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腭裂患儿决策代理人的决策困境现状及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唇腭裂患儿决策代理人的决策困境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和决策困境量表对207名唇腭裂患儿决策代理人进行调查。结果:唇腭裂患儿决策代理人的决策困境量表总分为(34.70±10.52)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费用支付方式、疾病相关知识了解程度及对治疗方案了解程度是唇腭裂患儿决策代理人决策困境的影响因素。结论:唇腭裂患儿决策代理人的决策困境处于较高水平,且家庭人均月收入、费用支付方式、疾病相关知识了解程度及对治疗方案了解程度均是唇腭裂患儿决策代理人决策困境的影响因素。医护人员需对唇腭裂患儿决策代理人的决策困境引起重视,并个体化评估唇腭裂患儿决策代理人的决策困境,针对性制订决策辅助方案,以帮助唇腭裂患儿决策代理人应对决策困境。

晚期肺癌患者代理决策者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现状及其对决策冲突的影响

目的探讨晚期肺癌患者代理决策者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现状及其对决策冲突的影响。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简版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决策冲突量表对233例晚期肺癌患者代理决策者进行调查。结果简版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总分为(32.20±5.74)分,决策冲突量表总分为(26.96±8.86)分,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总分与决策冲突总分呈正相关(r=0.468,P<0.01),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是晚期肺癌患者代理决策者决策冲突的重要预测因子,可独立解释决策冲突17.2%的变异。结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是晚期肺癌患者代理决策者决策冲突的重要影响因素,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程度越高的患者其决策冲突水平越高。

重症监护室患者家属决策冲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重症监护室(ICU)患者家属决策冲突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4月至2023年4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ICU患者193名家属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决策冲突量表(DCS)、决策准备度(Prep DM)量表进行调查,采用单因素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ICU患者家属决策冲突影响因素。结果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93份,回收有效问卷为184份,有效回收率为95.34%。184名ICU患者家属DCS总分为(33.17±6.09)分,整体处于决策冲突中等水平。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的家属DCS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DCS总分与Prep DM量表总分呈负相关(r=-0.334,P<0.05)。多重线性回归方程:DCS总分=45.061+1.145×年龄-2.989×文化程度-2.078×月收入-0.081×Prep DM量表总分(R~2=0.391,调整后R~2=0.377,F=28.700,P<0.05)。结论 ICU患者家属决策冲突处于中等水平,且其影响因素为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Prep DM。

带障碍物惩罚因子的多机器人路径规划

轻载环境中,复杂障碍物区域将引起机器人之间局部冲突加剧,进而导致路径求解效率下降,针对该问题,提出轻载环境下带障碍物惩罚因子的多机器人路径规划方法。在基于冲突搜索(conflict-based search,CBS)算法框架的下层单机规划过程中,通过对即将拓展机器人位置的周围障碍物分布类型进行判断,赋予与之对应的障碍物惩罚因子;对路径规划过程中的惩罚因子进行累加,作为单机规划的启发值对路径进行选取;结合CBS算法框架的上层冲突消解策略进行多机器人的路径规划与冲突协调。测试结果表明,在10%障碍物分布的轻载环境中,所提算法的求解时间约为CBS算法的81.38%~83.67%,二叉约束树(constraint tree,CT)拓展量为CBS算法的60.14%~71.66%。在Gazebo中仿真表明,所提方法可减小通过复杂障碍物区域的次数。

乳腺癌病人手术方式决策冲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乳腺癌病人手术方式决策冲突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11月-2022年6月河南省洛阳市3所三级甲等医院乳腺外科住院的175例乳腺癌手术病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决策冲突量表、决策自我效能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住院病人焦虑抑郁量表对病人进行调查。结果:乳腺癌病人手术方式决策冲突总分为(42.25±9.86)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文化程度、居住地、组织学分型、决策自我效能、焦虑抑郁是乳腺癌病人手术方式决策冲突的影响因素,共可解释总变异的67.5%。结论:乳腺癌病人手术方式决策冲突水平较高,不容忽视。决策冲突受多种因素影响,医务人员应根据影响因素制订个性化的决策辅助方案,以降低病人决策冲突水平,改善临床结局,提高病人满意度。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就医延迟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NHB)就医延迟现状以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2年12月—2023年7月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的176例NHB及其照护者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黄疸相关知识、态度与实践问卷、决策冲突量表进行调查,采用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其就医延迟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NHB及其照顾者176例,其中89例(50.6%)新生儿出现就医延迟。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新生儿日龄、照护者民族、分娩方式、照护者文化程度、黄疸相关知识得分、决策冲突程度为影响NHB就医延迟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结论NHB就医延迟现象普遍,提示应重视基层医疗建设,对新生儿照护者疾病知识的科普,采用决策辅助工具降低决策冲突水平,进而减少NHB延迟就医的发生。

机场场面关键节点风险评估方法

为评估机场场面关键节点风险等级,提出了一种场面关键节点风险评估方法。结合复杂网络指标提取场面关键节点构建网络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选取风险评估指标,构建场面关键节点风险评估模型,探究时间和空间因素对于机场场面冲突热点的影响,对冲突热点区域进行风险等级划分,找出关键冲突热点区域。以深圳宝安机场为例,基于AirTop仿真数据对机场关键节点进行风险评估,结果表明,考虑时空分布特征对机场场面进行风险等级划分,可以更有效更准确地识别热点区域,为机场场面运行安全提供参考。

基于鲁宾斯坦讨价还价模型的跨区域河流水资源分配研究

行政区的人为分割使同一条河流流经不同的行政区域,当可分配水资源不足以满足整个区域水资源需求时,跨区域河流沿岸多利益主体因争夺稀缺的水资源就可能产生冲突。跨区域水资源分配成为解决跨区域水资源冲突问题的重要手段,鲁宾斯坦讨价还价模型凭借其能反映各利益主体讨价还价能力的特点,已在解决水资源冲突问题得到成功应用。而上述鲁宾斯坦讨价还价模型大多对各利益主体的贴现因子进行单一定值处理,忽略了贴现因子的动态变化影响。为此,在考虑贴现因子动态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多主体鲁宾斯坦讨价还价水资源分配模型。首先,基于讨价还价轮次、需水量的偏离程度和调节系数确定了动态贴现因子,构建了考虑动态贴现因子的报价策略,并综合考虑时间成本和水量损失因素确定谈判成本;然后,构建了多主体鲁宾斯坦讨价还价水资源分配概念模型,讨论了3种因素对贴现因子的影响,开展了基于动态贴现因子与固定值贴现因子的鲁宾斯坦讨价还价模型的对比研究;最后,以大汶河流域泰安段6个行政区为例展示了模型的效果。结果表明:提出的多主体鲁宾斯坦讨价还价水资源分配模型得到的水资源分配方案能够使结束谈判轮次提前,降低谈判成本,较好的均衡了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得到各利益主体均能接受的合理分水方案提供了新方法,拓展了跨区域水资源分配理论。

口腔菌群参与槟榔提取物诱发大鼠口腔溃疡的作用研究

目的通过槟榔提取物构建大鼠口腔溃疡模型,观察口腔内菌群结构变化及多样性特征,探索口腔菌群和局部炎性因子参与槟榔提取物诱发大鼠口腔溃疡的发病作用机制研究,为临床防治口腔溃疡提供理论支持。方法将30只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药物治疗组(桂林西瓜霜,8 mg/d,连续7 d),10只/组。大鼠口腔黏膜经皮下注射10 g/mL的槟榔提取物,复制大鼠口腔溃疡模型。通过观察溃疡面积、溃疡评分、局部组织口腔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介素-2(interleukin-2,IL-2)、IL-8水平,并取口腔黏膜组织进行HE染色,观察其组织形态学的变化,采用高通量测序方法分析口腔微生物菌群结构分布及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结果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溃疡面积显著增大,溃疡评分显著上升(P<0.01),口腔黏膜组织TNF-α、IL-2、IL-8水平均显著升高(P<0.01),大鼠口腔唾液的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P<0.05)、韦荣球菌属(Veillonella,P<0.001)均显著减少,模型组大鼠口腔黏膜上皮细胞增生或局灶性坏死,黏膜固有层水肿、出血,并伴有大量的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浸润;与模型组比较,药物治疗组大鼠溃疡面积显著减少(P<0.05,P<0.01),溃疡评分显著减少(P<0.05),口腔黏膜组织TNF-α(P<0.01)、IL-2(P<0.05)、IL-8(P<0.05)水平均显著降低,大鼠口腔唾液的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P<0.001)、韦荣球菌属(Veillonella,P<0.01)显著增加,葡萄球菌属(Staphylococcus,P<0.01)显著减少,口腔黏膜组织病变程度有明显改善。结论槟榔提取物可成功复制大鼠口腔溃疡模型,其发病机制可能与口腔正常菌群水平降低,潜在致病菌水平升高,破坏其口腔菌群微生物平衡,进而破坏机体免疫系统,引起局部促炎因子升高有关。

创伤性脑疝患者去骨瓣减压术后脑积水危险因素分析以及贝叶斯网络模型构建

目的筛查颅脑创伤后脑疝患者去骨瓣减压术后脑积水的危险因素,并基于危险因素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方法纳入2020年3月至2022年1月在东南大学附属南京同仁医院行去骨瓣减压术的77例颅脑创伤后脑疝患者,根据术后是否并发脑积水分为脑积水组(25例)和无脑积水组(52例),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查颅脑创伤后脑疝患者去骨瓣减压术后脑积水的危险因素,并基于危险因素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校准曲线并行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结果脑积水组患者入院时Glasgow昏迷量表(GCS)评分(t=2.178,P=0.032)、术后腰椎穿刺脑脊液置换术比例(χ2=8.675,P=0.003)、术后血清β2微球蛋白水平(t=11.146,P=0.000)低于无脑积水组,术前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χ2=5.901,P=0.015)、双侧手术(χ2=6.441,P=0.011)、术中未缝合硬脑膜(χ2=9.759,P=0.002)、术后脑室积血(χ2=8.938,P=0.003)、术后中线移位>10 mm(χ2=7.589,P=0.006)、术后并发颅内感染(χ2=4.519,P=0.034)比例以及术后昏迷时间(t=2.709,P=0.008)高于无脑积水组。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前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OR=1.885,95%CI:1.432~2.240;P=0.012)、术中未缝合硬脑膜(OR=1.468,95%CI:1.215~1.930;P=0.006)、术后昏迷时间长(OR=1.574,95%CI:1.358~1.926;P=0.007)、术后脑室积血(OR=1.550,95%CI:1.254~1.768;P=0.010)和术后血清β2微球蛋白水平升高(OR=1.622,95%CI:1.165~1.840;P=0.004)是颅脑创伤后脑疝患者去骨瓣减压术后脑积水的危险因素。基于上述5项危险因素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ROC曲线下面积为0.886(95%CI:0.823~0.925,P=0.000),校准曲线显示预测概率与实际概率之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8.760,P=0.232),表示该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度、校准度和准确性。结论术前合并蛛网膜下腔出血、术中未缝合硬脑膜、术后昏迷时间长、术后脑室积血、术后血清β2微球蛋白水平升高是颅脑创伤后脑疝患者去骨瓣减压术后脑积水的危险因素,基于上述5项危险因素构建的贝叶斯网络模型对术后并发脑积水风险具有重要预测价值。

昌江流域土地利用冲突时空演变及关键影响因子探析

科学认知土地利用冲突的时空演变规律,揭示其关键影响因子的作用,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水土资源矛盾明显的昌江流域为研究区,利用景观格局指数构建土地利用冲突量化模型,以反映流域内2000—2020年土地利用冲突空间位置及强度变化,应用随机森林模型评判重要影响因子,以偏依赖关系图刻画影响因子对土地利用冲突强度变化的边际响应。结果显示:(1)2000—2020年昌江流域土地利用冲突总体处于基本可控状态,且高冲突值呈环绕城区、沿河流水系两侧分布的特点,城乡交错带成为冲突发生的主要空间单元,流域内对水资源的竞争矛盾突出,整体冲突强度大小表现为中游>下游>上游。(2)在影响因子中,距主要道路距离、人口密度等社会人为干扰及年均降水量、距主要水系距离等水资源条件对土地利用冲突强度变化起关键作用。(3)各影响因子与土地利用冲突强度之间呈非线性响应关系,人口的集聚效应、自然本底的约束性等是造成非线性响应的重要原因。昌江流域需要合理制定水资源配置方案,同时严格控制社会经济发展过快带来的城乡用地矛盾。

护士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护士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WFBRC)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干预方案提供参考。方法于2022年11-12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上海市某三甲医院的994名临床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工作-家庭行为角色冲突量表(WFBRCS)、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和心理资本问卷(PCQ)进行调查。结果共回收问卷1115份,有效问卷994份,有效回收率为89.15%。护士WFBRC得分为(75.70±17.62)分,工作对家庭的影响(WIF)维度得分为(47.73±11.61)分,家庭对工作的影响(FIW)维度得分为(27.97±8.89)分,WIF维度得分显著高于FIW维度(P<0.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能级、科室、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是护士WFBRC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护士WFBRC呈中等偏低水平,工作对家庭有更大的影响;护理管理者应重视护士工作状况,采取措施改善护士WFBRC状况,以促进护士工作和家庭和谐发展。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右转车与非机动车冲突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为分析车速、周期、冲突位置,以及交通量等因素对城市平面交叉口交通冲突的影响,从机动车特性、非机动车特性、交叉口特性三方面初选21个影响因素,选取南宁市桂林市4个典型平面交叉口进行实地调研,记录右转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345条交通冲突数据作为分析样本,采用随机森林法分析城市交叉口右转车与非机动车风险构成要素间的致因及其显著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交叉口中右转车与非机动车速度、各进口道周期、绿灯时长、交通量越大,发生冲突的概率越大;当机非冲突位置在交叉口中时,冲突的发生概率越大,应加强右转车在交叉口与非机动车转弯的安全风险防控。

早产危重症患儿决策代理人决策冲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调查并分析早产危重症患儿决策代理人决策冲突现状与影响因素,为构建决策冲突应对方案与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早产危重症患儿与决策代理人一般资料问卷、中文版简易决策冲突量表、家庭功能评估量表(FAD)及医疗决策知情程度调查问卷对205例早产危重症患儿决策代理人进行调查。结果 早产危重症患儿决策代理人决策冲突量表得分41.74±5.18分,FAD得分143.54±16.70分,医疗决策知情程度得分17.07±0.38分。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代理人文化程度、患儿胎龄和患儿出生体质量均是早产危重症患儿决策代理人决策冲突影响因素(P<0.05),其中,代理人文化程度、患儿胎龄和患儿出生体质量越低的代理人其决策冲突水平越高。结论 早产危重症患儿决策代理人存在高水平的决策冲突,且代理人文化程度、患儿胎龄和患儿出生体质量均是早产危重症患儿决策代理人决策冲突影响因素。

基于随机参数Logit模型的车辆冲突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为更全面研究高速公路车辆冲突风险的影响因素,笔者考虑微观与宏观因素影响,分析其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建立了随机参数Logit模型对其进行分析。使用高分辨率车辆轨迹数据,以碰撞时间(time to collision,TTC)为风险识别标准,提取风险发生前1 s内数据,处理得到车辆自身运动状态、与周围车辆的微观交互以及路段宏观交通流状态三类特征,并基于皮尔逊相关系数和嵌入法进行特征筛选;以筛选后的特征作为模型自变量,以车辆是否存在冲突风险为因变量,分别构建随机参数Logit模型以及考虑均值异质性的随机参数模型并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考虑均值异质性的随机参数Logit模型拟合效果最好,且三类变量均对冲突风险有显著影响,其中车辆自身运动状态的波动以及车辆与前方车辆的速度差与风险呈正相关,相邻车道的大车比例与风险呈负相关;车辆自身运动状态以及与前方车辆的微观交互两类特征对冲突风险影响较大,而宏观交通特征的影响相对较小。

卵巢癌患者医患共同决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卵巢癌患者医患共同决策现状,分析影响因素,为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中文版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问卷和决策困境量表对205例卵巢癌患者进行调查。结果卵巢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态度总均分为2.39±0.57,决策困境总分为34.23±5.79;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首次治疗、决策困境是参与治疗决策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卵巢癌患者参与医患共同决策态度积极,决策困境呈中等偏上水平;医护人员应针对影响因素提供个体化指导,以降低患者决策困境,提高患者共同决策参与度。

上海市 19 所三级医院护士主观社会地位现状及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了解上海市三级医院护士的主观社会地位水平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上海市19所三级医院的6539名护士,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MacArthur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组织公平感量表和护士职业获益感量表进行调查。结果护士主观社会地位总分为(5.50±1.34)分,组织公平感总分为(77.97±14.83)分,职业获益感总分为(115.90±19.39)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是否有子女、初始学历、税后年薪、工作科室、职务、户口所在地、经历医患冲突的次数、组织公平感和职业获益感是护士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因素(均P<0.05),共解释总变异的35.7%。结论上海市三级医院护士的主观社会地位处于中等水平,建议可以通过提高护士收入,推进护理高等教育发展,提高护理工作专业性,提高组织公平感和职业获益感等措施提高护士的主观社会地位。

肺部肿瘤病人术前决策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肺部肿瘤病人术前参与治疗决策及决策困境的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天津市某三级甲等医院2022年8月—11月肺部肿瘤科收治的行胸腔镜手术的病人200例,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决策倾向量表(CPS)及决策冲突量表(DCS)对病人进行调查。结果:肺部肿瘤病人术前决策过程中,102例(51.0%)倾向于与医生共享决策,而在实际参与过程中119例(59.5%)为被动决策。病人决策冲突总分为(28.76±9.61)分,有53.5%的病人存在决策冲突。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对疾病的了解程度、医保类型以及合并慢性病数量是肺部肿瘤病人决策冲突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结论:肺部肿瘤病人术前决策倾向与实际参与存在差异,决策冲突水平比较高,且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医护人员应重视术前对病人决策能力的评估,尊重其决策倾向,同时通过构建个性化的决策辅助工具,为病人提供适当的决策支持,提高决策满意度。

面向多类型交通冲突的道路条件及交通状况影响评估

交通冲突为交通事故发生前的潜在状态。探究静态路段属性和动态交通流特性等宏观特征对于交通冲突的影响至关重要,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2辆车之间的危险状态,对于涉及多个交通主体的冲突缺乏重视。为有效提取包括单一冲突和连锁冲突在内的多类型交通冲突,基于无人机采集的车辆轨迹数据首先识别车辆对之间的单一冲突,另通过关联匹配辨识连锁冲突,并基于聚类将连锁冲突划分为纵向风险下降模式、纵向风险增加模式和横纵向高风险持续模式。构建巢式Logit模型探究宏观交通属性及路段条件对多类型单一冲突和连锁冲突的影响,结果表明合流区和基本路段为单一冲突的高发区域,而分流区和交织区为连锁冲突高发区域,尤其会导致横纵向高风险持续模式的发生,但车道数的增加有助于减少严重连锁冲突的发生。此外,主线交通密度增大,连锁冲突发生概率增加;匝道与主线的流量比增大时,连锁冲突更易发生,其中纵向风险增加模式对交通流量最为敏感。将各类型冲突发生的交通流条件与宏观基本图结合分析,表明各类型交通冲突的发生次数存在峰值,且路段上交通冲突发生最多的临界密度要高于同一路段宏观基本图的临界密度。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多车连锁冲突发生的宏观原因,有效阻断其演化为连锁碰撞。

存在证据冲突的临近空间飞行器遥测数据相关性评价与融合方法

为了解决单一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在分析临近空间飞行器遥测数据时存在局限性以及证据冲突问题,在相关系数分析评价与优势组合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支持因子的证据理论融合算法。首先分别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Spearman相关系数与距离相关系数对遥测数据进行相关性评价分析,表明3种相关系数可优势互补。其次,建立了基于支持因子的证据理论融合算法,实现证据的冲突基本概率赋值函数分配,避免Dempster-Shafer证据理论(D-S证据理论)的一票否决和合成规则失效问题。最后,利用3种相关系数构造相关性证据并开展遥测数据相关性分析实验。结果表明:基于支持因子的证据理论融合方法能使Pearson相关系数、Spearman相关系数与距离相关系数的证据融合更加合理;在证据冲突大的情况下,相比相容系数的证据理论融合方法,相关概率计算结果准确度提高约6.55%,能更有效地处理证据冲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