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铲去的姓名:从书籍循环看《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

《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是产生于明代初期的一部集注性质的《资治通鉴纲目》读本,由出版人刘剡和建阳县令张光启合作,完成编辑出版。由于张光启在宣德年间赞助出版的《剪灯余话》在明正统年间成为禁书,张氏赞助的其他书籍也不得不做处理,他的姓名在其他书板中被铲去,《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即其中之一。传世《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多为后印本,序跋文献缺失、编纂者姓名有阙,不仅剞劂年月令人困惑,诸人的历史贡献也被湮没。

蒯通形象嬗递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人物书写

蒯通是秦末汉初著名策士,《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均对其有载。对读三部典籍的蒯通书写,可以发现相关文本在细节上存在变化和差异,从而使蒯通形象呈现出权变之士、利口之覆邦家者、乘时徼利之人的嬗递。对此进行分析可以管窥不同书写体例、书写立场、书写旨趣对《史》《汉》《通鉴》人物书写的影响。同时还看到,在对书写权力的使用上,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都能遵循自先秦就形成的不虚美、不隐恶的书写原则,但又因中国史学“求真”的最终目的为“致用”,故而允许文学润饰手段介入史录。

经筵进读与史学义理化

宋代历史诠释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对当下政治的关怀。在经筵中讲读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据与借鉴的制度安排,也为士大夫提供了利用历史诠释表达政治观念的合理途径。在具体政治环境的刺激下,以唯道德主义为检验标准的观念体系逐步成熟,并渗透到历史编纂中,使史学诠释产生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作者将以《资治通鉴》和《唐鉴》为例,检讨这一过程的发生。

“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

辛德勇先生新近撰文指出,司马光采录王俭的《汉武故事》刻意建构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武帝形象,《资治通鉴》对武帝末年史事的记载并不可信,田余庆等前辈学者因盲从《通鉴》得出了汉武帝晚年存在政治转向的错误结论。辛先生文中存在不少史料误读现象,其结论不能成立:一是武帝末年的政治转向体现在悔过、劝农、休兵等一系列见诸《盐铁论》《汉书》的实际行动里,《通鉴》叙事与上述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构现象;二是遍检《通鉴》全书,叙事绝不采《汉武故事》,温公仅将其作为史料异文和批判对象列入《考异》,原书俱在,不容置疑;三是历史阐释不等于历史重构,《通鉴》之叙事、议论仅是对公认史实不同视角的历史观察,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重构历史;四是《汉武故事》作者、年代迄无定论,辛文以刘宋比附西汉系悬拟之辞。

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考订

在1988—1995年间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中,北区第64窟、137窟出土了共11片汉文残文书。荣新江先生首先将其比定为汉文《资治通鉴》。本文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考了残片的版本、年代。据其照片进行初步复原,残片应当为左右双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的无音注大字建本《通鉴》,版心有刻工名"登"。通过与存世十一行无音注本《通鉴》的比较,可以发现,残片之刻本与张元济1918年购自广东,曾作为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底本,建国后转入国家图书馆收藏(编号7372)的涵芬楼藏本《通鉴》为同版之别本。又据其不避宋讳及刻工姓名,可定为宋刻十一行本的元代覆刻本。借助B137窟的考古学年代及相关信息,可将残片年代进一步断于13世纪末到14世纪前中期。这反映了元代的敦煌与当时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依然保持着密切的交流。

漫谈《资治通鉴》中的历史智慧

《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强调人君修炼有"仁、明、武",治国之要则是"官人(设官用人)、信赏、必罚",这是一种很深刻的实践型政治智慧。在推崇大道"守正"的同时,《资治通鉴》也讲"出奇",不乏权变、谋略与辩证法,这也是它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

司马光的编辑思想

司马光不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而且还是一名成功的编辑家。《资治通鉴》是其主要的编辑作品。"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是他编辑书籍的指导思想,这一编辑思想由他独特的生活和政治经历所决定,并充分体现在所编书籍的内容、体例等方面。同时《资治通鉴》的成功也得益于司马光采用了科学先进的编辑方法。

也说族谱的存史、资治及教化功能——以湖南安仁港头(新渡)陈氏十二修族谱为例

族(家)谱对于社会、国家的细胞———家族(家庭)而言,具有与国史、方志相仿的价值和意义。前人曾概括志书有资治、存史、教化三大功能,谱牒也不例外,不过,其顺序应稍作调整,即:存史、资治、教化。湖南安仁港头(新渡)陈氏历代所修族谱是体现这三大功能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样品。

《〈资治通鉴〉标点纠谬》一文献疑——兼以实例看《资治通鉴》择取史料的严谨性

王友敏先生《〈资治通鉴〉标点纠谬》提出,《北史》《北齐书》及《资治通鉴》中的"薛孤康买"应断为"薛孤康、买",指"薛孤康、薛孤买"二人;"薛孤延康买"应为"薛孤延、康、买",指"薛孤延、薛孤康、薛孤买"三人。王先生的主要依据是《元和姓纂》的一则史料,因其论证欠严密,且以其结论比照于历史情境也存在诸多不合,故其结论恐难成立。按当时的出使惯例,"薛孤康买"作为使主,只能是姓薛孤名康买之一人,《资治通鉴》对此已有鉴别与修正之功;"薛孤延康买"当为二人,但究竟是"薛孤延、康买"还是"薛孤延、薛孤康买"尚难确论。

《贞陵遗事》、《续贞陵遗事》辑考

令狐澄编撰的《贞陵遗事》和柳玭编撰的《续贞陵遗事》均记载唐宣宗轶事,是唐代两部具有小说性质的杂史,在《资治通鉴》中曾被采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惜均已亡佚。详考相关文献可知,令狐澄是令狐楚之子,曾为浙江西道观察使、中书舍人。柳玭是柳仲郢之子,曾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后贬为泸州刺史,卒于北归途中。二书佚文在《太平广记》、《资治通鉴考异》、《唐语林》等宋代书籍中有所保留,钩稽考订,前者可得佚文17条,后者5条,前书已为全璧,后者亦过三分之一。

论《通鉴》的“著生民之休戚”

"著生民之休戚"是《通鉴》两大著述宗旨之一。司马光明确提出这一命题,构成了《通鉴》史学的重要内容与特色。具体考察《通鉴》叙述"生民休戚"与"国家兴衰"的内在关联,论析司马光关注、重视民生诸问题,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社会现实提出的重大课题,由此构成了《通鉴》历史书写的重要内容,并进而揭示、分析其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资治通鉴》治国理政的智慧

政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中心。《资治通鉴》本名"通志",宋神宗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改今名。司马光研究历史视野开阔,目光深邃。《资治通鉴》治国理政的智慧,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把握天下大势;二是强调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三是主张以德为本,以刑为辅。

体例精当 匠心运用——中国历史编纂学优良传统之一

史书体例的恰当运用是历史编纂学的重要问题,我们应当认真地总结、表彰古代史家如何匠心运用,做到史书内部组织结构和叙事方法的严密、协调。体例的制定和运用是为史书内容服务的,出色的史家苦心经营,运用体例达到严密、精当,从《左传》《史记》以下形成了优良的传统,显示出中华民族历史意识的发达。经过初步梳理,通过对百卷巨著如何锤炼成有机整体、复杂的篇章何以写得层次分明、众多人物传记如何合理编次、纷繁的纪年如何恰当处理、学术史著作如何达到完善等五个方面的分析总结,彰显中国史家在体例运用上的优良传统。

宋人著述之政治文化生态考察——以《续资治通鉴长编》收录苏舜钦《火疏》一文为例

中华书局2004年版《续资治通鉴长编》全文移录了玉清昭应宫灾后苏舜钦诣登闻鼓院所奏《火疏》,但此文与《苏舜钦集》中的《火疏》之间不一致之处颇多。在对两者比勘时,笔者发现宋代个人撰述在从己入官、再由官入史的传递过程中,存在着明显被"整理"的痕迹,史籍中现存的资料与原作迥异之处甚多。比勘两者差异,不仅为考察宋代著述之政治文化生态提供了一认识视阈;也要求史学研究者在关注史料版本的同时,努力追寻最贴近史源的材料。唯有如此,方可获得更为信实的成果。

关于《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秦汉风雨》的商榷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秦汉风雨》译文明白晓畅,引人入胜,是该书质量较好的译文。但译文中有些释词有误、不合语法、有悖语境、自相矛盾等问题,本文对此进行商榷。

陈寅恪先生与《资治通鉴》

陈寅恪先生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国学大师,其学识为世人所敬仰。陈先生推崇《资治通鉴》,表现在取材上用《资治通鉴》条目,治学方法上用长编考异之法。

《资治通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资治通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紧密相连,具体反映在重政治的价值观,重大一统的价值观,重礼制的价值观,重仁爱的价值观,重文明的价值观。

第十届南图阅读节暨江苏“百馆共荐，全省同读”系列活动综述

在第24个"世界图书和版权日"到来之际,根据中图学会"同城共读,万卷共知"活动推荐书目,同时,为纪念司马光千年诞辰,第十届南图阅读节暨江苏"百馆共荐,全省同读"系列活动以"《资治通鉴》:知兴替,明得失"为主题展开。系列活动包括以阅读助力扶贫攻坚战、第十届南图阅读节《资治通鉴》主题论坛及讲座、第三期南图荐读台荐读书目发布等。

“资治”和“通鉴”:城市史研究中的悖论

在城市史研究中,"资治"和"通鉴"本该是一对并重的关系,但是很多时候两者反而形成了悖论。在具体的城市史研究中,重视其"资治"作用,忽略其"通鉴"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文将对城市史的研究进行综合考察,并以失败和成功两方面的案例来说明,在城市史研究中,"资治"和"通鉴"是可以得到有机结合并且达到最佳状态的。

论《资治通鉴》“臣光曰”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启示

从《资治通鉴》“臣光日”中提取管理思想，形成司马光对征求管理意见的系列思想。通过分析有关征求管理意见的材料，司马光讨论听取管理意见的重要性、必要性、目的、方法及如何对待意见等，这对搞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