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流传与阐发——冯友兰与“Neo-Confucian(ism)”概念

冯友兰在留美期间(1920—1923)吸收了西方“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最早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指出宋明新儒学受佛道影响在本体工夫论上与先秦儒家不同,但在人生观上一致。随后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也阐发了“新儒家(学)”概念,从而使其成为流行的学术名词。虽然由于构建中国哲学史概念体系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文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道学”概念。但卜德又将冯友兰论著中的“道学”翻译为“Neo-Confucian(ism)”,从而促进了其在学术界的传播。随后以狄百瑞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致力于阐发宋明新儒学的现代价值,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概念在海内外的普及。

论明代讲章的三种类型

明代讲章有三种类型:宫廷经筵讲读时所进呈的讲稿、官学或书院讲学时的讲义、专为科举备考而编的“决科指南书”。决科指南书由于其功利目的而导致对儒家经典的肢解甚至曲解,引起了明末清初以来学者的严厉批判。但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着曲解经典的决科射利之书而否定所有的讲章,即使是有着明确决科目的的高头讲章,也有严肃寻绎儒家义理者,不应一概而论。不能因为《四书大全》在编纂体例上的杂乱而否定该书的儒学价值。从《四书大全》到《四书讲录》,这类讲义存在着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不同阐释理路。以历史的观点考察明代讲章的发展变化,才能真正认识讲章的学术价值、科举史价值。

治学、立人与化民:论儒家书院学礼及其当代转化

儒家书院学礼有着特殊力量,是书院曾得以兴盛的重要支撑,在书院治学、立人与化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价值在当代仍值得借鉴。儒家书院学礼的传承发展需因格损益,根据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实现学礼对象的传承与转变、学礼仪式的现代转化、学礼实践的体系建构。

论泰州学派儒学叙事“事象”的原创性话语

目前泰州学派思想研究以儒学平民化、世俗化转向为主要对象,鲜少从民间讲学、以“事”行“道”的“道”叙事行为方面进行考察。要理解泰州学派民间儒学“道”叙事的原创性话语,需要借助概念——“事象”。因为泰州学派依托《大学》格物说,鼓倡以“身”为本,“身”参与进入“家国天下”连续体,而民间讲学的“道”叙事行为使人们面向这个世界并获得空间归属感,百姓日用也得以在叙事中敞开和呈现。所以“家国天下”乃空间叙事的“事象”,有别于历史叙事的家国同构和编年体时间叙事模式。它们既可指涉特定空间场所,也是具有形而上意味、虚实交融的空间之象。“事象”提供了理解中晚明民间叙事繁荣的思想基础。

江户理学诗学向格调诗学的转关:室鸠巢诗学思想析论

江户前期日本诗坛以理学诗学为主流,朱子学派执掌诗坛,注重诗歌的教化功能。江户中叶,随着明代诗学的影响,格调派渐次成为日本诗坛之主调,儒学大家、杰出汉诗人室鸠巢的诗学观念虽亦主张“文以载道”“文随道至”,有着较浓厚的理学特色,但他开始强调“诗文分体”,长于辨析文体,重视诗法诗艺,表现出“文”之自觉的取向,呈现出格调派诗学的特色。他的诗学思想较集中地反映了江户理学诗学向格调诗学的转关,考察这一诗学个案有助于厘清、勾勒江户诗学发展流变之轨迹。

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论唐枢的经学思想

作为晚明时期甘泉学派的重要学者,唐枢在经学方面有颇多著述,其经学思想的核心理念可概括为“以心解经”。在他看来,六经之实质为吾性“幾神”触感而发的自然作用,六经之来源为圣人对“当世已行之迹”的誊写与记录,六经之功用为对物欲的克除与对性情的燮理。经学为唐枢的心学体系提供了文本依据,心学则为唐氏解经提供了价值取向。唐枢的经学思想对中晚明心学解经思潮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心”的领域为明代经学诠释扩展了空间。

儒家思想对高校教育管理的启示

作为先秦诸子百家的代表学说之一,儒家学说体系中蕴含着“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全方位的内容,其不仅为当时社会道德规范教化标准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随着几千年历史的演变仍在教育管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阶段高校教育管理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学生民族认同和爱国情怀仍需加强、学生诚实守信意识需要进一步提升、学生价值观易受不良思想浪潮影响,据此,文章从儒家思想出发探寻实践策略,具体包括以“仁爱”“舍生取义”思想涵养爱国情感,明确学生在高校教育管理中的主体性地位,教育管理者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君子”修为,注重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管理方式的应用,构建以和为贵、和谐稳定的高校校园环境。

士人治生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思想表达

士人治生是《儒林外史》创作关注的重要思想主题。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属性,但赋予士的社会责任以及“食于官”的制度设计仅是一种“政策合理”。《儒林外史》通过艺术再现士人扭曲的治生观念、塑造典型人物揭示深刻社会现实、文学表达叩问科举制度等手法,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但未能有效解决士人本业治生,反而削弱了士人的治生能力,形成了士人治生这一社会问题,而士人治生社会问题又影响了国家治理效能。吴敬梓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关注,不但有其自身生活经历的原因,也与颜李学派思想影响密切相关。

唐代敦煌地区寺学的儒学化倾向

寺学作为敦煌地区教育体系的一种特别的形式,在敦煌陷蕃之后开始兴起,到归义军时期愈发兴盛壮大。从敦煌出土的与寺学有关的文献可知,寺学在敦煌教育体系中主要承担着童蒙教育的任务,所学的内容包括识字、文化知识、诗赋、儒家经典、启蒙读物、佛教斋仪等,儒家经典或与儒学思想内容相关的教材在其中占据了较大比例,可见寺学教育具有明显的儒学化倾向。这一方面与童蒙教育的性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敦煌地区政策支持、寺院强大的师资力量、敦煌地区儒学深厚的根基有关。

“侯外庐学派”的经学研究

近八十年来,“侯外庐学派”的经学研究经历了批判总结、积极探索与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并在长期的耕耘中产生了《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等在当代经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力作。“侯外庐学派”经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第一,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横通”与“纵通”并重;第二,讲求“实事求是”、重视考证辨伪;第三,追求“独立自得”、注重阐微决疑。

晚清以来董仲舒形象的转变(1893—1949年)

晚清康有为撰写《春秋董氏学》并确立董仲舒汉代“教主”地位以来,各派学者对其身份应如何进行定位不断展开争论。章太炎等人在董仲舒学说来源上的质疑,经胡适、顾颉刚之手落实为阐明阴阳五行学说对汉代儒学进行渗透的史实;董仲舒在儒学发展上的事功,被唯物史观派解释成儒学日趋僵化的重要原因;结果使董仲舒在近代完成了由汉代“教主”向帝制代言人的形象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董仲舒既因学说来源驳杂不被儒家所认可,也因与汉代统治者高度合作的历史而不见容于在近代勃兴的诸子学,丧失了在近代存在的学术与文化意义。董仲舒形象在近代的再安放是各派学者合力的结果,也是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与时代价值导向艰难磨合的具体实例。

姚莹学术倾向探析——从义理、经济之顺序说起

嘉庆年间,在姚鼐“义理、考证、文章”的基础之上,姚莹指出为学应当注重“义理、经济、文章、多闻”。这一学术观念以程朱理学为基础,又援入了阳明心学部分概念,显露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姚莹在极力维护程朱“义理”的同时,也不忘发展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等诸多观点,将其内化为“经济”一说,在桐城派传统的尊朱观念之外有一定的创见。

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解析

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一文是金国灭亡后儒家文化在北方世侯的保护下逐渐恢复的时代大背景下写就的。元好问在《东平府新学记》中首先指出了东平府学在唐宋金历史上一脉相承,在金国时有过辉煌的办学成绩,东平府“不替问学,尊师重道”的地方风俗强大。将风俗提升到国家元气的高度,体现了元好问独特的文化历史观。在当时,东平府学既是州学,也是孔府家塾,还暂时扮演了太常寺的功能。东平府学培养了元朝第一批重要的文人官僚,并使东平率先成为了大蒙古国及元朝的文化高地。文章最后讨论杀身之学与异端杂学的种种表现。总之,该文是体现元好问文化立场的重要文章,值得认真研究。

河南庙学沿革考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王朝在此建都,因此,作为培育统治人才的官办学校相对其他地区来说也最为发达。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河南境内的各级官学便开始与主祀孔子的庙宇性建筑结缘,形成儒学发展史上独具特色的“庙学合一”教育景观,各级官学也多以“庙学”或“学庙”“文庙”相称。伴随王朝更替与社会变迁,河南庙学经历了从初创、兴盛、转型、复兴四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构成儒学在河南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庙学发展史上更彰显出河南特色与气派,一部河南庙学史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半部中国庙学史。

“百家”何以融合——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例

睡虎地秦墓竹简并非法家思想一家独大,而是儒家、道家、墨家各有体现,这表明诸子百家并存的思想逻辑存在于先民的思想意识深处,这里既有殷周时期天命观的遗留,又有人治作为共同底色的人文观念,还有战国后期精英知识分子对于“经”与“权”的认识。用五行相生解释“命”,五行相克解释“运”的先秦解释系统是百家融合的哲学基础。该文聚焦于睡虎地秦墓竹简,着重关注简牍所反映的哲学观念,主要选取《秦律十八种》《为吏之道》《语书》《日说》等篇目阐释竹简体现的百家思想融合趋势,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由宋明书院看书院赋的官学化倾向

书院赋是以书院的教学内容、自然地理、哲学思想为描写对象的赋作,中国的书院产生于唐末,兴盛于宋,明清时期广泛普及。特别是宋明年间理学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书院赋的发展与繁荣。从两宋至明清,随着科举的完备和推行,八股取士、官学私学的发展,书院赋也逐渐呈现出官学化倾向,明清书院赋的多种形态“学堂赋”“辟雍赋”“郡学赋”“讲学赋”“书舍赋”都展示了儒家教育的主体地位与书院赋的道学情怀。通过对宋元明清书院赋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特别对由宋至明代,书院因科举而理学兴盛的特点进行分析,探究宋代书院赋官学化之思想基础——儒家理学精神的产生,进而对明清书院赋的官学化倾向有较为全面的认知——赋作走向格律化,官学倾向带来的郡学赋的兴盛,最后总结评价宋明以来书院赋官学化的意义与影响。主要从书院赋官学化倾向为立足点,研究书院在宋明时期的特征与新变,通过论述对于赋作的官学化体系有初步的探索。

智者学派与先秦儒家德育比较与启示

古代中国、古代希腊的德育内容丰富、方法独特,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以先秦儒家学派与智者学派为代表,通过比较分析二者在产生背景、德育内容、德育目标与德育方法上的差异,吸收借鉴他们德育思想的长足之处,去芜存菁,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德育工作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