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不良经历与犯罪关联性研究

童年不良经历是个体未来犯罪的潜在风险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其与犯罪行为具有正向关联性。但针对童年不良经历与重新犯罪间关系的研究较少,且不良经历的内部因素对重新犯罪的影响模式尚未明确。在生态系统理论、生命历程理论和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在押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的个别访谈和量表评估,深入认识和了解研究对象童年不良经历与其犯罪的潜在关联性,用“数”说话,循“数”治理,以实证方法发现家庭父母关系、教养方式、学校表现、越轨行为、同伴交往等影响因素都是重新犯罪的重要预测因子。通过聚焦个人成长经历劣势累积,提出家庭学校与犯罪的“共线性”关系、越轨行为与犯罪的“凝聚加持”关系,验证了发展犯罪预防理论中关于“生命早期的经历对于形成个体经验有关键性影响”的论述。最后,提出从家庭、学校和专门矫治教育入手的循证预防策略,从而实现犯罪预防的源头预防、法治预防、有效预防。

刑事抽样证明扩张适用的风险及防控

为应对网络犯罪海量证据运用与罪量证明难题,司法解释扩张了刑事抽样证明的适用范围。这种扩张适用主要表现为从法定的特殊犯罪拓展为具有海量证据的犯罪,从实物证据扩张至部分言词证据,从控诉方延伸至辩护方。然而,在相关规则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易出现过度减轻控诉方的证明义务,不当加重辩护方的辩护负担,大幅增加审判方的裁判错误等风险。鉴此,应系统建构风险防控的技术与法律机制。在技术方面,抽样总体满足数量与同质性要求,抽样样本量采用数量和比例相结合的判定标准,抽样方法应当具有可靠性。在法律方面,建立健全刑事抽样证明适用必要性的司法审查机制,明确规定刑事抽样证明主体的抽样开示义务,严格要求刑事抽样证明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网络犯罪数额证明难题及其应对

我国网络犯罪数额的证明难题虽然实践样态各异,但可划分为证据短缺型与海量证据型两种。产生这些证明难题的深层原因在于,传统犯罪网络化加大了犯罪数额的证明难度,法律规范对证明对象、证明机制与证据种类的特殊设定内在地限制了司法人员的证明活动。有关部门通过出台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来拓展定罪量刑要素、设置综合认定、确立推定规则及设立抽样验证等,以期解决网络犯罪数额证明难题。这种应激性的应对方式可能侵蚀法律规范的有效性,同时也存在实效性较低等问题。解决网络犯罪数额证明难题需检讨既有网络犯罪数额难题治理的底层逻辑。我们应确立网络犯罪数额证明难题双层次应对方案。第一层次方案主要从证明机理入手,优化犯罪数额的证明机制,明确算法证据的独立地位与运用规则。在第一层次方案无法解决特定犯罪数额证明难题的情形下,可采取第二层次的特殊应对方案,主要包括调整定罪量刑要素中犯罪数额的种类与比例,谨慎设置推定规则并限制其运用。

证据法学视角下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辨析

将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认定为单一的故意或者过失的观点,会造成该罪的处罚间隙问题,也不符合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污染环境罪为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故意和过失污染环境的行为均可构成污染环境罪。刑法之所以将污染环境罪设立为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是为了解决该罪的主观要件的证明困难问题。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既降低了证明标准,也降低了法定刑,防止了轻罪重判,因此并不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证明问题——《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的展开

如何证明涉案财产的权属性质,从而合理划分涉案财产的处置范围是涉黑案件财产处置程序的重点与难点。《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5条第3款创设“高度可能”证明标准,有效破解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源不明”财产的证明难题,明确了涉案财产的权属认定,增强了裁判文书的司法权威,预防了涉黑组织的“卷土重来”。实践中,“高度可能”证明标准的适用与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财产密切相关,必须辩证地理解与把握“高度可能”证明标准适用的前提与范围,厘清该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的关系,进而完善被告人“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程序的权利保障,吸纳财产利害关系人“参与”涉案财产处置程序,以实现涉黑案件“打财断血”的同时保障好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与财产权益。

正当防卫证明责任承担之实践、机理与中国模式

证明责任的本质功能在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为法官裁判提供制度装置,重要功能在于促使控辩双方积极举证以推进诉讼程序。我国正当防卫条款之所以久唤不醒,正当防卫认定之所以举步维艰,除正当防卫实体要件的厘定外,关键在于正当防卫证明责任承担之厘清。然而,司法实务中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承担存在着随意和混乱的顽疾。分析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正当防卫证明责任承担的历史流变及影响因素,可为厘清我国正当防卫之证明责任承担提供借镜。不过,正当防卫证明责任作为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交汇场域,需立基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诉讼模式及控辩力量,确立被告人就正当防卫承担修正的提供证据责任。

数字侦查时代的取证问题研究

运用新型信息技术推动侦查数字化转型是取证手段的发展趋势,数字侦查取证已成为打击新型网络犯罪的重要取证方式。然而当下在面对新型犯罪时,传统取证模式存在证据数量不足、证据质量参差不齐等突出问题。应及时转变传统取证模式,让整合化取证取代碎片化取证、超前性取证代替滞后性取证、智慧型取证优化人工取证。同时,还需通过完善具体取证规定、构建数据保障路径等手段来规范侦查人员取证行为以便于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侦查机关要顺应国家发展趋势,进一步探索数字化侦查取证,通过数字取证推动侦查机关取证工作的跨越式发展。

网络犯罪抽样取证的实践困境与完善

信息网络时代,网络犯罪的海量证据引发证明困难的司法困境,抽样取证规则为化解网络犯罪海量证据取证困境提供了有益探索。然而抽样取证在实践中仍存在取证标准不明晰、取证程序设计不足、取证范围宽泛、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不健全等困境。对此,需要明确抽样取证的标准;程序设计上,需要从主体权限、审批程序、构建类型化抽样方法体系、非法抽样证据排除角度进行完善;同时需要对抽样取证的案件范围、证据范围、程序范围进行必要限缩;最后需要从知情权、参与权、异议权等角度加强被追诉人救济权保障。

论综合认定法在帮信罪“明知”认定中的运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呈现出了网络犯罪的新特点。学界、实务界多将司法解释中的帮信罪“明知”认定条款视作推定,实属理解偏差。通过对条款性质的拨乱反正和对印证证明的剖析,提出了基于补助证据进行综合认定的方法,以期解决帮信罪主观“明知”认定的实践难题。综合认定主张摒弃证明标准印证化的观念,但并不排斥印证方法的使用;其不是印证证明的补充,也不存在适用的先后顺序。在综合认定中,裁判者应始终坚持法定证明标准,通过补助证据显示出的细节信息,结合经验法则综合且审慎地认定“明知”,从而作出公正裁决,维护司法公信力。

基于VR技术的公安院校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设计

随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改革与毒品犯罪样式的演化,我国毒品犯罪侦查取证工作遇到了更大的挑战,而公安院校作为公安人才的培养基地,其传统的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存在着教学场地局限化、教学过程偏重理论、实训不足、教学缺乏规范化反馈机制与教学训练对抗性不足的缺点。VR技术是近年新兴的虚拟仿真技术,具有仿真沉浸性、交互自主性与超越现实性特点,基于VR技术的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在构建真实训练环境、开放互动的实战演练场景与立体多维的评估反馈机制等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这一教学体系可通过法律法规教学模块、业务实战训练模块与个体反馈模块等对公安院校受训学员开展针对性训练,能够有效提高公安院校受训学员在相关业务方面的综合素质。

基于科学和法律双视角探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判定

食品安全犯罪的证成在一定程度上高度依赖科学证据。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成立除了应确认实施了生产、销售行为外,亦须对涉案物质毒害性质的实质进行界定。鉴于当前司法审判对涉案物质毒害性质较为缺乏科学性实质依据,易对刑事司法严谨性产生挑战,进而影响行政执法的独立性以及刑事司法衔接效果的稳定性。且科学证据的天然不确定性与刑事司法寻求确定性又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相关监管部门对于特定物质的规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从科学和法律双视角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判定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判定宜具备健康危害结果的应然推论、宜在个案中加强基于科学的健康风险评估的建议,为更有效地规制相关犯罪提供参考。

操纵证券市场案件中大数据证据的证明局限及完善

对操纵证券市场犯罪案件中大数据证据的证明作用进行解构,大数据证据主要应用于确定操纵账户组、锁定账户组实际控制人并得出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尽管大数据证据在操纵证券市场案件当中能补充证据空白、提高侦查效率,但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自身特征,当前的证据审查规则尚未周延,其先验性相关性存在证明风险,程序方面加重了现已缺失的庭审对抗性,证据属性不明确致使审查规则不统一。完善大数据证据的审查规则,首先应明确证据属性,数据适用电子证据审查规则,分析报告则属于专门性问题报告参照鉴定意见审查规则,但从犯罪行为到行为特征、行为特征到数学模型的两次跃迁应当由法官进行实质审查;其次完善大数据证据的审查机制,从刑事侦查程序开始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进行法律控制,原则上大数据证据的数据基础和分析方法均应经法院审查;最后应当减轻辩方的质证压力,形成健全的质证程序,帮助法官形成客观中立的心证。

Preservation of the Crime Scene

Crime scene is any given place where it committed a criminal offense, in which the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done to find the causes and mechanisms of occurrence and on these to be investigated, for tracking and apprehension of perpetrators. Preservation of the scene is a very important action regarding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of the event that has happened, wher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or units that conduct surveillance of the scene make it. To preserve a scene means： to preserve the land in that state who has left the presidency. Preservation of the scene of that condition that has left the perpetrator i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to the inspection teams for tracks and material evidence found there are untouched and proceeding or their expertise will help prosecute perpetrators respectively capture of that work. Tracks and material evidence found in the scene should be retained together with all the space where the event happened because a possible carelessness during the examination as well as during the process of storage and security will bring us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we will have our doubts concerning the tracks and material evidence found in that place. Also, preservation of the crime scene needs to be done because of the all action who have to take the searching unit, they need to be sure and security from everything that comes from outside.

海量证据的抽样取证规则探析——以信息网络犯罪为视角

近年来,信息网络犯罪数量大幅度上升,案件所涉证据通常呈现海量化的特点。为解决海量证据所带来的侦查与办案困扰,有必要适用抽样取证规则以探索案件的总体情况与规律。但实践中海量证据的抽样取证规则尚未落地,在适用条件、方法、程序、对结果的异议处理等方面尚未规范化,易出现影响抽样取证证据的证明效力等问题,故亟须建构起更加完备的抽样取证规则,以解决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证据海量化问题。

非接触式犯罪案件侦查中的证据问题变迁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犯罪形势深刻变革,非接触式犯罪日益高发。而我国侦查取证主体、证据种类、取证方式和证明方法都是建立在传统案件的特征之上。非接触式犯罪案件侦查取证呈现出新态势,一是侦查取证主体从侦查人员的单一主体向第三方辅助延伸;二是证据种类从封闭走向开放;三是取证方式从实体走向虚拟;四是传统证明方法面临海量数据挑战。为此,侦查部门需要以数据化思维为牵引,重构侦查主体、证据种类、取证方式和证明方法等系统性要素,以便适应非接触式网络犯罪侦查取证的挑战。

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取证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也在持续加大,如何有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进行侦查取证也成为顺利侦破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关键因素。在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类型、特点、侦查取证难点及路径进行分析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加强对被害人的询问、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实施网络并案侦查、强化信息流侦查措施、夯实资金流侦查措施等方面入手开展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的新措施。

网络刷单诈骗犯罪现场勘查的困境与对策

网络刷单诈骗犯罪作为复合型诈骗犯罪,呈现多发频发、复杂多变的特点,犯罪空间从传统的现实空间转移到虚拟的网络空间。囿于传统现实空间犯罪现场勘查的固化思维,现场勘查工作难以有效应对网络刷单诈骗犯罪侦查的需要。犯罪现场保护意识不足、现场访问方法不当、实地勘验能力不适、现场分析难度大等造成了对于网络刷单诈骗犯罪侦查的实践困境。通过有针对性地实施电子勘查取证、开展多对象的现场访问、强化勘查队伍的内外部合作、优化现场分析等路径,有效增强勘查人员对网络刷单诈骗犯罪现场勘查的能力,切实提升打击网络刷单诈骗犯罪的工作效能。

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审查模式研究

印证审查在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审查中虽然具有普遍适用价值,但难以解决部分毒品犯罪的特殊证据属性引起的证明难题。毒品的易损毁性、犯罪行为的可分离性和高度隐蔽性等特征,以及侦查取证不及时、不规范,易致毒品犯罪案件呈现“孤证”的特殊证据构造,在犯罪嫌疑人拒绝作出有罪供述的情形下,严格适用印证审查模式或导致追诉犯罪陷入两难境地。检察官的证据审查思维应从对证据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三性”审查向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二阶层审查转变,避免对印证审查的过度注重和机械化运用。在此基础上,以打破特殊犯罪中司法证明的僵局为契机,进一步实现由印证审查向坚持客观印证与主观“自由心证”耦合的路径改造,推动公诉环节证据审查的规则转型。

新时期网络金融犯罪治理的困境及路径

我国经济和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着互联网科技与各行各业快速融合,互联网金融发展势头迅猛。当前我国正迎来“互联网+金融”新时代,随之而来的金融犯罪风险也应运而生。本文以当前各种金融犯罪行为的表现特征为切入点,深入剖析我国互联网金融面临的发展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几条建议,以期为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论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趋于深化,我国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逐渐确立。《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中,对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进行了分散式规定。相较于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尚不完善。当前对监察证据规则的研究较为初步,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在对《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的相关内容进行法教义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两分来构建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理论体系,以期破除监察与司法衔接中的相关难题。其中,非法监察证据排除规则系监察证据能力规则的核心;而监察证据证明力规则包括对传来监察证据的限制规则、实物监察证据的鉴真规则、监察证据印证规则与口供补强规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