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儒家之“诚”:庞德真诚诗学及其共同体想象

“真诚”在庞德诗歌、翻译及评论中高频出现,是贯穿其创作生涯的核心准则和理想追求。通过拆解和重组儒家相关先行术语,庞德勾连“诚”的意义链条各环节,将儒家之“诚”重构为以自知为内核的概念复合体,为探究其真诚诗学提供微观入口。从“技艺检验真诚”到“文本话语的诚实”,庞德的真诚命题揭示其回归自我并精确表达自我的尝试,彰显其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及其诗学思想社会化倾向的加深。同时,庞德以古代中国为镜鉴,铺展共同体想象,回应现实问题与时代诉求,在中西文明交汇中追寻基于真诚的价值认同。以真诚为起点审视庞德诗学体系建构,对于厘清其诗学观嬗变及诗学革新实践、探析其中国情结与国际视野、熔铸中西共同体理念与价值共识,乃至破解当今人类面临的共生共存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以道论诗与以诗言道:宋代理学家诗学观原论——兼论“洛学兴而文字坏”

宋代理学家以道论诗,曾用"自成文"、"人心感物"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等说法,建构起一套诗学观,包括诗歌生成论、诗歌价值观及诗无工拙论等,认为最好的诗是圣贤摅发胸中所蕴,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可为。他们又以诗言道,诗就是道,不能载道的诗应当删去。总之,理学家所论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诗。这些论调对传统诗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并导致宋诗的急遽衰落。

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扬雄典事及其主导取向——以扬雄的儒学史境遇为参照

扬雄典事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较高。相关诗篇大都围绕扬雄的高才命世、寂寞不遇、恬淡自适而着墨,并形成扬雄宅、扬雄赋等内涵较为稳固的意象。扬雄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则先升后降,北宋以前,地位较高,宋明程朱理学盛行以后,扬雄被称为莽大夫,受到排抑。儒学视阈中的扬雄进入诗歌领域,或者汇入寂寞自适等主流题材,或将之塑造为躁进失身的曲士,但后一类作品不但数量有限,且不能动摇古典诗歌中业已生成的扬雄典事内涵的稳固性。

元明宗唐论与师心说的理论省思

元明诗学对宋诗的扬弃和对唐诗的尊重,是以理学与心学的融合作为思想支撑的。宗法盛唐的提出,是出于建构新文统的需要,而文统所强调的恢复风雅传统,使得元明诗论开始系统反思唐音的形成,其宗唐也不再如宋代那样局限于宗法盛、中、晚,而是提倡以师心为本源、师古为补充,以重建新的诗歌典范。

吴澄的诗学性情观

在哲学和诗学领域中,性情观是颇为重要的概念。吴澄是元代大儒,他继承宋代理学思想,对性情观做出了诗学解释。吴澄的诗学性情观包含性情之真和自然性情两个方面。性情之真表现为个人的个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与调和;自然性情表现为创作论和天人合一之境界。吴澄通过性情论连接哲学和诗学,并且建立其全新的理学诗学,不仅影响了元代延祐的雅正之风,也奠定了明清诗学解放思想的基础。

濂洛风雅的主潮及其余波流衍

宋代理学诗派有五祖一宗、二流三派,逻辑发展过程可分为六期。五祖为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一宗为朱熹。二流指雅流和俗流。三派为放旷派、洒落派、敬谨派。以理学为精神底蕴、体现了濂洛理学诗派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诗作称为"濂洛风雅"。周敦颐诗歌是"濂洛风雅"之初澜,二程及其门弟子的诗歌是"濂洛风雅"之主潮,南渡后的洛学后学之诗为"濂洛风雅"的余波。在武夷理学诗人群体中,崇安刘氏家族起着骨干作用,刘子翚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的诗教和创作实践为朱熹指明了诗歌创作的方向。朱熹既是思想史上的泰山北斗,也是理学诗派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