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儒术”与“儒学”的融合——以诏令引经为视角

“儒术”定型于汉武帝以后,在西汉中后期逐渐与“儒学”相融合。帝王诏令常征引儒家经典,武、宣时期主要以儒家经典为既定的政策提供依据,为“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披上儒学外衣,元、成、哀、平时期以儒家经典为出发点制定政策。儒家经典成为诏令的直接理论来源,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无不体现儒家思想。

论魏晋经学与文学复古之风

经学尤其《诗经》仍然是支撑魏晋文学的主流意识之一。在诗歌体式上,魏晋文学大量摹拟《诗经》,以四言为主;在诗歌题材和主旨上,直接摹拟《诗经》,创造出拟经诗、补亡诗、拟《诗》诗三种类型,复古之风达到了空前炽烈的局面;在艺术风格上,以雅颂为主、又以风入雅,从而对如何继承《诗经》的文学传统提供一次集大成式的探索,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西晋“十九博士”所掌师法考--以《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为参照

西晋武帝时期太学中"十九博士"的师法所守,由于史料缺载,一直是中古经学史研究中的难题。自民国以来,陈汉章等多位学者均曾有所考定,但歧见纷出,未获共识。而《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中关于晋初辟雍礼"并用三家义"的记载对于这一问题的考辨具有重要价值。根据此碑,可知马融、郑玄、王肃三家礼学在晋初均具官学地位,而结合汉魏以来的经学史传统,以及《三国志·王肃传》《宋书·礼志》《隋书·经籍志》中的相关记载,亦可对西晋时"三礼"的经传关系、《论语》《孝经》在太学中的传习方式等问题进行考证,西晋"十九博士"所掌师法之疑案由此遂可探知。

从崛起到鼎盛：魏晋经学“中衰”论辨正

魏晋并非＂经学中衰时代＂,而是中国经学发展的第二个繁荣期。钩沉史料,见诸史籍,可考的经学著作660种。其中三国189种,西晋165种,东晋306种。抉破町畦、思想多元,兼容并包、形式多样,并由此而形成的古文与今文融合,训释与义理并存,阐释与驳难共生,是魏晋经学的基本特点。魏晋经学,不仅＂学不在朝而在野＂,其传授方式与汉代不同,而且既延续汉代经学,又不断挣脱政治枷锁、回归学术理性,其学术发展也与汉代有别。魏晋经学的崛起、拓展、繁荣,既与汉代深厚的经学传统密切关联,表现出经学的政治依附性,又与汉代以降,家门之学的盛兴、民间经学的崛起、物质文明的进步密切关联,表现出经学发展的时代性。

“苏学盛于北”说再考察

“苏学盛于北”本是明清学者对北宋三苏父子特别是苏轼的文学、艺术在金朝统治的北方地区广泛传播情况的概括。但学界有一股倾向,认为这里的“苏学”不限于文学、艺术,还包括苏氏的经学著作、哲学思想。实际上,从苏氏经学著作的刊刻、宋金文化的交流、金朝科举的主流、金朝儒学发展的阶段性,以及金朝晚期理学与苏氏经学在北方地区的势力比较等方面来观察,苏氏的经学及其哲学思想在北方长期不受重视,晚期虽然得到一些大儒的青睐,但同时理学也“复苏”过来,理学势力明显在苏氏经学之上。因此,那种试图把“苏学盛于北”的“学”扩大到儒家经学层面的做法,并不符合实际。“苏学盛于北”说只适用于文学艺术层面,而不能说在儒家经学和哲学方面也可以应用。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发展的错综复杂性

无论从思想还是从学术层面而言,儒学在魏晋仍然具有无可置辩的话语霸权,因此儒家诗学也毫无疑问成为影响魏晋诗学的主要元素。汉儒关于诗歌美刺的社会功能、比兴讽谏的艺术特征、情志合一的生成理论、崇尚雅颂的审美蕲向都对魏晋诗学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随着儒学的式微、玄学的勃兴、佛教本土化的完成,逐步形成了魏晋儒玄释三家并峙的文化格局,从而使经学与诗学的发展也具有不平衡性,或经学衰微,以儒学为底色的诗学比较兴盛;或经学繁荣,而以儒学为底色的诗学又处于退隐状态。只有西晋初期经学与诗学的发展呈现出相对的同步性。

西汉后期的文人与环境之关系——以扬雄的述作经历为中心

西汉后期是汉代文学与文化转向的关键时期,扬雄是此期转向的代表人物。以扬雄的述作经历为线索,可以透视其人生轨迹与知识结构、价值追求三者的关联,推及西汉后期地方文化与京师宫廷文化对文人述作的不同影响。扬雄早年居蜀时期,作品“文似相如”,他的地方知识结构和人生价值追求,折射出蜀地重辞赋的文化风气。扬雄入京投靠外戚王氏,被荐为待诏后,待诏承明殿,奉诏作《甘泉》《河东》《羽猎》三赋,博涉经传、子史,知识承载量激增。任为郎官之后的扬雄,供职黄门,受宫廷郎官群体重经学、尚博通的文化氛围影响,转而深深认同儒家经学的价值主张,而中秘藏书为其提供了无限的智识资源,他最终选择石室观书和个人著述来安顿人生的价值。扬雄的这种著述经历,大抵反映了西汉末年文人群体的整体动态。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论经学与诗性思维的关系

经学属于广义的哲学和史学范畴,在理论形态上具有"诗性智慧"和"玄学智慧"的双重特点。魏晋是一个浓于诗情且又哲学发达的时代,诗性与哲思的二元统一是魏晋诗学的基本特点。魏晋经学与诗学所包含的诗性自然的生命意识、诗性哲学的玄学思维以及诗性历史的史学观念,都呈现出"诗性"与"玄学"二元统一的关系。哲学和史学的诗性化与魏晋诗学的哲理化,使经学与诗学在诗性思维上构成了互证生生的内在关系。经学与诗性思维关系研究,是魏晋诗学的审美范式和话语方式展开的理论前提,也是重构中国诗学话语体系的一个基本维度。

魏晋经学的演变

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发生演变，而其传统地位在黄河流域仍得以继续。汉魏之际，汉学衰而郑学盛；魏晋之际，王学出而郑学衰。魏石经的刊刻，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西晋王朝的覆亡，王学亦为后人所弃，但儒学传统仍在中原地区继续传承。

清儒戏曲观探考

清儒的戏曲观大多集中在对戏曲地位和功能的认识上,并且受所处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清初理学家对待戏曲的态度基本以反对或轻视为主。清中叶汉学家的经学本位主义立场决定了对戏曲的态度,或是将戏曲视为经学的附庸,认为戏曲有功经学,或是将戏曲视为小道。清末的学者大多能认识到戏曲启发民智和启迪人心的作用,努力提高戏曲的社会地位,并推进戏曲的研究。大多数清儒对戏曲的态度较为矛盾,一方面他们爱好观剧,为戏曲剧本题写序跋,肯定其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却从内心轻视戏曲。这种矛盾态度与戏曲本身的内容取向和审美取向有关。

拟经拟圣,匡扶大道——扬雄经学诠释的历史影响

《太玄》《法言》《方言》三部经学诠释著作,确立了扬雄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其著述不仅在后世有大量的整理和研究,而且对后世学术思想主流产生了重要影响。经学体例"拟经"传统的形成,两汉之际经学诠释转向,东汉儒学的批判思潮兴盛,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发展,宋明理学的经典建构和义理诠释等,都有扬雄经学的深刻影响。了解和研究扬雄经学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扬雄奠定的经学、蜀学优良学术传统。

深化·拓展：西晋经学发展再考论

西晋是魏晋经学繁荣期,钩沉史籍,可考经学家90人,经学著作165种。其经学以《易》《礼》《春秋》最为发达,探求天人关系,恢复伦理秩序,镜鉴历史教训,追求国家一统,是其主体思想倾向。其学术渊源,既受青州与荆州、蜀与吴的经学影响,也受河内玄学经学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调和诸家之说,寻求更为圆通的阐释范式,是其基本的学术倾向。在理论形态上由训诂章句而走向阐释义理,在意识形态上由学术化而走向政治化,是西晋经学的基本发展轨迹。这种特点的形成及其嬗变,有学术发展的内在原因,也有国家政治的外部原因。

魏晋经学探略

魏晋经学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1.郑学与王学的争论 ;2 .经学与魏晋玄学的结合 ;3.春秋学的发展 ,从其三个阶段发展可以看出 ,魏晋时期经学并非中衰 。

论西晋武帝时代儒学建设的得与失

西晋武帝敦倡儒学的举措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制礼作乐,重视礼乐文化建设;以儒家思想为准绳,加强吏治建设;以儒兴教,注重儒家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移风易俗,提倡节俭。这些举措带来了一定成效,但西晋儒学最终却走向衰微。究其缘由,首先在于统治者首鼠两端,不能保证儒学建设的一致性与连续性,导致世风日下;其次是由于官吏持身不检,缺乏务实勤政之心。

儒者化与经学派别化:论西汉前后期统治集团身份的转变

西汉建立,为达到统一的封建国家的专制统治,首先要有一个在政治思想上统一的政治集团。因此,以文、景帝两帝发其端,以武帝大力推崇,从而使汉代统治集团儒者化。至宣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则开始出现经学派别化。首先是齐鲁学派之辨,进而是经今古文学派之争。统治集团儒者化,确立了儒家学者在政治统治当中的主角地位;而统治集团的经学派别化,则使经学变成某一权力集团的政治工具。

经学传承与家风养成: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南北朝经学研习与传承的突出特点就是以家族为中心。以家族为中心的经学研习与传承,从源头上可追溯至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及其家族后人。在官学衰败与家学兴盛的背景下,世家大族开创了以家族模式来传承学术、培育子弟的教育体系。家风和家学是家族教育体系的两大要目,是实现家族门第世代传承的核心要素。世家大族对于《孝经》与三《礼》的研习与传承,推动了《孝经》与三《礼》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养成了士族子弟孝友之内行的家族风操。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之间的相互因袭,再加上儒家经学与士族门第之间存在的天然亲和力,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家族的核心思想信仰,儒家经学成为家族的核心家学内容。世家大族在家训中所秉持的教人之方与为人处世之道,同样是以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为核心,并落实在家族子弟日常生活的言语行为之中。以家族为中心的经学传习,延续了因官学兴废而时有中断的官方经学传承,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历史使命。

汉唐之间图书文献四部分类中子部与史部的换位

汉唐之间,史部在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中的地位及其变化最为显著。《汉书·艺文志》中,史学附属于经部之下,没有独立的史部类属。因受时代激发,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获得多途发展,经学与史学开始学术分离,并逐渐摆脱从属于经的附属地位。与此同时,文史之间开始出现裂隙,异路而行,史学与文学的学术界线变得清晰起来。在此期目录学家的图书分类上,由"子"在"史"先演变为"史"居"子"前,实现了史学地位的跃升,经、史、子、集四部的序列位置就此确定下来。子部与史部的换位,从表面上来看,是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方法的调整和改变,实质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发展及学术分野在图书文献分类上的反映。

孙绰《论语》注中的孔子形象分析

孙绰《论语》注集先秦、汉晋孔子形象之大成。在其《论语》注中,孙绰一方面结合三玄及其魏晋玄学的学术成果,继续将孔子老庄化、易学化,体现了《论语》在东晋的进一步玄学化特征;另一方面又结合东晋玄学家注经的返儒特色和当时佛学的深入,大力挖掘、恢复《论语》文本中原有的孔子圣师形象,保留了汉注中孔子神学化的痕迹,更将其佛学化,深刻地展示出东晋儒家经传诠释的两大特征———儒玄双修与援佛注经。

两晋学校教材述略

两晋学校教育受社会动荡纷争影响而剧烈变动,在整体衰退的同时,官私学及家学教育的体制与内容又有新特点。学校教材依据教育类型、层次及课程教学的需求有所调整和拓展。儒经教材"独尊"地位不复存在,诸多学科专业教材运用于教学活动中,发挥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的积极作用。两晋学校教材不仅增添了古代教材史的添新素材,而且在思想文化史上也有一定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