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宁波府志》理学人物传的编纂理念

嘉靖《宁波府志》成书于明代中后期,其时王阳明心学在浙东地区大兴,是志辟设“理学”一门,实属旧志篇目设置的创新之举,也为后代志书所效法。该志人物传理学卷在立传标准和内容裁选上主要遵循三点:一是扬“陆王”抑“程朱”;二是详“学行”略“仕宦”;三是显“师承”隐“自得”。以此也可以看出理学思潮对地方志书编纂的渗透和影响。

试论金朝儒家文化分期——兼议“崇儒重道”基本国策

根据金朝儒家文化发展的情况,分为三个时期。一、太祖建国至熙宗天眷末。该政权逐渐理解知儒、用儒、重儒的深远意义,并实践之。三者密切衔接乃至重叠。这是北方民族诸政权汲取儒家文化的规律性运动。二、熙宗皇统初至章宗承安末。熙宗遵循“武功既定,文治勃兴”的程序,完成“皇统转治”,并制定“崇儒重道”基本国策。于是“儒治”全面展开,金朝进入鼎盛时代,随之儒家文化出现繁荣时期。三、章宗泰和初至金亡。金政权腐败,蒙金战争愈演愈烈,于是出现武治与文治并行现象。即使如此,儒家文化仍顽强地突显出来:忠臣义士大量涌现、大批儒家学者纷纷成长起来,当是最有力的证据。

论董仲舒儒学中仁的原始精神的缺失

董仲舒儒学的特点是维护王权并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他试图建立一种依靠礼法维系的社会秩序,并希望借助"天"的力量约束王权。董氏儒学是在秦汉政治文化整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他继承并改造了原始仁学,同时旁收诸子之学,最终构建起了儒学新体系。相较而言,董氏儒学的出发点和关注领域发生了转变,这种差异造成了董氏儒学中仁的原始精神的缺失,具体体现在"情""礼""民""士"四个维度。

乾嘉时期理学概述

清代理学的总体走向是趋于没落，相比之下，乾嘉时期的理学较清初和晚清更显沉寂。但在沉寂的背后，这一时期的理学仍在不断地进行分化和调整，并因为历史环境的变化和新的学术形态的出现而具有了不同的学术任务和学术特征。

“尽用西法”与“会通”为名——儒学与科学张力下徐光启的改历选择与圆融应对

徐光启制订了与大统历"会通归一"的改历方案但却"尽用西法",看似矛盾实则是晚明儒学与科学张力下徐光启的选择与应对。在科学强大张力下,徐光启通过对中西历学的客观认识、对逻辑自洽性与一致性思维方式的深刻认同,使改历尽用西法成为他的必然选择。而"会通"为名的改历方案扫除了"分曹而治"提议的弊端且避免了议用西历所引发的南京教案类似事件的发生,显示了他应对儒学张力的智慧。徐光启改历过程中对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处理方式于今仍具借鉴意义。

简论同光时期的儒学与民本思想

同光时期 ,儒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功能作用和价值取向上的变革 ,使儒学实现了从“尊德性”到“道问学”再到“经世致用”的历史性转变。伴随着儒学这一重大转变而来的是 ,民本思想在理论上失去了儒家学术的智力支持 ,在实践上丧失了儒学提供的精神动力 ,同光时期儒学的衰变因而也改变了民本思想的历史命运。

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标志论略

程朱理学推动了清初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一过程中于康熙中叶前后实现了自身"复兴"。其标志主要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重新确立,在社会观念上获得广泛接受,以及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热潮的兴起。

论康熙以“理”治国的理论与实践

在熊赐履等理学臣僚的影响下,康熙的理学思想形成。但是真正将理学付诸治国实践则与“三藩之乱”密切相关。康熙以“理”治国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厚风俗、正人心视作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敦庞之治”的根本途径;二是树立了“端本清源,源清流洁”的吏治与法治观念。汤斌受重用与被谴责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了康熙对理学臣僚始而寄予厚望、终而大失所望的心态,也最终导致了他对以“理”治国思想的反思。

清乾嘉后期扬州三儒学术发微

本文评析焦循、阮元、凌廷堪的经学思想 ,并说明清代乾嘉经学乃是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而创建的经世之学。先是以惠栋为主要代表的吴派 ;继之而起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 ;又继之的是以焦循、阮元、凌廷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吴派以复汉人训诂为宗旨 ,形成了汉学。皖派主张由训诂以明孔孟之道。扬州学派提倡面向人事 ,面向实践。三者相继 ,构成了乾嘉学派的正统。其特征是崇尚朴学 ,即实学。前人统称乾嘉经学为汉学 ,或目之为考据学 ,都非笃论。

末代士绅阶层的式微与儒教文化之危机——兼论《白鹿原》的当代文化意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绅阶层所尊崇的儒教不仅是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宗法家族中共同遵守的文化传统。二千年来,它具有稳固的统治地位。进入19世纪后期以来,在西方现代化的侵袭之下,士绅阶层日渐式微,他们所信奉的儒教文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牛兆濂是一位关学大儒,也是末世士绅,在中华帝国走向没落之际,他与自己所属的阶层一起步入日薄西山的境地。陈忠实以牛兆濂为原型塑造了《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不仅隐喻着儒教文化在20世纪上半叶衰落的命运,也寄寓着他重构中国当代文化的文学设想。

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

儒学"理性精神"是孔子学说的精华,主要应包括重证据、戒盲从,关心民生日用、提倡学以致用,运用辩证思维等项。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总是继承孔子思想的优良遗产和重要命题,同时结合本身所处的时代条件,进行再创造,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主张,由此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精神的提升。清朝乾嘉时代,尽管在特殊条件下造成了考证之学的极盛,但并非真的成为其"一统天下"。当时确有一些特识之士,能够超出"朴学"范围,进行理论性的探讨,并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贡献。最为显著者,如戴震,不但擅长于严密考证,而且精心撰写哲学著作,勇敢地打破"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枷锁;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在其考证学著作中揭示出"追求历史真实性"的价值取向,对于流毒极深的滥用褒贬手法痛加抨击,并且表达出对经国养民问题的关怀;如章学诚,他逆于时趋,抨击考证学末流以"补苴襞绩"为能事造成的严重流弊,倡导"学术经世",并且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大力探求作为人类社会演进客观趋势的"道"。尽管这些学者关注的领域不同,但他们认识的出发点和思想动力,就是儒学"理性精神"。因此,我们除了应重视乾嘉考证学成就之外,又亟须重视这一时期"义理之学"层面的成就,作重新审视。深入探讨这一课题,对于重新梳理乾嘉时期学术演进的脉络,和进一步认识儒学思想精华的强盛生命力,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隋代的儒学措施

西汉时儒学独尊的局面在玄学、佛学的冲击下被打破。隋王朝建立后,隋文帝及隋炀帝大力弘扬儒家思想,提高儒学政治地位,并以儒家勤政爱民的思想为执政理念,在儒学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尊敬孔子,重用儒士;编修儒家典籍;崇经尚礼,宣扬教化。隋王朝虽统治时间不长,但这些尊儒重教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笼络士人、宣扬德化、稳定统治的作用,并推动了多元文化的发展。

文学人类学介入经学:超越乾嘉的尝试——读《神话历史》丛书有感

《神话历史》丛书在资料处理、理论运用,或者说二者的"互动"上都达到一定的"规模"。对于经史相连的中国式"古典学",尤其是"礼学"、"春秋学"等,"丛书"作者,跟近年学术新进们一样做了相当艰难的摸索与尝试,以"西学"为参照系,在经籍思想内容、历史意义、文化观念、思维机制的探掘上,尤其是给予现代性的哲学升华上,花了力气,也得到一些收获。

元仁宗儒治视域下的同题集咏现象探析——以郭郁为视角

儒治是概括元仁宗在位期间统治特点的常见表述,其内涵具有多向度的阐释空间。在仁宗儒治的总体氛围下,这一时期的同题集咏别具探析意义。以围绕地方官郭郁展开的多次集咏为例,时人借此寄予着对仁宗儒治和儒家文化的深切体认。相较于判别作品本身的质量高下,这些在元代同题集咏群像中显示出独特性的样本从文学上与仁宗儒治达成的文史互证价值值得留意。

论年号中的《周易》及儒释道文化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源远流长,文化丰富多彩,从各个方面体现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特别之处。年号作为中华文化这棵苍天大树中的一小片绿叶,浸润着中华文化的营养,但通过它我们却能窥视出中华文化的博大。本文从中国历代使用的年号来源入手,从《周易》以及儒释道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以希求我们对年号中蕴涵的中华文化有更全面的认识。

人类增强的界线及其可能

如何为人类增强划界,以防范现代技术不断渗透并侵蚀人性的风险,是这个时代非常紧迫和尖锐的问题。在技术“之外”单凭某种“思”就为人类增强划定界线几乎是不可能的。要走出狭隘的“人民意识”,挺立人的主体性,必须正视人性的开放性和人自己创造自己生活的意义。这意味着人类增强的界线只有在“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与“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那种合一中来划定,才是可能的。儒家“天工人其代之”的高远理想或许能够与脑机接口、人体外骨骼等现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在理论上相互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