量的法治举措。《生态环境保护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制了“生态红线”,必须用综合行政联合执法举措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规范以协商救济为核心的生态环保约谈机制。需要用最严厉的执法司法手段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制定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三位一体环境修复责任制度,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实施全过程都要接受“合宪性审查”。

差异化调适:复杂情境下基层政府执行行为研究 --基于基层综合行政执法实践的考察

“调适”是基层政府执行行为的典型特征。根据“调适”的内在机理,提炼出“差异化调适”的概念,建构“情境—结构—行为”分析框架,应用于基层综合行政执法实践分析中,研究发现:在不同情境下基层执法人员会基于组织规则和治理资源两个维度,与执法对象开展不同的互动博弈,执法行为整体表现为差异化调适的逻辑。具体来说,执法情境可归为清晰—模糊—不确定性三种类型,执法者会基于不同的情境和结构展开互动,最终生成不同的执法类型:原则式执法、折中式执法、渐进式执法。基层综合执法行为是基于具体情境对执法行为做出不断调适的过程,情境、结构与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并可作出类型总结,这为基层执法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框架。

集成型组织:基层政府治理新结构的生成逻辑与调适机制

现代基层政府治理结构优化需要逻辑转换,以更好满足基层整体性服务与治理需求。从条条对应的条线逻辑转向流程化综合集成逻辑,是基层政府治理结构创新的新趋势。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改革(设立行政审批局)让部门化审批权走向相对集中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让部门化行政处罚权走向相对集中化。前端审批和末端执法“两头相对集中”、事中事后分类监管,基层政府治理从条线型结构走向集成型结构,集成型组织和集成型政府由此而生。以L市为案例,分析集成型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成效、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调适机制,更好实现条线职能型组织结构与基层集成型政府治理结构的高效协同,有效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背景下乡镇“一支队伍管执法”研究

乡镇“一支队伍管执法”改革作为“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为了更深入地认识这项改革、更好地解决其存在的问题,本文系统梳理了乡镇“一支队伍管执法”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以及过往探索方向,并针对乡镇“一支队伍管执法”实践探索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合理委托行政执法具体事项、弹性处理执法职能边界范围、综合施策提升乡镇执法能力、双管齐下搞好乡镇执法监督、以块为主理顺人事管理关系的对策思路。

新时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问题及法律规制探究

近年来我国在立法层面不断提高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重视度,着力于构建现代化生态文明城市。在我国高速城镇化进程中,作为由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发展而来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制度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立法和政策也不断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提供愈来愈细化的支持,使其逐渐成长为城市管理领域的跨部门综合执法,并最终演变为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并不相同的概念。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理论基础和概念阐释入手对我国当前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现状进行了条分缕析,指出其存在的诸如立法体系不健全、执法机制不成熟、配套机制不完善等困境,并对其背后的法律层面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后,认为应当从健全立法,有效保证执法依据;规范执法,落实法律保障人权;完善配套措施,形成执法长效机制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从而使其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我国的市域社会治理能力。

基于多源异构数据的水行政执法综合管理平台研究与应用

为解决全国水行政执法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水行政执法工作信息化水平,依托数据湖技术,聚类水行政执法相关数据,开展多源异构数据整合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满足数据交换、预警研判、业务协同、案件督办、辅助决策和调度指挥等功能为一体的水行政执法综合管理平台总体设计方案。通过前期应用,目前已完成流域级已建数据成果汇集,水行政执法综合管理平台初步搭建完成,对解决流域间水行政执法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起到积极作用,有效提高水行政执法管理水平。

北京市水行政执法队伍改革和执法经验借鉴

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对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提出明确要求,各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根据地方实际执法需要,陆续开展了水政监察队伍改革,取得了一定实效。文章以执法改革典型——北京市为例,介绍了其先进的理念和务实的做法,分析总结了对于提升水行政执法效能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先进经验。

“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制度逻辑、实践探索与规范路径

在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现实背景下,基于行政执法权力集中和重心下移双重逻辑的“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已经成为各地改革探索的关键一环。基于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与乡镇(街道)体制改革的结构性交汇,“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制度逻辑对应了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政策演进与独特脉络。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实践表明,“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逐步实现需要妥善解决“形”“权”“人”“能”四大改革问题。随着“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实践展开,当务之急是要构建一条科学合理的规范路径,借助新《行政处罚法》第24条的实施、释义和相关评估,逐一厘定乡镇(街道)执法权配置的基本条件、决定主体(程序)和事项标准。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的条块关系重塑:一个分析框架

作为政府机构改革与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面临着治理需求与组织效能之间的张力、执法工作稳定性与执法改革变动性的矛盾,需要解决行政执法职权“综合”与条块“一体化”等相关问题。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看,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的条块关系重塑应围绕整合、协调和激励建立行动框架,通过对县乡条块部门的结构调整与机制调适,实现有效合作,为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