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家庭社会捐赠与共同富裕

鲜有文献基于中国的微观数据探讨儒家文化如何影响家庭社会捐赠与共同富裕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各城市孔庙数量、清代进士人数和儒家书院数量等指标互为补充地衡量当地儒家文化浓厚程度,系统探究了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与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1)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提升了家庭社会捐赠倾向并扩大了家庭社会捐赠规模。(2)潜在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儒家文化通过提升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家国情怀促进了家庭社会捐赠。(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之间存在一定差异。(4)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贫富差距大会强化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促进作用,而邻里效应和对外开放程度弱化了这一促进作用。(5)进一步研究发现,儒家文化通过促进家庭社会捐赠支出缓解了收入不平等程度、促进了共同富裕。因此,应当大力弘扬儒家文化、积极提升普惠金融发展质效、积极孵化培育慈善组织和不断提升医疗保险覆盖率。

先秦儒家“亲亲相隐”原则的实质及其法伦理意义

在古代中国,亲亲相隐原则萌芽于先秦儒家。作为一种法律思想,亲亲相隐原则最能反映儒家"亲亲尊尊"的伦理实质,其实质是一种"权",其目的是一种给以血缘亲情一定的自由空间,将一定范围内的法律权力授权给家庭。从法伦理意义上说,亲亲相隐原则是儒家仁爱精神在外扩展过程与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的一种选择。同叶,也赋予法律一定期待可能性,即在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中给予血缘亲情一定的自由空间,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且可以软化国家法律的残酷性。

儒家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亟须消费拉动,这使得对中国居民“高储蓄率”之谜进行全面、客观解释尤为迫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和相关历史资料,从儒家文化视角分析了家庭高储蓄率的原因及背后的作用机制。为克服内生性偏误,选取明清时期状元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地区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的地区,家庭“男孩偏好”的观念越强,储蓄率水平越高;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抑制了家庭投资风险资产,进而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异质性结果显示,儒家文化对低教育水平、中西部地区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家庭储蓄决策影响较大。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居民储蓄和消费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同时,应加强文化宣传和教育,完善养老金保障制度,消除生育偏好等对扩大内需带来的束缚。

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历史评析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儒家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家庭教育思想继承了儒家传统家庭教育中的孝悌、立志、重教、勤俭等许多精华思想,但也存在浓厚的封建宗法意识。由于曾国藩的个人经历和所处封建末世的时代特点,他在家庭教育中“匡时救世”和“持盈保泰”、“明哲保家”的思想是并存的。实事求是地评析其家庭教育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家庭教育仍具有积极意义。

新见元代徽州儒户帖文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徽州家谱所收《休宁县儒学教谕刘文新袭儒户帖文》的解读,首先以具体例证明确了元代儒户承袭的一般程序,同时对至元二十七年儒户抄籍的法律效力也加以了确认。其次,确定了作为宋代以来学校执事官的斋谕,在元代亦得以延续,并可以在家族间承袭。正是由于斋谕在元代的准学官地位,帖文中刘文新方在时隔十一年申请确认其儒户身份并承袭斋谕。最后,通过进一步分析帖文的内容,确认家谱中对刘文新及其父刘福龙所任学官的记载,基本明确了明代嘉靖年间家谱纂修之际被美饰后的始迁祖刘福龙和刘文新的身份。

民以籍定:明代的儒籍及其民籍化

明代儒户来源复杂,主要由元代遗留儒户、明初业儒者、皇帝赐籍、先贤后裔四部分组成。儒户是一种身份性户籍,依来源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经济地位,而业儒是儒户的本业。正统以后,儒籍民籍化已是大势所趋,并逐步成为民籍的二级户籍。至明末,儒籍又出现了新动向,四氏贤裔和至圣裔籍出现,成为儒籍的二级户籍。就四氏贤裔、至圣裔籍与民籍、儒籍的关系来看,明代户籍结构显然是层级的,而不是平行的。明代儒籍的分化演变,是在户籍制度变迁的大背景下完成的。

儒户、生员与元明社会管理模式变迁——以基层儒士优免为中心

元明易代后,元代实行的儒户制度与生员制度皆得以延续,但前者已经失去了圈定优免对象的功能,后者在明初扩大发展,成为基层儒士获得优免权的主要渠道。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蒙元时期将儒学视为一种宗教文化,明代则将儒学提升为官方独尊的政治文化,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流动模式。明代调整基层儒士管理制度,刺激生成了一个新兴的,且具有较大开放性的儒士特权阶层,从而使14世纪以降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中国古代“分家”行为探析

"分家"作为中国社会长期沿革的传统习惯,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财产观念。析分家产使得一个大家庭分裂为在经济上互不统属的数个小家庭,家长的家庭财产管理权藉此体现。在封建制中央集权时代,"分家"的意义主要在于经济层面。正统思想的演进,构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法律文化特征的"分家"制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视域下元代理学发展的条件与意义

元朝时期的中华民族经历着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这在元代理学的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大力推行汉法、尊崇儒学,并通过设立国子学、恢复科举、优待儒户等政策促进了元代理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元朝时期文化环境宽松,对各民族采取“各从本俗”的原则,对士子思想也并不干涉。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元代各民族文化的繁荣。由此,元代理学在南北方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元代理学家们既通过传播程朱理学推动民族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又通过“和会朱陆”的方式克服朱陆两派的弊端,开辟了理学发展的新方向。而元朝也在元代理学的发展中实现了文化认同,成为继承大统的中央王朝。

儒家文化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5年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地区儒家文化对家庭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越强的地区,家庭配置风险资产的可能性越低,反映出儒家文化的保守属性。研究采用了两种指标来衡量家庭的风险偏好,以使结果更加可靠;在替换了儒家文化的衡量方法、或把儒家文化的测度从县级扩展到市级和省级、或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进行实证检验之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儒家文化会通过影响家庭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来间接影响家庭的风险资产配置。因此,在儒家文化强的地区,政府更应注重发展风险资产市场,以引导居民做出更为合理的资产配置。

清律“家人共盗”的法思想源流

在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理想及方案中,教化是其重要部分。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传统律典因深受儒家之影响,也将这一理念容纳进来,并在有关"家人共盗"问题的律例中集中展现,在赋予尊长对卑幼的专制之权时,亦给他们附加教化之责——"养不教,父之过"的"连坐"责任。在儒家看来,推行教化的理想方式是礼乐(而非刑政)。礼乐源自人心、顺应人性,能在较大程度上发挥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效用。历代王朝在将这一理念转化为法律制度并运用于实践之中时,片面强调百姓中家长的责任,忽略"为民父母"的统治者所应同样负有的(甚至更大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君主推诿自身责任的心理。

宋元转变的汉人精英家族：儒户身份，家学传统与书院

1315年恢复科举制度前后,士大夫家庭已通过兴办书院从而把利用教育作为维护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战略。元初那些通过资助,兴办或以其他形式与书院联系,从而维护儒学学术传统的家族,获得入仕的有利机会。元朝建立后,书院时南方士大夫家庭的命运起着重要作用。书院除了为书院山长提供潜在的仕途外,还帮助元朝指定的儒户,即传统的士绅家庭维持特权。元初,恢复科举制度前,通过建立和扩大书院对当地教育有所贡献的家庭,经常受到官方任命作为奖赏。除了具有教育传统的家庭兴办书院,那些自南宋起就存在的家塾,为元代的书院奠定了基础。元代的书院,既是国家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是南北方汉族士人——以及非汉族士人——通过坚持儒家教育传统而保持地位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