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友兰对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

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既是儒学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国现代伦理建构的重要课题。作为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的冯友兰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在伦理观上,冯友兰力图澄清人们对儒家伦理的某些误解并对儒家伦理的内在价值予以肯定。他创造性地以“新理学”为儒家伦理提供形上学基础,同时结合唯物史观提出道德层次论,还通过辨名析理、抽象继承等方法探索转化创新的具体方式或途径,这些研究对我们今天进一步思考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和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的建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江藤树哲学思想研究

阳明学中的“致良知”“万物一体”等思想理论不仅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还在朝鲜、韩国、日本等国家得到广泛普及。随着阳明学在日本推广的不断深入,日本学者根据本土文化特征赋予了阳明学新的内涵。本文以日本阳明学开山鼻祖中江藤树的思想研究为视角,从日本阳明学的创立、中江藤树的哲学思想(良知观、圣人观、忠孝观、儒佛观)、阳明学对日本的深远影响等三个方面着重论述阳明学之于日本社会的重要价值。

中日两国忠孝观的比较

考察中日两国的忠孝观,会发现在看似相近的表象下隐藏着各自不同的伦理要素。这一对道德观念反映了两国不同的伦理体系及社会形态。忠、孝道德观念在两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反映出中日两国传统意识间的差异,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于正确认识中日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儒家孝论的发生及其变异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 ,一种文本一经问世 ,文本作者就已丧失对它的阐释权。注重自然亲情、追求人格独立与平等的原生儒家孝论 ,自秦汉以降便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愚忠与愚孝一同诞生 ,强调子女对父母尊长绝对无条件的顺从是秦汉之后孝论最大的特点。愚孝风气的产生 ,与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此 ,如何创造性地回归原生儒家孝论将是关系到儒家孝文化能否真正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论中国伊斯兰教的“忠孝”观

与一些西方学者和社会偏见所断言的相反,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非但不与伊斯兰教的真主独一论相悖,双方在忠孝观的问题上还恰巧有契合点。从《古兰经》和圣训中有关忠孝的教导、中国穆斯林学者对忠孝观的阐述、穆斯林群众对忠孝观的实践等角度分析中国伊斯兰教"忠孝"观的正负两方面作用以及中国伊斯兰教与中国宗教在维系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类同性可证,中国穆斯林大众和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其实在明清时期的大部分时段里因"忠孝"观而获得利益的趋同,也因"忠孝"观而遭遇共同的历史灾难。

魏晋南北朝时期忠孝论的转变

"忠"、"孝"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不仅是史学家编著史传的一个重要内容,还涉及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故而这一时期史家在有关"忠"、"孝"的评论上,一方面继承并淡化汉代"忠"的观念,另一方面极力提倡家族间的"孝",逐渐形成以孝为首的名教观念。这些史论中所包含的史家忠孝观虽未超出儒家之范围,却反映出浓厚的门阀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忠孝礼义”研究的价值与传播问题

儒学的当代性研究必须着重于当代转换、社会实践和大众传播,"忠孝礼义"是儒学中既有理性色彩又最具操作性的儒家思想范畴。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重新审视、发掘和传播其价值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在义理上正确处理好"忠孝礼义"的历史还原和当代转换问题,是推行社会实践和大众传播的前提和基础,而创新的传播形式和传播途径是继承和发扬儒学积极精神的有效保证。

高明行旅昆山无锡事迹考

作者高明与昆山的顾瑛颇有交谊,跟玉山雅集中人时有往来,曾参与顾瑛文士集团的社会活动,接触面甚广。其昆山无锡之行所作的诗文,则反映了高明在人生道路上的思想状态。一方面,他厌倦仕宦生涯,向往隐逸;另一方面,他又崇尚孔孟之道,忠实地恪守儒家精神。他的道德建构是竭力宣扬忠、孝、节、义,这是封建社会传统的伦理观念。这种思想基础和价值理念,造成了他把不忠不孝的《蔡二郎》写成了全忠全孝的《琵琶记》。

日本武士家训中的儒学思想

日本被认为是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但是,随着中日不同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日本儒学在许多方面具有与中国儒学不同的性质。武士家训就反映了这一点。儒学自5世纪初传入日本,即为统治阶级所学习。江户时代,武士谨言慎行、遵守礼节的自律与儒家道德相结合,修身之诫在家训中占很大比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国社会状况的差异,日本儒学的内涵并不能完全与中国等同视之。

儒家孝道文化面面观

儒家孝道文化产生的基础主要是虞到周代时形成的孝思想和社会现象,儒家孝道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事亲"、"孝弟",它有积极善良的方面,也有消极落后的方面。儒家孝道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有巨大的影响,涌现出很多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事迹,且制定了相应的法令和政策。弘扬儒家孝道文化的精华,要继往开来,加强道德法制宣传教育,建立新型的现代孝道观。

论唐五代白话小说的伦理观

唐五代白话小说往往儒道释三教观念并存 ,作品援儒入佛 ,宣扬忠孝 ,意在借助中土传统伦理观 。

先秦儒法忠孝观比较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都不反对忠孝道德,但是二者在忠孝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人性认同上,儒家以人性善为其忠孝观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忠孝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忠孝合一,法家认为忠孝相互矛盾;儒家持相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臣、父子的权利与义务,法家持绝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在忠孝道德的实现方式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法家提倡法律强制。

“孝”与“忠”的双重变奏——从忠孝关系的演变看儒学传统的历史实践

"孝"与"忠"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具有很强的逻辑相关性和一致性,但在历史实践中,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与困境。程朱理学尝试以"小孝孝亲,大孝孝国"的理论来化解这种紧张,并在观念上促成对"家"与"国"、"私"与"公"等关系的重新界定。这种思想资源又在近现代新的历史情境中变化流转,最终深深影响到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取向,塑造了国而舍家、公而忘私的民族集体潜意识。

“家族国家观”的悖论

日本儒教中的家族孝主义是家族国家观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幕藩体制下封建武士之间的道德,它无法直接为明治近代化的目标服务甚至形成阻碍。因此家族国家观虽然植根于传统的儒教家族主义,但又是对其不适应时代课题的部分进行修正后,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带有两面性,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儒教家族主义道德的简单复活。虽然家族国家观在统合民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其原理与近代国家原理之间存在抵触,致使家族国家观自身蕴含着重大的悖论。

沈德潜与乾隆诗学观的离合

乾隆认识到"诗教"对统治的重要作用,加之自身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其诗学观直接影响清廷诗教政策的确定。他高举"儒家诗教"的旗帜,以忠孝为旨归,树立风雅正则。沈德潜以重振儒家诗教为己任,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准则。君臣际遇,两人诗学思想有着惊人的印合,乾隆找到了诗坛的代言人,使沈德潜成为诗坛宗主。然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分歧,最终导致君臣关系的决裂。

韩非反对孔孟“忠孝”观问题初探

儒家学说以家庭伦理本位出发,建立起其独特的"忠孝"统一观;韩非从法家立场出发,致力于打破儒家学说,建立法家思想系统。文章主要探讨韩非如何从两大方面破儒之"忠孝"观而维护"君"与"法"的绝对性。文章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韩非从"利"的现实角度来揭破儒家父子、君臣之延续性;第二部分则分三点探讨韩非对儒家"忠孝"观之乱"法"性质的揭露。

被忽视和掩埋的过去——作为士大夫的林木陈

明末道忞禅师早年(出家以前)本是忠义两全的士大夫,此种特性影响到其日后作为释者对禅宗的贡献和后人对其评价。这可反映出禅师所属的粤东大埔县林氏宗族之忠孝观,也反映了明末清初禅宗儒释合一的所谓"禅宗复兴"现象的局限。

化凶为吉的认同传承:马来西亚客家人的传统寿衣文化

按马来西亚客家人从祖先传承的历史传统,子孙送寿衣给父母,是养儿防老的具体实践。寿衣作为人生最贵重华丽丝绸衣服,甚至以金银线装饰或绲边,或装饰金纽,是老人庆祝重大喜庆或六十岁以上大寿,向亲友显扬人间孝道的体面礼服;子孙早逝,老人也可以变卖寿衣配件或整件寿衣,感受子孙预早操心父母养老的孝道。到老人离世,寿衣转为殓服,随着先人上路,表达着子孙尽孝;内层再穿上生前新婚曾为前明国殇戴孝穿过的素服,即是由白事带出发挥忠孝两全的身教,发挥家国情怀的吉思。也因此,直至上世纪初,以客家人占多的华人裁缝,把寿衣视为手艺荣誉,量身开剪都得择吉日用心思。裁缝学徒要满师,条件之一就是独立完成寿衣的水平。

浅析《孝经》里的“移孝作忠”

我国古代忠孝关系的发展演变与思想家的注疏阐释推动有关,更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有直接关系。移孝作忠、模糊忠孝之别是大一统政权高度集中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义”的原则被逐渐淡化甚至被忽略,极权统治下的家国一体、忠孝不分实际是对个体情感和生活领域的侵占,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所以在五四前后遭到激烈的批判,但不免失于偏激。要继承儒家的孝道精华,就要使之与当下社会境遇结合,从对自己亲人的爱推衍到对集体、对国家的爱。

论金忠烈的儒家伦理价值观

金忠烈在《儒家伦理》一书中阐释了儒家伦理中的“孝”和“忠”,认为它们是生命的传递和扩充,具有旺盛的现实生命力。他还探讨了以两性为基础的人伦道德,包括两性平等、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及其关系等,并结合韩国的社会状况,论述了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既看到了现代生活对儒家伦理的冲击,也指出了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金忠烈对儒家伦理价值的解读对我们今天的伦理反思和建构具有启发意义。