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德政的形上学认知基础

西周时期的天命信仰增加了伦理和道德内涵,构成了当时政治合法性与正义性的基础。先秦儒家把天意政治改造为民意政治,同时为政治设定了超越性的形上学基础,不但使政治具有了较强的人文价值,还使得政治具有了道德信仰根基。政治是完成儒家形上学认识论目标的重要环节,政治实践通过践行天道而通达天命。政治实践是个人德性修养的过程,也是把握超验性之天、天命和天道的过程,最终目的是实现超验(天)和经验(人)的统一。天的“好生”之德决定了儒家德性政治既要维护生命的多样性,又要维护人类群体中贫弱者的利益,从而确保生态正义和分配正义。

信念如何解决荀子道德动力问题

引入西方行为哲学的研究成果,以信念为核心说明道德动力问题,是近年来荀子研究的一个重要进步。信念可以分解为“信”和“愿”两个部分。“信”与认知相关,指对道的认识,重点在真。“愿”与情感相关,指乐意行善,重点在心甘情愿。荀子重视“信”,重视认知,但对“愿”过于乐观,理解不透,“信”与“愿”有一间之隔,致使其学说有道德无力之弊。以为“信”自然能够派生“愿”,只要加强认知,给足行动的主观理由和客观理由,就可以解决道德动力问题的想法,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儒家生生伦理学以三分法为基础,将“信”纳入智性范畴,将“愿”纳入仁性范畴。智性是认知,可以认识道,信任道,达到真。仁性是伦理心境,伦理心境有先在性,决定人本身就有道德的要求,自愿行善。如是,信念才能真正落实,由知到行才有充足动能,荀子道德动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情深而文明:先秦儒家祭祖礼仪及其借鉴价值

自先秦时代以来,祭祀就贯穿着中国人的整个社会生活,与战争一同被视为关系到国家存亡兴废的家国大事。据现有儒家典籍记载,先秦祭祖礼仪主要包括丧祭、时享、祫禘三类。宗庙是进行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墓祭也是被允许的。儒家肯定人内心的真情实感,认为人们因哀痛思慕而制定祭礼。“称情立文”与“立中节制”是儒家祭祖礼仪立制的两个主要原则。礼是表达内心真情实感的外在形式,诚与敬是践履祭礼的两个核心要求。儒家祭祖礼仪以涵养个体道德情感与构建人文主义信仰为两大价值指归,这对当下公民道德修养与社会伦理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儒家哲学的生命信仰——以孔颜之乐为中心

随着阅历的增加及修养的进一步提升,晚年的孔子有“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之论。这里的“乐”当然是因“学道”“诲人”带来的。这其实就是孔颜之乐的内涵,即把对“道”的学习与追求,内化为生命的信仰,而后又用于指导实践。这一生命的信仰超越了功名利禄,故能收拾人心。具体地说,从三个方面影响了士人的行为:第一,给予士人生命的意义。第二,给予士人人生的前进动力。第三,给予士人学术的方向。这一思想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乐广的“名教中自有乐地”还是范仲淹的“瓢思颜子心还乐”皆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并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及后来的士人。宋明理学的主题其实也由范仲淹开启。

论原始儒家的人文信仰

原始儒家人文信仰经过巫觋文化和祭祀文化的历史奠基,生成于礼乐文化之中。礼作为原始儒家人文信仰的载体,其法天道的教化机制,建构了人文信仰从天文走向人文的生成理路。孔子“克己复礼”的命题强化了“仁与礼”的密切关系,使得“仁与礼”的统一成为人文信仰完备的理论体系。“仁与礼”的统一表现在内心德性与外在德行、情感秩序与理性秩序以及无形中道与有形中道三方面的统一。原始儒家对于人文信仰的体系建构,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对于我国的文化自信和社会治理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孔子思想与昆仑文化

孔子思想深受昆仑神话及昆仑文化观念的影响。孔子将源于昆仑文化的不死观念理论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观念形态,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品格。文章探讨了儒的起源问题。孔子思想中对鬼神是否存在的态度显得暧昧不明,其原因正在于孔子的理性精神与儒的起源之间的矛盾。儒起源于巫,而且儒家之“礼”也源于祭祀。文章还探讨了儒家同昆仑文化的联系。孔子倾慕周文化,而周人正是昆仑文化最重要的创造者黄帝族的后裔。周人的孝观念被孔子理论化,成为儒家核心范畴仁与礼的基石。关于儒家孝观念与昆仑文化的关系,儒家讲求“无后为大”的孝观念,实际来源于昆仑文化不死观念。孔子强调家族的尊重和孝敬,这与昆仑文化中对祖先的崇拜和尊重紧密相关。在世界轴心时代,西方、印度从宗教的彼岸世界观念出发,寻求超越精神、永恒之道,完成轴心期突破;中国的轴心期突破即孔子从昆仑不死观念出发,以孝道观念完成此岸世界的现世超越。在昆仑文化对孔子思想乃至中国文化观念的影响中,昆仑不死观念成为中国文化重视现实世界、忽视彼岸世界、向往集体救赎、漠视个体救赎的思想源头。

建筑师的“匠”“哲”“儒”“艺”

建筑行业的专业细分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是当下建筑师集体焦虑的背景和根源,文章从历史语境出发,回顾了建筑师职业身份的寻求过程,传统工匠在不断总结和适应新技术的同时,融入了文人社会并跻身仕途,在争夺行业话语权的同时,实现了建筑师职业意识的觉醒,将建筑师从工匠群体中剥离出来。而信息时代的“数字工匠”似乎模糊了建筑师的职业边界,传统的“匠”“哲”“儒”“艺”需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强化职业自信,拓展职业视角。

山东巧女故事的类型分析与儒家文化透视

巧女故事是民间故事的一个类型,以表现女性的才智、口才与理解力为主题。学界在巧女故事的故事范型、角色类型、思想基础及艺术特征等方面研究成果丰富。但山东巧女故事在故事类型、巧女形象、文化意蕴等方面有待研究。《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山东卷》中共有18则巧女故事,分为善处事型、善说话型、善理解型三类,体现了山东巧女在“心、口、智”方面的综合之“巧”。“仁者爱人”“和为贵”、敬养父母、“积极入世”、陋巷箪瓢的儒家思想在山东巧女故事中表征为维护家庭稳定和谐、处事心态乐观开朗、生活勤俭自强的价值标准与处事原则。该文对山东民间故事的类型研究、儒家文化的民间形态研究以及儒家文化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研究有一定意义。

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

抗战时期,黄陵祭祀典礼逐渐演化为"党国"的新政治文化传统,而且在其进程中出现了国共两党三度合祭黄陵的特殊景象。这一祭祀典礼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党国"构建"党治"与"礼治"融通的新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上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党国"的祭祀典礼方略并不符合政治民主的时代潮流,黄陵祭祀典礼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动员力与政治整合力。

汉晋之际儒学信仰的危机与演化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儒学教义在各个层面上的日益普及,儒学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其后,儒学信仰却发生失效的情形“。道”的迷失,生存忧患以及形上困惑,导致儒学信仰危机的发生。西晋采取诸种手段,欲重建儒学信仰,但经过时代精神洗礼后的儒学已玄学化。

儒家学说中关于“天”的观念和信仰及其历史演变

本文认为,儒家学说中的"天"具有宗教意义,自秦汉至宋明,它经历了一个从既有道德理性又有好恶等意志情感的"天"到只有道德理性没有具体情感意志的"天"的历史演变过程;与此相应,"天"主宰世界的方式,也从直接通过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转变为一种间接的方式,即通过"天命"使"天理"内在于万物和人类,从而使万物和人类直接受其天赋之理(性)的支配。

信仰的生存论根源及儒学的现代价值

在现实生活中,人具有多方面的需要。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人的需要之所以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内驱力,主要在于人有理性。然而,理性是人的福音也是人的祸因。因为正是理性使人处于一种永恒的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状态中,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类、人与自我的深刻矛盾。这种种矛盾在现实中无从解脱,常使人去寻求另外超越的途径。这就是信仰。如何寻找人的精神家园正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儒学以其对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及其自我完善等生命智慧的深刻性,展示了其在现代人重建精神家园中的积极意义。

至善理性信仰与企业家道德信仰的构建

通过对企业家道德信仰已有研究的回顾,明确了至善理性是道德信仰的价值目标和核心内涵,通过对信仰思想渊源的分析,厘清了至善理性的价值逻辑体系,并借助孔子的思想体系的启示,构建了企业家道德信仰的基本框架。

论儒教的宗教性质——《中国儒教论》前言

《中国儒教论》意在通过儒教与其他宗教进行比较,来揭示宗教的本质,进而阐明儒教的宗教性质。宗教的本质特征只有一个,那就是对神的信仰。而神,乃是超自然力的化身。至于这种化身取何种形象,则要以具体情况而定。

中国庙学教育实践及其启示

庙学教育作为中国古代地方官学的一种主要形式在教育史上曾占据核心的地位。而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其研究很不够,仅有的几个学者对庙学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对其进行历史梳理的层面,对庙学教育内在的意义以及对当代教育的启示一直缺乏深入的探讨。该文在简要梳理庙学教育传统的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内在结构,探讨庙学教育对当代教育的启示与意义。

封禅起源于战国新说

封禅是一种帝王祭天地的礼仪,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国家祀典。历史上虽然有很多文献记载上古三代时期就已经有封禅的祀典存在了,但这类记载并不可信。事实上,通过梳理文献和考察史籍可知,儒家的早期经典中并没有有关封禅礼仪的记载,《史记》和一些纬书中有关早期封禅礼仪的记载都是后起的,是受战国时期谶纬学说影响而产生的。另外,历史上祥瑞天命学说的发展及其在封禅学说中的应用时间,也能够证明这种观点。

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及其宗教思想

理雅各对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中国典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翻译。他的翻译是被他独特的宗教思想所驱动的。理雅各的宗教思想是他在长期传教实践中和对于中国传统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的深入理解之后所形成的。本文首先阐述了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及其影响,其次深入解析理雅各的宗教思想及其成因,最后通过对其译著的研究,进一步分析在他的译著中所体现的宗教思想。

信仰控制与道德渗透——儒教影响民间信仰的途径分析

作为官方信仰的儒教具备运用权力优势影响民间信仰体系。对于具有自发性、功利性、多元性的基层民众信仰,儒教采取认同与限制并举的两手策略,力图防止和纠正民间信仰对儒教轨道的偏离。在官方推行神道设教的过程中,儒教主导着一种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取向的造神运动,通过圣贤人物的神圣化与民间神明的道德化实现对民间信仰的道德渗透,以确保儒教系统向基层社会的延伸。

圣贤崇拜与儒家政治伦理的社会实践

圣贤崇拜是指我国民间信仰中将历史上的圣王贤臣神化、奉为神灵并加以崇拜的现象。这一类信仰形态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发展与儒家为政以德的社会政治理想、神道设教的价值取向有紧密的关系。历代王朝政权往往将通过审核的神灵纳入正祀、赐予封号、建庙祭祀,以使民众明德行善,实现规范和疏导作用。而在演变过程中,圣贤崇拜又表现出民间信仰独立的发展规律与情感特征。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儒家政治伦理秩序、王朝权威与民间信仰本身三者之间丰富的互动。在和谐社会文化建设的进程中,继承、发展其中的优秀文化价值,将有利于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伦理自觉意识,促进社会主义德治观念在民众中的传播和发展。

被世俗理性利用的神灵们——浅析儒家文化对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影响

作为正统思想存在的儒家文化长期左右着中国民众的思想意识,受着世俗理性支配的人们因此常常表现出极端重视现世生活的人生态度,即使信奉某一神灵也常是出于功利动机——为了求得神灵对现世生活的保佑或借助神灵摆脱实际生活中的困境,而很少追求灵魂上的皈依。中国民众淡漠的宗教意识和对宗教无可无不可的意向使超凡脱俗的宗教不得不依据中国民众的现实需要而改头换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宗教制度在中国的出现,而完全意义上的神学至今仍未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