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传统智慧及其阐释逻辑——以“治大国若烹小鲜”为例

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多方面展现大国治理的传统智慧,在方法论问题上,习近平特别提到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从历史逻辑上讲,习近平古语新说,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法,为“治大国若烹小鲜”注入了更多的新时代内涵。从法理逻辑上讲,“治大国若烹小鲜”蕴含的传统智慧与全面依法治国、比例适度原则、权力监督制约等现代法治理念和宪法精神深度契合,从总体性、协同性和控制论等不同维度生动诠释了习近平的法治方法论。从实践逻辑上讲,“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国理念是宪法权衡思维的生动体现,对于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先进文化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及形成机制

系统归纳、提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及其背后所遵循的理性生产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创新的根本前提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引下,以政治家的高屋建瓴、思想家的磅礴力量对法治中国的形势与战略进行的准确分析和深刻判断。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大实践创新主要表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思维方式重大创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重大创新、全面依法治国适应新时代鲜明特征的重大创新等三个方面,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实践创新机制。这些机制创新作用于典型场景,为全面依法治国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重要保障。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与显著优势,在未来更多的法治课题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创新伟力还将发挥更多的破题、引领作用,需要通过习近平法治思想中自主实践知识体系的转型来进一步把握未来各种法治实践场景中蕴含的新规律,推动知识转型。

治理吸纳执法:乡镇行政执法何以运行——基于中部多个乡镇综合执法改革的经验考察

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执法权下沉是其重要表现。以执法下沉为目标的行政执法改革旨在通过行政执法权的属地化配置缓解乡镇治理权责失衡的困境,促进基层治理规范化。但实践中,乡镇行政执法形成“治理吸纳执法”的运行特征,即行政执法作为“条条”体制下的一种专业化事权呈现出“块块”主导的属地化运作,这源于乡村社会的弱执法需求以及伴随多中心工作而来的乡镇治权弱化。行政执法下沉客观上为乡镇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但并未带来预期的执法效益,也没有根本改变乡镇治权不足的结构性困境。乡镇治理权力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乡镇治理情景,具体分析行政执法权的性质,才能正确理解行政执法权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以及行政执法改革对乡镇治理的意义。

地方综合执法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整体性韧性治理研究

推进综合执法改革是实现行政执法体制创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一环。在当前深化综合执法改革阶段,依循政策推进的地方综合执法改革实践受制于诸多主客观因素,地方政府所处的改革生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暴露出其所不能以及乏力的“非韧性”症状,出现了“有改革无变革”的叠变性“内卷化”风险。研究发现刚性过度扩张的环境中改革预期动力消解,“内卷化”风险在改革过程、结果效能、改革效率、边际效益等层面上显现,改革原有政策设计成效不显著。从生成逻辑看,科层制与属地压力叠加生成改革约束、治理机制缺位引发改革结构分散、非常规治理工具依赖演化脆弱系统、地方行为主体异质等共同形塑了“内卷化”风险。由此,在复杂多变环境中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因应治理,需在适应地方改革情境张力的基础上,着眼于整体性和注重包容调适的推进路径,系统构建集治理主体、制度框架、运作机制、治理技术、结构功能于一体的整体性韧性治理策略,推进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多层次、立体式构造,增强其承载改革的组织韧性,进而实现对综合执法改革“内卷化”风险的治理与规避。

通过扫黑除恶的社会治理——以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为视角

在黑恶势力及其违法犯罪严重影响基层政权稳定的严峻形势下,党和国家决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经过三年的全面、深入、系统推进,成效显著,赢得全面胜利。扫黑除恶是国家专门力量直接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体现,但单纯通过刑事司法或综合治理均无法达到深入且快速的良好治理效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反有组织犯罪法》以“四个结合”为治理理念,构建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有组织犯罪治理体系。其具体体现了司法治理与综合治理并重,且重点突出、有机衔接的共治路径及其立法思路。其中,司法治理强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细化落实及关联治理机制的体系性完备,综合治理则突出群众路线下治本且治标的综合预防体系健全。通过不断完善的法治来推动常态化、高质效的有组织犯罪治理,保障扫黑除恶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有利于促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公安院校人才培养路径探析

当前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各类风险和深层次矛盾交织出现,给公安院校人才培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我国公安院校人才培养重视复合型人才培养、寻求多元化主体合作、采用信息化手段教学,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公安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检视法治育人实效,仍存在法治理念教育有待加强、法治课程体系有待完善、师资队伍质量有待提升、合作共享机制有待优化等问题。鉴于此,公安院校的人才培养应优化教育资源、重视法治思维、加强外部合作、贯彻民主法治。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党的领导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的一系列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党的领导观。逻辑自洽性、历史必然性、自我革命性是党领导法治的三大理论和实践依据。逻辑自洽性反映为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理论逻辑自洽、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实践逻辑自洽、中国法治与西方法治相区别的制度逻辑自洽。历史必然性意味着历史选择党领导法治的必然性、人民选择党领导法治的必然性、党领导法治的历史规律性。自我革命性表现为通过依法治国践行初心使命、通过依法治国实现自我修复、通过依法治国实现与时俱进。

整体智治理念下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逻辑基础与规制路径——基于对龙港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观察

在全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中,“一支队伍管执法”主要集中在乡镇(街道)层级,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是龙港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探索的创新实践。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不增层级增协同”的原则,遵循条块协同、整体智治理念,将专业化、数字化、科学化嵌入改革全过程,使法治、协同、效能、服务为民等价值属性统一于县域行政执法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市直管社区”综合行政执法地方实践。整体智治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其核心逻辑表现为将制度和技术嵌入治理过程,重置治理结构、重整治理资源、提升治理质效。构建综合行政执法整体智治的治理机制,通过“执法队伍—执法手段—执法程序—执法监督”全过程闭环、多维度规制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在执法理念、体系构建、体制重整、规范配套及队伍能力尚存短板的难题,保障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

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

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站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制高点,明确提出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重大原则。这“六个坚持”重大原则内在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回答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价值立场、强大动力、战略导向、法治保障、科学方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把中国共产党对全面深化改革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是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根本指引。

依法治国视域下基层领导干部法治教育现状及对策

基层领导干部法治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其能否运用法治方式深化改革与维护稳定。在依法治国视域下,加强基层领导干部法治教育,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全面依法治国思想,加强基层领导干部法治教育的创新,可以引导基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增强其法治意识,提高其依法执政能力,从而推动国家治理向更加法治化、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另外,地方政府部门加强基层领导干部法治教育,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推动法治社会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针对基层领导干部法治教育,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完善法治教育内容、创新法治教育模式、健全法治教育制度、完善检查监督机制等,培育基层领导干部处理实际问题和解决矛盾的法治思维与依法执政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大学生法治意识培养模式研究

新时代我国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方略,高等教育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大学生法治意识。然而,当前大学生法治意识培养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也日益凸显,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解决。探讨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的大学生法治意识培养模式,并对该模式进行实践与效果评估,探索可行的培养方法,有助于为高校法治教育提供科学有效的参考和借鉴。

新时代高等学校内部规则治理的理念与路径——兼论一级法治与二级法治的关系

对于高等学校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而言,依法治校作为目标,事关全面依法治国的成败,作为方法,又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各项指标的达成。高等学校的依法治校有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两种语境,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之和就是法治的整体。作为高等学校内部的二级法治的基本进路是以一级法治作为参照系建构的,是一级法治的路径映射到校园。但是高等学校内部二级法治的三个不利因素决定了其实现过程更加艰难,如何克服这三个不利因素不仅仅是大学内部二级法治的核心,更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整体水平的核心。

以术为介:《韩非子》“养生-治国”思想探析

“养生-治国”思想是道家极富特色的政治理论,伴随着战国黄老思想的兴盛,对法家思想形成了深刻影响。学界对《韩非子》虽然在“养生”和“治国”思想上多有研究,且成果卓著,但对“养生”与“治国”思想的分途研究使得韩非思想的结构没有被整体凸显出来,进而造成在法、术、势相互关系上的争议。基于此,立足于韩非“养生-治国”的整体构架,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可知韩非子秉持“以术为介”的治国方略,君主作为“养生”与“治国”的中介,实现“无为而治”要“借术以行法”。

论中国共产党在金融市场立法中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对于金融立法工作的领导地位在宏观层面主要表现为党的政策所提供的方向性指针,从而保障了我国金融市场法制的奠基,推进了金融立法的关键事项,并为金融市场法律体系的结构转换提供了政策依据。不仅如此,近年来党的意志在我国金融立法工作中的体现经历了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变趋势,这一显性化过程既反映在金融法律文本或官方立法文件之中,也反映在党政联合发文之中。回顾既往,党的领导原则在我国金融立法工作中的实效性体现,一方面是党通过顶层设计实现了对金融法律制度变迁的有效引导,另一方面则是党利用其独特的政治优势通过凝聚改革共识来降低金融法律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在新时代背景下,为完善党对金融立法工作的领导机制,有必要探索制度化、程序化、透明化的有效制度设计,在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下维持金融市场法治环境的稳定、高效和可预期。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之一是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式,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关于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基础较少,尤其是理论研究部分尚存空白。基于此,文章以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属性定位为契入点,针对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内涵、依据以及原则展开全面论证分析,并结合当前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全面总结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实践经验,重点找出实践中的问题与不足之处进行深入剖析,围绕监督刚性、问题发现机制、监督工作发展、监督范围、监督能力、监督质效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经验的理论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一个实践命题,也是一个理论命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也是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创新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这一理论基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蕴含着中国教育发展的特殊经验,阐明了新时代教育理论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有着鲜明的理论属性。其中,“九个坚持”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内核。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孕育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的百年经验,立足于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历史新方位,发展于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包含着一系列变革性实践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和教育理论发展的统领性概括,是对中国教育改革创新提出的总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实践中不断丰富理论内涵、彰显真理力量、扩展思想视域,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教育领域的理论创造,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新高度。

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制度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的保障作用

用制度保障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各要素的贯通联动,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必由之路。党内法规制度在管党治党实践中以其特有的政治引领机制、激励驱动机制、网络整合机制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应持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促进党内法规制度治理效能转化提升,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我国公募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的挑战及其应对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需要代表公众捐赠意愿进行慈善财产处置,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其监管问题事关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知和行业公信力。尽管我国已建立了一套链条完整的监管体系,监管力度较大、标准较为严格,但仍存在财产募集管理使用不合规、内部治理乱象、信息公开不到位等问题。应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贯彻落实新修改的《慈善法》为契机,以改革破题,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健全综合监管机制、提升行政执法能力、加强组织内部治理,不断织密织牢监管“安全网”,建立健全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现代慈善组织制度。

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领导的理论内涵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居于首要地位。其理论内涵可归纳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的定位论、方向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在定位论上,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依法治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根本性地位。在方向论上,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在法治主体、法治价值和法治属性三个方面规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方向。在本体论上,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本质特征。在方法论上,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体现在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全面依法治国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以增强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

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有关问题的思考

在我国,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模式是一种新兴的处罚权配置方式,其通过将原本分散于各个部门的行政处罚权进行整合,从而实现权力的科学配置和高效运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顺应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有助于解决“权责不一、多头执法”等问题,实现行政处罚权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我国的法治建设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提供制度支撑,改革实践为其积累了经验,社会诉求是其改革动力。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法律依据不完善、部门利益难以协调、执法机构职能重叠、执法能力仍不足的困境。需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划分部门职责、统筹推进体制改革、加强队伍能力建设,集中行政处罚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