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从儒家语言观看“文载道”与“诗言志”的歧异

"文载道"和"诗言志"是两个常被混为一谈的传统文论命题。但它们之间既具有相通之处,更存在着明显的歧异。这种歧异既存在于"道"与"志"、"载"与"言"所具有的不同"指向性"上,也在于它们所依据的语言哲学基础所倾向的不同侧面上。从儒家语言哲学基础来看,"文载道"根植于名教伦理,"诗言志"则根植于言心合一。前者必然导向文学的外部教化功能,后者则暗示出文学的内在情感起因,而易于导向文学与内在心性的本根性关系。"诗言志"内在地包含着"诗缘情"的萌芽,而外在地预示了"文载道"的可能。

“载”与“载道”的诗学发微——“文以载道”再评价之二

现代学者认为“文以载道”之“载”字把文学当作装载工具,进而否定这一传统命题。其实,从“载”字的造字构形及与“天覆地载”的原生关系看,“载”义与万物受到“道”的鼓动而具有生长性相关联;从庄子论述“技”“乐”“言”与“载道”的关系看,表明“载”的实现应当具有精神条件;在儒家文论中,“载”义与“言志”“忧患意识”“不平则鸣”的积极主体意识相关。可以说,“载”字因其文化、审美及伦理上的多重意义而成为文道关系的审美中介物。

韩柳明道之文的不同理性品格

韩愈“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这使他的思想资源十分有限,对问题的思考也只能在传统儒学的体制内进行,因而他的道论难以超越先儒思想的局限;而柳宗元以儒为主、兼收并蓄的思想主张,实质上是要构建一种新的儒学体系,这也是他一系列闪光思想的源头活水。韩愈的保守意识还使他对儒学典籍缺乏怀疑,对其中的材料往往不加辨析,直接用作立论的依据,在逻辑上也存在诸多疏漏;而柳宗元要挑战传统儒学,就必须确保论据的真实可靠和论证过程的无懈可击。倘从理性品格的角度进行评判,柳文是远在韩文之上的。

魏源今文经学基本内涵释读

文章介绍了魏源今文经学形成的时代背景,主要探析了魏源今文经学的主要思想内涵:本末之辨的思想观、夷夏之辨的天下观、文道之辨的经世观、古今之辨的进化观,体现出了魏源试图通过变革创新救亡图存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谈周作人对“载道文学”的批判

在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体系中,"言志"与"载道"是一对核心概念。而且,对"载道文学"的批评是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言志文学观"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文分三部分展开论述:其一,对载道文学所维护的专制思想进行批判。质而言之,载道文学实际上就是为文化专制主义张目。其二,对载道文学所蕴含的"政治作用"的批评。过分相信和夸大"文字有灵"以及对于政治有大作用是载道文学的弊病。其三,反对模拟。周作人认为,封建专制是模拟之风久盛不衰的根源,其结果便是"无定见"。

韩愈对传统礼乐观的革新及其“不平则鸣”论

韩愈的"不平则鸣"论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与其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韩愈在对传统"礼乐观"革新中,重建了"道统",提出了根据才能学识、道德性情来选拔人才的标准,把寒族士人的仕进要求作为"道"的一项重要内容,恢复了穷苦怨刺之言的正统地位。这就为他在文学上提出"不平则鸣"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儒学和儒家文艺美学的嬗变

儒家文艺美学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按照儒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早期、中期和近期三个历史阶段,探讨儒家文艺思想与孔学、经学、理学、心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关系,分析与儒家美学相关的各种命题、范畴和理论问题。从"天人合一"、"体用一源"到"智的直觉",是儒家思想能与时俱进而脱胎换骨的生机所在,也是贯穿儒家文艺美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和思维方式。

隐逸文学中的不同精神内核

不同时代的文化精神和文人的生命需求在众多隐逸文学中常体现出作者不同的性格类型。而自儒、道、释思想先后成为中国文人人生哲学的三大基础后,这三大思想对于艺术意识的渗透使众多隐逸诗人在创作中相应表现出儒者之隐、道者之隐与释者之隐的性格类型。

儒道两家对相人术的超越及其文学表现

相人术作为一种预测方术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留下许多记载。通过对人的外貌神情、举止言谈的观察 ,从而推断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儒道两家在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表现。儒家遵照其“有诸内则发诸外”的原则 ,认为人物的美与善具有内在的联系 ,二者经历了由分离到重合的演变过程。道家则以美与善的巨大反差诠释了其独特的生命意识。虽然儒道都对人的外貌很关注 ,但儒家在伦理道德的层面品评人物 。

晚明理学视域下的冯从吾文道观研究——以“做圣人易,做文人难”的诠释为中心

晚明是理学与文学的共同转折期,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少数学者对此虽已有所揭橥,但仍未引起重视。要全面厘清二者关系,首先必须对晚明理学代表人物的文学观念进行研究。冯从吾作为晚明理学大家,其文道观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总体上围绕“做圣人易,做文人难”的诠释展开,在以否定文学为主的同时,又对文学高度关注,呈现出对文学警觉的态度。冯从吾文道观念与晚明理学环境及其本人理学思想结合极为紧密。他对“性善”本体形上性的重视切断了“文以载道”的可能,而他在对以“文学之士”为代表的“聪明之士”不遗余力辩驳的背后,实际是对王学左派“异端”思想的不懈辩驳。

经学视域下的《文心雕龙》器物之喻

以器物制作喻文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色,《文心雕龙》对之运用尤为突出,学界由此切入,从制作主体、制作对象、制作过程、制作规则、制作本质等角度将匠作之事与文人作文类比以阐释《文心雕龙》的文艺创作观念。不同于学界目前的研究,本文将此文学批评现象置于刘勰经学思想下进行考量,通过对文章智术的分析,指出当前《文心雕龙》的器物之喻研究未能紧扣经学视域下文体层和文术层的核心意涵,继而从器、文、道的关联中探讨物与文的相当性,并指出刘勰的象喻语言在表现经学思想和篇章主旨上存在的弊端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